长治市城区环保局扎实开展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活动

自开展创建省级依法行政示范单位活动以来,山西省长治市城区环境保护局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四位一体"发展战略,突出保发展、促转型、惠民生的基本要求和区委、区政府"四宜城区"目     

"多元一体":集体主导的村社养老模式 ——基于闽南乡村敬老院的个案考察

敬老院是村社集中供养模式的组织载体。在乡村社会场域中,敬老院的建立和运行离不开村集体的组织动员。村集体不仅是资源整合和社会动员的重要主体,而且通过养老服务外包构建了风险共担、分流治理和监督制衡的治理结构,维系了敬老院的日常秩序。因此,村集体是统合地方政府、乡贤群体、农民家庭和养老服务公司等不同主体的核心,由此形成"多元一体"的村社养老秩序。面对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困境,通过发掘基层组织的组织动员能力,立足村庄社会构建低成本、高福利的村社养老模式,是回应当前老龄化形势下农村养老服务需求的有益探索。     

北方农村高额彩礼的动力机制——基于“婚姻市场”的实践分析

在田野调研的基础上,以婚姻市场理论作为当前北方农村高额彩礼现象的分析框架,深入婚姻市场的构成基础和动力机制,聚焦于婚姻市场的主体和规则。研究发现,女方的婚姻要价是高额彩礼形成的基础性条件,男方的支付动力是高额彩礼之可能的必要条件;社会竞争和阶层配对的动力机制推动并实现了女方要价与男方支付的互动与勾连,从而共同助推北方农村高额彩礼的形成。     

农村妇女骨干的组织化与公共参与——以“美丽家园”建设为例

本文以"赣南新妇女"运动为基础,讨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在全国妇联发起的"美丽家园"建设中,家庭卫生如何成为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的连接点;在此过程中,妇女如何被动员起来,通过参与家庭卫生整治工作而进入村庄治理。本文认为,这一自上而下发起的"新妇女"运动为妇女的重新组织化提供了契机,一批妇女骨干被发掘出来,并通过参与家庭卫生整治进入村庄治理工作中。地方政府、村庄社会、村级组织都是妇女公共参与的机制性因素,它们为妇女提供了与国家联结的机会,重建了妇女的公共身份,也为妇女的公共参与实践提供了试错和探索的空间。     

村干部的职业化：原因、效果与限度——基于上海市远郊农村的调研

村干部的职业化是理解上海远郊农村基层治理的基础。通过对上海远郊村庄治理逻辑的梳理发现，村干部的职业化是村庄内生发展的需求、厚重治理资源的依托和规范性劳动力市场的倒逼等因素共同形塑的产物，并且塑造了上海农村的规范治理形态。但是，职业化意味着“简约治理”的失效和政府行政治理的深度卷入，它虽然顺应了“大都市、小农村”的复杂治理定位，却弱化了村民自治的意义，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成本。因此，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应该慎重推广村干部的职业化建设。     

新三代家庭:农民家庭的市场嵌入与转型路径——兼论中国农村的发展型结构

家庭的现代化理论与理性化理论建构了传统扩大家庭向现代核心家庭转型的路径,但忽视了市场化对农村家庭的复杂影响。市场化打破了农民以"过日子"为核心的家庭再生产路径,并通过城市化目标的注入激活了农民家庭的功能维度。"新三代家庭"中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围绕共同的家庭目标形成了代际整合与功能聚焦,主要表现为"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隔代家庭"的抚育模式和依附子代的竞争模式,从而实现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新三代家庭"属于功能性家庭,其内部化机制对家庭结构和伦理的再造改变了传统家庭的运行逻辑,形成了富有弹性的家庭形态。新三代家庭是农民进入和对接市场的媒介,构成了农村发展型社会结构的微观基础。     

市场区位：理解农民家庭结构差异的一个视角

家庭结构反映了家庭成员之间关联和聚合的形式。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力量逐渐渗入乡村社会并成为影响农民家庭变迁的主导性变量。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市场区位中分别处于市场中心和市场边缘的位置，这种区位条件的差异不仅形塑了差异化的农民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模式，而且形塑了差异化的婚姻区位和价值观念，并进一步影响农民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状态。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的农民家庭经济收入水平较高，代际关系比较平和，形成了子代依附父代的家庭结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家庭经济收入水平有限，代际关系比较紧张，形成了父代依附子代的家庭结构。家庭结构的东中西差异不仅展现了中国家庭变迁路径的复杂性，而且提供了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理解家庭问题并定位家庭政策的重要框架，为转型期家庭问题的具体分析和具体解决奠定了基础。     

农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其转变动力——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

近年来年轻人生育意愿越来越低，这将对我国人口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从农民家庭内部视角探讨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的转变逻辑。研究发现，生育成本提高是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转变的直接动力，而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的变化则是其生育意愿转变的深层动因。生育成本包括女性生育成本和家庭教养成本两个维度。现代社会生育成本提高引发年轻农民生育意愿转变的关键在于，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经历了从家庭本位向个体本位的变迁。基于此，释放农民生育动力的关键在于通过相应政策支持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减轻家庭育儿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