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与村庄权威结构的再造——以税务场村为例

支配农民面子行为和面子观念的规则发生了变化,面子的个体性和公共性是理解这种变化的核心。笔者认为,村庄中的面子成为了个体的面子,面子与村庄社会分层产生了互动,村庄的所有成员不再共享同一套面子系统。个体化的面子不仅再造了个人权威,也再造了村庄权威结构。     

村庄公共生活：历史变迁与外力形构——鲁西南夏村的个案考察

村庄公共生活的历史变迁内在地折射着乡村社会人与人社会关联的性质与方式变迁。在传统历史记忆中，建国前夏村公共生活主要是受传统仪式影响，集体化时期则表征为国家控制下的公共生活。而改革后的集体化时期，夏村公共生活出现短暂传统复兴而后趋于衰落，表现在政治性公共生活的冷漠、家族性公共生活的兴与衰、基督宗教信仰生活的兴起和日常生活的交往“圈子化”与休闲“私性化”。本文分析了国家与市场两个主要的外在变量是如何影响夏村公共生活的历史变迁，以及变迁背后村落社会中人与人的社会关联性质与形式。     

乡村社会结构转型期社会治理机制创新问题探讨——以关中地区北郭村为例

随着乡村民俗旅游业的发展,新的社会阶层出现,村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会变得纷繁复杂,挑战着乡村社会治理既有局面,增加了乡村社会治理的难度。为解决各阶层村民的民生需求问题,做到贫者不贫,富者更富,建构一个具有弹性的现代社会结构,合理调整利益格局,是推动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必由之路。     

先富参政与民主恳谈的治理逻辑——乡村治理的结构与绩效研究

本文就近年来在浙江乡村治理创新实践中最为学界关注的两个治理模式,即“先富参政”和“民主恳谈”,试图从经验的角度阐明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提出一个涵盖这两种现象的、阐明乡村社会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之间“因果式”关系的经验性命题,即“乡村治理结构越具有包容性或开放性,乡村治理的绩效就越高;而乡村治理结构越具有排他性或封闭性,乡村治理的绩效就越低。”最后以此为基础,探讨了乡村社会治理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问题。     

村委会直选后乡镇对村庄的“行政-庇护”型控驭模式分析——基于山东省X镇的案例

在村委会直选和村民自治的政策背景下，乡镇对村庄既有控驭的现实必要，又受到来自村民自治制度的掣制和村庄的民主压力。对山东省x镇的调查发现，乡镇政府一方面借助包村干部制度和村级财务“双代管”制度两项正式的行政制度介入和控制村庄，另一方面努力通过非正式的庇护主义制度对村干部实施隐性的约束。这种乡镇对村庄的“行政-庇护”型控驭方式，一定程度上修复了村委会直选和村民自治造成的所谓乡村“管理脱节”，同时也缓解了乡村关系“行政化”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制度冲突和逻辑张力。     

农民的行动观念与村庄秩序——一个地缘性村落的考察

农民的价值观是解释村庄现象与治理秩序的重要途径，既有的农民价值观研究考察了作为农民终极意义的观念，而不是农民在具体实践中的行为指导。农民的主体行动观念和社会行动观念这对概念是农民自我生活和村庄交往的指导，在地缘性村落中两种行动观念塑造了一种安逸的生活与和谐的村庄秩序。两种观念下的村庄秩序不再是乱象丛生的“问题化”治理后果，而是达到了一种均衡的、稳定的村庄“善治”。     

基层民主的实现与乡村社会特性关系浅析

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在政治和法律的强劲支持下逐步推进 ,但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到诸多因素的干扰和阻力。乡村社会特性在村庄权力结构、村庄区位结构、宗族背景等方面均对基层民主的实现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土地流转进程中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变革

在城乡统筹的进程中,农村的产权制度改革使农村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消解：在村庄的产业结构和村民的生活方式上均可以反映出来。由此导致乡村基层社会结构重构：基层社会自治组织、社区治理机制以及居民的参与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改变。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由间接治理模式向直接治理模式转变,乡村基层组织的财政基础、治理方式和权力结构以及治理运行逻辑都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乡镇财政空壳化倒逼下的基层政府几乎完全丧失治理功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传统地方权威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着失效和失语。而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当前非体制精英的崛起成为村庄权力结构变迁显著的特点,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从一元政治精英向多元精英治理转变。重塑乡村精英的"新乡贤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缓解后农业税时代直接治理模式下的治理困境。     

浅析中国人面子心理简

面子是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最不可或缺的人情媒介，可谓是中国人核心的人际关系准则，爱面子更可以算是中国人内在人格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分析面子的定义、文化渊源、特征以及面子社会功能的基础上，正确发挥面子心理的积极影响，对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及社会的良性运转具有重要作用。     

“三统一”与“三个文明”

江泽民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贡献和特点就在于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的三层关系:一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二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三是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存在”与“无”

把世界理解为“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并通过“存在”概念探求并界定世界的本质,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和思路。同时,“无”与“不存在”的问题几乎与“存在”问题同时产生,而且在对本质和终极问题的探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应该是哲学和宗教哲学最深奥、最重要的理论。     

"警察"、"公安"辨

"警察"一词比"公安"一词更准确,更能体现行业特点.从概念上看,"警察"的外延比"公安"大;从语用角度看,"警察"比"公安"更有表现力;从使用范围看,"警察"比"公安"更能与国际接轨;从使用年代看,"警察"比"公安"更有历史渊源.因此,宜以"警察"一词代替"公安"一词.     

“课程”与“精品的课程”：“精品课程”解读

将"精品课程"划分为"精品"与"课程"两个关键词,分别探究其意义,并最终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整合起来考察,赋予时代特点与先进理念,这将有助于人们厘清"精品课程"的真实意蕴,建构高质量的"精品课程".     

从有限做到无限

市场无极限,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应当满怀信心,从有限做到无限,在复杂的市场竞争格局中赢得生存与发展。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理管”初探

在中国的大环境逐步进入法制化的时候,应当明确“理”在组织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理管”。“理”在企业不同管理层次包含不同内容,只有实行“理管”,并辅之以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较好地达到“管理”目的。     

"实际性"的观念和"人"的概念

海德格尔的＂此在＂的观念不同于传统的古希腊和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虽然古希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基督教强调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但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了西方传统的关于人的普遍观念的基础。而海德格尔则要解构这种基础,为显现＂此在＂的意义扫清障碍。一旦做了这项工作后,对此在在其当下性中的＂实际性＂的分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而这种分析必然会涉及到时间上的＂今日＂。     

日本的“变”与“不变”

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掌政权之后,日本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大致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是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同”与“不同”,以及两党间的区别有多大;其二是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其三是民主党自身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     

卢梭的“瞬间”与“公民宗教”

文章意在研究“公民宗教”对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意义。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社会的“瞬间”,就形成了公意,但学者们在解释公意的形成和实质时,通常过分强调了契约观念的重要性。通过对《社会契约论》文本的细致解读,作者指出,“立法者”和“公民宗教”比契约观念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为重要和根本,并指出了卢梭的“立法者”和“公民宗教”与古代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