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影响中亚地区稳定的伊斯兰极端势力

最近几年 ,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在中亚的活动日益猖獗 ,连续制造多起爆炸、暗杀等恐怖事件 ,严重影响了中亚各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中亚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内外原因。目前 ,尽管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的作用与影响还不足以动摇各国的政权基础 ,但若将其彻底铲除尚有诸多困难     

探究“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作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主力军,＂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已严重影响到了中亚及周边地区的政治稳定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也给国家之间的关系蒙上了阴影。随着地区安全合作的加强和阿富汗战争的打击,＂乌伊运＂的活动受到一定遏制,但随着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重心向中亚和北高加索地区的转移,＂乌伊运＂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会是影响中亚地区和中国新疆地区的一个重要因素。     

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产生的原因分析

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的产生、发展、演变,是内外多种因素、多重作用的结果,既有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发展变化带来的宗教因素以及新疆社会基础的内部因素影响,也有"双泛""东突""中亚宗教极端主义"等外在因素的作用。充分认识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的渗透问题要把握其历史发展脉络,洞察国际时局发展态势,在定位清楚的基础上,认清地缘政治环境的重要性,警惕大民族主义倾向。     

浅析美国对中亚的战略

由于中亚独特的地缘优势 ,丰富的能源和其它战略资源 ,使其成为大国争夺的目标 ,美国更是把中亚战略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中亚战略目标明确 ,就是配合两洋战略 ,更牢固地控制住欧亚大陆 ,争夺中亚的油气资源 ,削弱俄罗斯的影响以及遏制伊斯兰势力的扩张。但美国的中亚战略会受到俄罗斯的制约 ,“三股恶势力”也会对其中亚战略构成挑战。由于中亚邻近中国西部边疆 ,美在中亚渗透会对中国产生一定影响 ,使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复杂化。     

“博弈”穆兄会与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走势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伴随阿拉伯国家陷入群体性动荡,伊斯兰主义力量开始借势而起。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不仅成为影响阿拉伯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而且成为中东地区各方力量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具。基于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不同考虑,沙特阿拉伯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穆斯林兄弟会持反对立场,并支持埃及塞西政权镇压和打击穆斯林兄弟会,而土耳其和卡塔尔则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并因此与埃及塞西政权和沙特龃龉不断。这种复杂的矛盾斗争构成了2017年6月以来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进而对中东地区格局的重组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也体现了伊斯兰因素对中东国际关系的复杂影响。中东地区力量围绕穆兄会的博弈是现代伊斯兰主义力量与传统保守伊斯兰力量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也是海合会内部矛盾和分裂加剧的表现,同时也与以沙特和伊朗为核心的两大阵营的对抗密切相关。从本质上来说,围绕穆兄会的博弈表明,伊斯兰主义在中东国际关系中具有强大的扩张与渗透能力,使宗教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突出作用成为中东地区体系的典型特质,并显著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     

新疆暴恐群体生成机制微观研究

暴力恐怖活动是影响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最直接最现实的危害。"群体性"是新疆暴力恐怖犯罪的显著特点。众多学者多研究宏观成因,而少研究微观。暴力恐怖群体生成,在因果关系上,"双泛"(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所衍生的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是主因,民族分裂思想"资源"的历史遗留是辅因。从公民个体微观考察,外因性因素主要是局部区域民族结构因素、生产力及经济因素、教育文化环境因素、宗教环境因素,内因性因素主要是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性格缺陷自控能力差、偏执极端的思维方式。其形成机制是接触与暗示、交换与模仿、竞争与合作、冲突与调适的社会互动。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极端表现形式,其本质是一场政治运动,政治诉求是其根本目的;随着其恐怖暴力倾向的加剧,它对世界各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亚伊斯兰复兴思潮的盛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开始在我境内进行渗透传播,对我国国家安全产生深刻的影响。     

秉承教义精神 传承中华文化——从中国清真寺的建筑风格浅谈伊斯兰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几点体会

