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营销视角下的中国外交战略分析

中国处于国内体制改革和外交战略转型的双重机遇期,在对外交往中需要在经济实力和实际影响力之间进行有效的相互转化,以实现国家利益。国家营销理论对国家战略的规划定位、体系设计与实施手段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其对战略实施阶段的多元营销手段,可以用来分析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国家营销视野下的外交战略分析框架包括三个部分:国家战略定位和道路选择、外交战略体系设计、外交战略实施。中国外交首先要在国际体系层面找准国家定位,在国内层面找准政策定位,在外交路线上做出明确选择。中国逐渐将经济外交列为核心外交政策,辅之以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等政策手段,围绕"实力与权力之间的有效转化"这一核心议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层面进行外交布局。中国在价值塑造、市场细分、促销渠道等外交战略实施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美国“黩武主义”探源

美国"新黩武主义"或"新军国主义"是21世纪以来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作为一种国家安全政策,美国"黩武主义"对内把战争准备放在治国方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地位;对外把武力作为重要政策工具。其具体表现为长期维持着最庞大的军事机器(包括超强军力水平、广泛海外军事存在和庞大国防体制)、最为频繁地发动或卷入对外战争、始终把武备置于安全战略首位。美国"黩武主义"并非新现象,而是一种具有深刻历史—文化、法律—制度和经济—社会根源的外交与安全战略传统,在美国两党中都有众多拥趸。美国"黩武主义"虽然面临各种内外制约因素,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表现形式和实际影响不尽相同,但当今国际安全格局的单极性质,是其随时可能重新抬头的基本条件。     

晚清外交中的尚争思想及其实践

晚清外交除了屈膝求和、丧权辱国这一主场景之外,还存在一些坚持军事或外交斗争并收回相关权益的案例,即尚争外交。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主流是尚和、中庸,尚争外交风格主要是受到了湖湘文化的影响,并成为中国传统外交思想中的一个特殊分支。尚争精神并不必然能保证外交的胜利,其成功取决于国际环境与形势、敌我实力对比和国际规范的效力等要件。据此对晚清外交的相关案例进行分析,不但有利于理解晚清外交的复杂性,拓宽中国外交思想的研究视野,也有利于为当前中国外交实践提供经验与教训,以更好地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利益。     

论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和平思想

和平思想是贯穿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线索。在对国际形势作出客观分析后,邓小平指出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同时,在对外政策上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处理与他国关系时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有的和平的外交战略.最终都指向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国在21世纪更加稳定和持久的发展奠定基础。     

浅析新中国外交理念的转换

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 ,中国外交理念经历了五大变化 ,包括外交从受意识形态制约转向按国家利益要求选择对外政策 ;从反体系外交转向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体系 ;从简单地按敌我友划线制定对外政策转向不结盟和全方位外交 ;从在美苏两超中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转向独立自主 ;从以政治、军事安全为外交主要任务转向重视经济外交等     

讨论抗战时期的民间外交

进入抗战时期之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扑朔迷离,变化复杂,在抗战的初期阶段,国民政府开展了国民精神动员运动,加强了民众对于国家现状的了解,认清了当前战争形势,对民间团结抗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抗战期间,为了联合一切力量争取抗战援助,国民政府积极改变调整外交策略以适应战时需要。在外交的具体运筹中,国民政府能够坚持对日基本立场,坚决站在民主阵线一边,并依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对外政策。     

嵌入与自主:国家治理模式对群体性外交冲突处理的影响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伴以各类群体性外交冲突。对这些冲突进行学理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民众引发的涉外群体性外交冲突,或外国民众引发的涉华群体性外交冲突,使中国外交部门与相关国家外交部门在对这些冲突进行处理时,大多处于被动的境地。对此,一个国家治理模式下的"嵌入—自主"模型可较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并解答为何国家治理模式的差异对类似事态的走向有不同影响。研究发现,同样由大众压力引发的群体性外交冲突事件,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会使当事国在对外交涉和谈判时做出差异显著的反应。民众对外交议题的嵌入性与群体性外交活动的自主性最为突出,它们一并影响到一国政府的威信及对外谈判的议价能力。因此,有效平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嵌入与自主关系,既是未来中国政府有效治理群体性外交冲突事件的重要着眼点,也是推进中国对外事务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化的题中之意。     

