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权利公力救济研究——基于权利本位引领下的规范体系架构

由于罪犯特定的法律身份和人身状态，与普通公民权利相比，罪犯权利具有有限性、不完整性、特定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因此，作为弱势群体，罪犯权利亟须国家的公力救济。而单纯国家本位的监狱行刑中，遵循的是阶级斗争范式，不但对罪犯权利不够明确，而且在观念上习惯于“赐予”罪犯权利，根本无法全面保障罪犯及其利害关系人的权利。随着权利本位理论的确立，基于权利本位引领下的规范体系研究势如破竹，基于罪犯权利的不同来架构科学合理、切实可行、有助于监狱行刑和罪犯改造以及社会和谐的罪犯权利公力救济机制势在必行。     

浅议完善我国的假释制度

假释制度是我国行刑制度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罪犯改造和罪犯权利保护有着积极作用。假释作为一种对法院裁判确定行刑期限的改变方式,是罪犯享有的权利而非对其奖励。该权利介入了对罪犯主观改造评判的因素,因而其完善对于罪犯改造及其重新回归社会保障措施之建构有重大意义。但是,现存假释制度某些不合理的规定制约了其效用的最大发挥,有必要以改革的思路,完善假释制度的相关规定,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法治视野中的罪犯权利保障

法治代表了一种文明的法律精神,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好的治理社会的方式。保障罪犯权利是法治的应有之义,是贯彻法治理念在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法治视野中的罪犯权利保障,应当坚持依法行刑,实行罪犯人性化管理,完善罪犯权利救济和监督机制。     

罪犯权利的救济制度分析

一、引言长期以来,我们对监狱的解读是“国家的专政机关”,“暴力机器”,对罪犯的认识是“被专政的对象”,罪犯几乎没有权利可言,因而侵犯罪犯权利的现象时常发生。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加快,现代法治理念逐步确立,基本人权保障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罪犯也是人,也有“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保障罪犯权利已成为人民的自觉选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保障罪犯的权利,就是为了保障所有人的权利。罪犯“权利主体”、“特殊弱势群体”的观念得到普遍认同,并逐渐成为行刑活动的基本人权理念。在法治理论的框架里,救济是权利的应有之意。没有救济就没有权…     

罪犯权利保障：监狱法治化之必然

罪犯权利保障，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法治文明的标尺，也是监狱行刑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监狱法治化之必然。保障罪犯权利，始终是贯穿监狱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必须确立权利至上理念，国家权力不得超越于公民权利之上，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任意侵犯；防止权力扩张倾向，监狱及其监狱人民警察不能擅自扩大自己的处分权力，必须把握自由裁量的适度性；强化权利救济观念，权利救济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救济的具体模式呈现多元化，可以选择不同的路径来实现。     

环境保护中利益补偿法律机制的研究——权利救济公法化的经济学分析

权利的配置不仅左右收益或成本的转移 ,而且决定收益或成本的高低。因此 ,通过权利配置实现环境资源的价值最大化应是环境保护追求的目标。然而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 ,决定了其权利的初始配置应是一种社会化的权利。这种社会化的权利极易诱发私人权利采取“搭便车”行为对其进行侵蚀 ,因此 ,要实现环境资源价值最大化 ,就必须对遭受侵蚀的社会环境权利进行救济。但在此救济过程中 ,由于侵权人和社会环境权利的代理人 (国家 )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如遵循传统私法救济方式 ,容易导致私法救济的“虚位” ,因此 ,需要突破传统权利救济的私法化局限 ,实现权利救济的公法化。     

罪犯再社会化问题研究

本文以罪犯的再社会化为核心,通过分析罪犯目前的处境,围绕如何使罪犯再社会化,从微观方面(保障罪犯权利)入手,结合宏观的行刑趋势(行刑社会化),提出保障罪犯基本权利、促成罪犯再社会化的建议,以期对监狱中的行刑做出贡献.     

试论罪犯人权问题

尽管罪犯人权问题十分敏感,但无法回避。深入探讨我国罪犯人权问题,对于法治文明建设,正确行使行刑权力,保障罪犯权利,提高对罪犯改造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背景:刑罚权长期以来,社会和法律界对罪犯人权的认识有很多有益探索但亦有很多躲闪之处,特别是受社会报应观     

论我国监狱减刑制度的完善

减刑制度在我国监狱行刑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鼓励罪犯积极改造的刑罚执行制度。减刑在我国监狱行刑中适用率较高,可以说是监狱行刑中的一项最具实用性的激励性制度。近年来,犯罪形势和罪犯改造发生显著变化,《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不断完善和修正,监狱减刑制度面临着许多挑战,应进一步完善减刑制度,更好地发挥其权利保障和激励约束功能。     

自我救济的权利

权利救济是在权利被侵害后对权利的恢复、修复、补偿、赔偿或对侵权的矫正,它是一项实现权利的权利,争取权利的权利。权利救济是自我救济的权利,即权利人或权利主体对其权利的自我判断和自我实现的资格和能力。私力救济、公力救济和自力救济,是自我救济权利的三种外在表现形式。从自我救济权利出发,当代权利救济问题的实质是以自我救济权利为基点整合公力救济和自力救济。塑造合格的权利主体、倡导司法节制观和建构正义的社会结构有助于权利救济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完善我国假释制度的建设性构想