纵观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的清真寺基本上是中式建筑风格的清真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落实宗教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对外交往、文化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出外留学、工作、朝觐等,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穆斯林受到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的某些礼仪、礼俗的影响,在国内某些地方个别修建了一些阿拉伯样式的清真寺,而且,讲究豪华、超大,脱离实际,铺张浪费,尤其是在新建、改建的清真寺内外,缺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符号,这些做法不仅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也有违伊斯兰教的教义,偏离了伊斯兰教崇尚"勤俭"的优良传统和中国伊斯兰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要求。为此,建设中国清真寺不能忽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符号,注重节俭、实用、量体裁衣,谨防"泛沙化"、"泛阿化"的倾向。同时,还应高度重视清真寺的功能,积极引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始终不移地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     

土耳其政治发展与对外战略中的身份政治困境

身份政治主要是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某些基于特定身份认同的群体，围绕获得承认和相关权利而产生的政治主张、政治实践和政治关系。当前，身份政治在土耳其国内政治发展和对外关系中十分突出。总的来说，土耳其拥有多重相互联系的复杂身份认同，并在超国家、国家、次国家三个层面形成身份政治的矛盾困境。从超国家层面看，土耳其存在泛共同体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即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矛盾，使其时常陷入超国家认同的迷思，追求与民族国家身份不符的政治目标。在国家层面，土耳其长期受宗教与世俗、东方与西方两对矛盾认同的困扰，以世俗主义为立国之基的土耳其无法摆脱伊斯兰传统的掣肘，作为西方盟友的土耳其又难以彻底融入西方，始终面临向东还是向西的战略困境。从次国家层面看，土耳其国家认同与族裔认同之间存在矛盾，以库尔德民族主义为代表的少数族裔群体为争取自身权利进行斗争，甚至走向暴力恐怖主义，给土耳其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甚至因冲突外溢而影响地区安全，阻碍土耳其入盟谈判和融入西方的进程。总之，多层次的身份认同相互交织、相互竞争，使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和对外战略面临深刻的身份政治困境。     

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文化解读

文化的世界是抽象的人类世界,是符号的世界,站在不同的立场可以进行不同的解读。中国传统的刑法文化存在着复杂多样甚至是矛盾冲突的多重性格,既存在着"慎刑"主义与"重刑"主义的对立,也存在着泛刑主义和泛道德主义的文化争鸣,儒家思想和法家学说分别是这两种法制现象的理论源泉。正是这种兼容的多元文化传统为后世的刑法实践提供了多元的选择,也为我们对犯罪的预防对策和控制模式提供了研究上的启发和帮助。我国现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不完全是学习西方——"拿来主义"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新形势下我国反恐战略的几点思考

阿富汗未来局势的发展和中亚地区的力量格局以及区域安全形势正面临深刻和重大变化,我国反恐形势也出现了诸多新的趋势。在新形势下,我国反恐战略应当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精神,置于国家安全战略之下,以群众路线为基础,以打击"三股势力"为核心,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强化国际、区域合作关系,加强反恐演练的反恐机制建设;同时还应提高反恐职能部门的情报工作能力、预警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有效防范恐怖袭击。     

菲律宾反恐怖立法述评

菲律宾是东南亚地区受恐怖主义活动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该国一直积极采取武装打击、加强反恐立法和反恐演习等措施,严厉打击恐怖主义。2007年菲律宾制定通过的《人类安全法案》凸显了对恐怖活动进行刑事打击的刑法基础、特殊权力配置和价值取向以及反恐组织法的构建等核心内容。该法案在立法模式和立法价值方面的有效经验为我国反恐怖立法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十大关键因素

东亚各国应形成“加强东亚合作是大势所趋”的恳切共识。中日应坚持“多边或地区高于双边”的外交原则,不把双边的分歧带入多边或地区的对话中。中日应支持中小国家在推动地区合作中发挥“牵头作用”,应认识到“一国主导型”的东亚合作模式是行不通的。中日韩应借鉴欧洲联合首先从“煤钢共同体”出发的经验,为建立东北亚能源环境共同体而努力。日本应注意使《日美安保条约》不具有任何直接、间接针对中国的成分。中日等国需要推动各自国内的体制与结构改革以适应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应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发展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人员交往,真正把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到东亚各国的政治日程上来。     