对抗性外交、战略框架转换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以《八一七公报》谈判为中心

中国的"联美反苏"战略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倒退,引发了对台军售问题的谈判。为维护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中方确立了在双边框架下施压的方案,形成了强制性外交的局面。但这个方案对美施压低效缓慢,最终中方被迫转换到战略框架以寻找筹码,开启对苏缓和,打破谈判僵局。谈判的成功关键在于中方从对美政策的双边框架转换至战略框架寻找筹码。战略框架的调整结束了"一条线"战略,中国开始按均势原则经营大三角关系。谈判的成功也证明了中国以外交方式处理中美关系和外交摩擦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大国外交既要坚持外交的和平本质,又要充分利用丰富的筹码,灵活调整对外政策。     

区域性公共产品、功能性合作与日本的东亚外交

积极扮演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有效参与东亚的功能性合作,是战后日本东亚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对外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对日本在东亚地区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参与功能性合作的历史背景与战略考量进行简要梳理,从战后国际环境和日本国内经济社会变迁中追根溯源,分析其动机、资源和手段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在特定的战略制约下,创造性地利用已有资源,从而在既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和外交存在感,这既是吉田路线以降诸多日本外交战略倡议和政策主张的基本内核和共通之处,也是指导战后日本在东亚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参与功能性合作的战略初衷.在实践中,日本通过国内“善治”经验的外化、新的安全理念和治理理念从国内到区域层次的映射与推广以及官民并举、多元行为主体协同参与等方式,在地缘政治制约、历史心理牵绊下较为有效地开拓了战略空间,改善了双边认知,增强了地区影响力和话语权.     

论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与对外宣传、公共外交和价值观外交不同,它是以一国政府为主体,在思想、教育、文化等领域,基于主体的平等性、方式的对等性和相互性、内容的相对真实性、目标的长远性,对他国开展的持续性的人员交流、文化传播和思想沟通,以渐进实现国家软实力提升和文化推广等目的的活动。人文外交是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概念,强调包容与和谐以及以人为本,人文外交尚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和发展。文化外交可分为思想外交、文明外交和文艺外交三个层次,其中思想外交效力最强,是文化外交的核心。近代世界历史表明西方在全球政治中的霸权地位离不开西方思想的扩张和征服,各种反抗努力的失败更显示了思想外交的强大力量。中国应该吸取历史经验,通过参与和推动思想和价值观的国际讨论、整合制度资源、集中力量服务思想外交、大力开展学术外交等方式加强文化外交,提升中国软实力,实现国家利益。     

中国国家自主性的演进与外交的进步

外交的进步性绝不是自封的,而是社会性的。中国外交的进步性、化解中国威胁论,不能仅仅求助于和平友好的政策宣示,而必须基于具有说服力的理论阐释。国家自主性是阐释外交政策的有效理论工具。国家自主性不仅涉及行动能力问题,而且涉及自主地位问题。国家自主性的基本类型及其自主地位性质决定着外交的性质。国家自主性包括权力主导型、制度主导型与观念主导型三大理想类型,不同类型的演进决定了一国外交进步的基本趋势,但外交的进步性还离不开合法性的认可与嵌入性的支撑。建国以来,中国国家自主性在国内经历了从权力主导型到制度主导型的演进,在外交上经历了从绝对自主性到嵌入自主性的转变。正是国家自主性的历史性演进,促进了中国外交嵌入性和观念合法性的平衡增长,推动了中国外交的历史性进步。     

文化外交:新时期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

文化外交是主权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文化外交具有间接性、渗透性、长期性、基础性的特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外交在配合我国整体外交,提升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理念以及树立良好国家形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百年外交实践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百年历程中,对外交往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工作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和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联盟外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和平外交、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共产党百年外交的历史经验表明:党和国家的外交事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中心,牢记初心使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反对外来干涉和霸权主义;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大势,高瞻远瞩,与时俱进。     

张之洞外交思想论

晚清重臣张之洞是“以夷制夷”外交思想的积极提倡者。本文认为，他的外交思想有两点可注意之处，一是经历了从策略思想到战略思想的转变，二是主张以“重利”联结强援。弱国不可轻用“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而张之洞却反其道而行之，且以“重利”为代价，其用心虽良苦，危害却重大，表明了晚清中国处境的窘困与无奈     