假释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一定期间后,如果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附条件地提前予以释放的制度。作为一种非监禁化措施和行刑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假释具有调动罪犯内在力量进行积极改造的激扬功能,对罪犯施行正反馈的鼓舞功能和对于刑罚执行的调控功能,并为罪犯由完全剥夺自     

关于罪犯受教育权实现不充分的思考

罪犯受教育权的实现具有明显的不充分的特点，其主要原因除罪犯权利的特质决定之外，还有观念方面、立法方面、执法方面等原因。保护罪犯充分实现受教育权利，是保证罪犯改造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依法治监的实现，关系到监狱行刑现代化和监狱法制文明的发展，需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当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强化权利意识、加强和完善罪犯权利立法、建立严格的执法制度、罪犯教育创新。     

信访制度变革与弱势群体权利救济

作为国家机器中的一种权力技术装置,信访制度曾经完成了国家许多阶段性的控制任务.直至今天,对于弱势群体,信访制度仍然被他们看成实现权利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信访的救济功能到底是更有助于弱势群体维护权利还是更不利于他们实现权利救济,这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信访救济属于一种逆法治的维权方式,对现有的法治框架下的其他救济制度是一种冲击.讨论信访制度应该怎样改革才能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和弱势群体维权的需要.     

我国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及其有效性分析

30年来,我国信访制度逐渐承担了日益繁重的权利救济功能。这一功能具有比较充分的宪法基础和法律根据,在为权利受到侵害的个人提供救济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制度设计层面依然存在不少明显的缺陷,在实际运作方面也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为有效发挥这一功能应有的救济作用,应当对这一功能在我国整个权利救济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重新作出科学合理的界定,并对与之相关的信访制度的各个方面作出及时而适当的改良和变革。     

从村民自治领域的权利救济看统一公法学知识生产的必要性——从村民自治领域的两个典型案例切入

村民自治是中国本土政治法律实践的重要成果,但该领域大量的权利救济却很难进入国家正式的司法程序之中。“有权利无救济”的根源在于部门公法学知识生产的分散性,这导致对村民自治权的法律性质的判断以及村民自治内外权利救济缺乏有效的理论和制度供给。“统一公法学”提供了一种整体化的知识生产模式,针对村民自治领域的权利救济需求发展出“社会公权力”理论和“统一公法诉讼”理论。这种整体化的知识生产明显优越于原来的分散化的知识生产,对于最大化提供公法领域权利救济机制,并表达中国自身公法文明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制度意义。     

浅谈罪犯服刑期间的权利保护

一、罪犯权利所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一)罪犯是身份特殊的公民任何有阶级的社会都无法避免罪犯这一特殊群体的存在。罪犯与一般公民的法律地位上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差别从总体上说是罪犯原有公民权利的残缺和罪犯义务内容的增加而造成的罪犯公民地位的降格:罪犯不能象一般普通公民那样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全部权利,其原有公民权利一部分受到法律剥夺;某些权利虽然没有被依法剥夺,但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处于受到法律限制;罪犯被依法监禁后,导致其行为能力受限,某些权利尽管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但却在客观上处于休眠状态。随着社会的…     

对罪犯权利的几点思考——以华东地区A监狱为例

对人类人权的尊重,就意味着对社会每一个个体的尊重和认同,当然也涵盖了对罪犯人权的正确认识和积极保护。基于罪犯的人权,才进一步引申出罪犯的其他权利,这同时也是人类理性认识和选择的结果。试想一下,如果社会能够对于罪犯人权的剥夺采取容忍、默许甚至是支持的态度,那么,对于社会上其他在道德或行为上的有过失的成员,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无疑也是对于他们权利的肆意践踏。最终,这种对于权利无休止的挤压必将发展到对于社会中任一阶层的任一成员——至少也是对于该成员某些或某个权利的粗暴干涉或任意侵犯。而这,对于整个社会共同体来说,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     

假释的基本趋向：从国家恩惠到罪犯权利

假释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从应然的角度,对假释的认识应从“国家对罪犯施舍的恩惠”逐渐演变成“罪犯的权利”。假释可以分为任意假释和强制假释两种,其适用比率在行刑中可以提升,适用对象也应扩大到被判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但是,对于被判死缓和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明确只有被减刑为有期徒刑时,才取得假释请求权,这应作为任意假释的前置条件。罪犯符合法定条件时,应当被强制假释。假释的考验期应重新规制,以适应行刑实践。     

中华文化“和合”思想与恢复性行刑之契合

“和合”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质。恢复性行刑在于修复罪犯与受害人关系，恢复正常的社区和社会秩序，故恢复性行刑理念与“和合”精神不谋而合。契合“和合”思想与监狱恢复性行刑，重在实践：积极营造监内“和合”文化，建立向受害人和相关人悔罪机制，赋予罪犯劳动改造制度新的内涵，促进监狱与社会的和谐互动。     

法治视野下对信访功能的思考

信访制度在历史上既发挥了联系群众的功能,又具有一定的权利救济功能。当前,信访制度仍有继续发挥权利救济功能的必要性。但信访制度行使权利救济功能毕竟与法治理念有所背离。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应强化信访制度的联系群众功能,弱化其权利救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