认识美国的反华势力--蓝队

中美关系的好坏对中美两国和全世界都有重大影响,中美关系的波折,除了一些客现因素外,美国的反华势力特别是所谓蓝队的兴风作浪起了较大作用。要推动对中美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利的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世人应该认清蓝队的面目和用心,并与之进行有策略的斗争。     

我国地缘现状与周边安全

地缘政策是一国外交战略的有机组成。我国地缘条件的客观复杂性与先天不足 ,使我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周边态势不容乐观。稳健的地缘战略应以区域安全合作机制为支柱 ,立足本地区 ,巩固发展与东南亚和中亚诸国的睦邻友好 ;正确处理中美合作与斗争 ,灵活应对并制衡美国的霸权压迫。     

东亚共同体建设中的中日合作与冲突

中日是东亚大国,东亚共同体建设离不开中日的主动参与,而中日关系改善的最大希望又在于推动东亚地区合作。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体制与前景,在根本上取决于中日合作的快慢与成败。以共建东亚共同体的意识构建中日关系的新基础,是中日关系走出历史阴影、携手走向未来的最佳选择。     

中国制造业外迁：现状和启示

保持产业链稳定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外迁现象越来越明显。中国低端制造业主要向东南亚、南亚以及墨西哥外迁,纺织服装产业和电子制造业外流态势明显。中高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回流至发达国家的趋势也明显增强,设备行业、化工行业以及计算机电子行业是回流的重点行业。在低端制造业迁出、中高端制造业企业回流的情况下,中国存在低端制造业“空心化”、中高端制造业“停滞化”“空白化”风险。因此,中国要实现制造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应防范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大量过快外迁,尽可能推动劳动密集型传统优势产业首先稳步向国内中西部地区转移、加强供应链生产端的配套能力、提升低端制造业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以及不断提高产业创新水平。     

中国东海沿岸地区文化在东亚各国的流布与影响

中国东海沿岸地区的文化与东亚其他国家关系极为密切。生活于这一地区的吴越民族,经常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渠道,将自己的文化形式与文化习俗东传到日本、朝鲜、韩国等东亚国家,并对这些国家的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促进这一地区与东亚各国进行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的因素,主要有移民、商贸、外交等等。在历史上,这些活动都曾对中国与东亚各国沿海地区的文化交流起过重要的桥梁作用。     

中亚水资源合作开发及其前景--兼论上海合作组织的深化发展战略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特殊资源。水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被一些国家视为一个日益突出的安全问题。而中亚地区的水利资源利用问题,特别是共同利用过境河流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威胁中亚区域稳定以及中亚各国实际安全的主要问题之一。文章阐述了中亚地区水资源的基本现状及安全的重要性,对中亚水资源危机的成因进行分析,并深入探讨了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亚各国在水资源合作问题上的可能性与合作方式,并对合作前景以及可能面临的挑战做了展望。文章还在最后指出,加强中亚深层次合作研究以及对上海合作组织自身深化发展方面的研究是当务之急。     

发挥《曼谷协定》潜力促进亚太区域合作

<曼谷协定>,作为亚洲最古老的区域贸易协议,与其他区域贸易协议相比,成员国内部贸易发展缓慢.2001年中国加入后,使之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市场规模最大的区域贸易协议,增加了该协定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并使该协定重现生机和活力.目前,成员国也以中国的加入为契机,发起了振兴<曼谷协定>的运动.随着亚洲地区的区域和双边贸易协议持续增加,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曼谷协定>要想发挥其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应有的潜力与作用, 关键问题是自身的发展和壮大.为此必须进一步吸纳新成员、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深化关税减让、拓展合作领域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