日本外交的选择:概念、议程与方向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战败后,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治家基于对国家特性的重新认知,确立了以全力发展经济、轻军备及对美协调三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吉田主义",为日本描绘出复兴的蓝图。在宪法的"和平主义"精神及外交本质的合力之下,日本外交得以挣脱战前的扩张路线,在摸索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其主要特征,则系于"宪法九条"、"日美同盟"、"经济中心"与"历史遗产"四位一体。其中,"宪法九条"与"日美同盟"这两大选择的目标、路径与方法并不相同,因此也屡遭质疑与局部修正,但"吉田主义"凭借其内在的强韧性,即使在冷战后依然维持了整体结构上的相对稳定。然而,这一局面在第二次安倍执政时期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外交的和平主义精神正经历实质性考验。日本明显加快了战略转型的步伐,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突破既有思维、法制及惯例的框架,外交体制也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总体战略形态及外交体制的变化,无论对日本自身,还是对亚洲各国,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涵。展望未来,能否真诚反省历史,致力国际协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是日本外交所面临的"世纪性"课题。一个不甘衰落而积极挑战自己的日本,如何融入日新月异的亚洲?面对新的历史机遇,日本须减少战略误判,戮力合作。没有健全的亚洲外交,日本外交难有未来。     

战争、革命与中国现代外交叙事的形成——基于20世纪30年代外交知识类图书的考察

中国战争与革命的社会环境和话语体系深刻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面向大众的外交知识叙事。现代外交概念在向大众普及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一种以力量和胜利为核心的概念工具、号召民众参与外交的动员工具、规范国民外交运动的规训工具。战场上强调克敌制胜、集结力量、反抗精神、积极斗争、服从领导、有组织有纪律等军事话语全方位渗透到大众外交知识读本的语言中。中国在战争与革命的背景中利用“外交”概念以及相关知识信息，向大众普及了一个强权林立的世界现实，而中国也需要动员和组织民众通过积极的反抗和斗争、以严密的组织和纪律谋求弱势国家的外交空间和胜利。现代外交概念在中国走向大众的历史固然有欧美外交民主化思潮的影子，但是却最终在中国战争、革命和反抗侵略的民族话语中得以生根。     

六十年来新中国外交布局的发展——对党代会政治报告的文本分析

外交布局是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对与不同国家关系轻重缓急、先后顺序的安排，体现国家对外关系的定位和战略。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从八大到十一大，中国根据无产阶级的阶级观和国际观，在对外关系布局中始终把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放在第一位，其次是对被压迫民族的支持，第三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而从十二大到十七大，经过改革开放以后的不断调整，到本世纪初中国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重要舞台”的成熟、稳定的外交布局。随着对外关系布局的变化，中国对外交往的领域在扩展，内涵在丰富，以关系为导向的外交正在朝以功能和领域为导向的外交发展。     

理解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在保持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连续性的同时,也展现出新趋势和新特点。在战略和宏观层面,外交服务内政的主要任务和外交总体布局基本维持不变。在具体政策层面,仍然重视对美关系,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在海洋权益争端和朝鲜核问题上,一方面保持原有政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行动更为积极,政策更加明确。在操作层面,"首脑外交"更加活跃,国家利益在对外关系中的坐标作用更加突出,外交工作的全局统筹、顶层设计、中层协调和一线执行等都得到强调和重视。这些新趋势是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外交的延续,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身份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要求,是中国政府和社会环境变迁的客观结果。这一发展趋势将会延续下去。鉴于影响中国外交的因素在增加,未来中国外交将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亟须在不同观念和利益、国内和国外、维稳和维权、国家利益和正义原则之间尽量寻求平衡。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外交方略

中国抉择"和平崛起"之路,昭示了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宣言。中国的"和平崛起",其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它将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崭新的大国崛起的模式。中国"和平崛起"的外交新思维的主要内容有: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致力于增进人类的共同利益;确立"和而不同"的外交新理念;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以"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争取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平崛起"的中国外交要正确把握发展、主权和责任三者之间的关系;要致力于国际机制化生存和发展;要正确把握与处理中美关系;要正确把握"和平崛起"与祖国统一之间的辩证关系。     

崛起困境与冷战后中国的东亚政策

在中国对外政策的分析方法中,体系结构分析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解释框架,但是既有的结构分析大都以中国无法影响体系格局为理论前提展开。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因实力地位崛起逐步成为可能推动国际体系格局转变的重要因素,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随之逐步显现,如何缓解崛起困境,即化解既要维持国家实力上升,又要尽可能降低体系安全压力的两难局面,成为中国外交难以回避的重要难题。本文尝试将崛起困境引入中国对外政策分析中的体系结构框架,考察冷战后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原因和战略效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东亚政策的实践表明,以崛起困境为线索的体系分析框架具有较强的适用性,能够较好地说明冷战后中国对外政策的政策措施、调整动因和政策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