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和行政处罚的衔接与协调应对———以劳动教养的废除为视角简

劳动教养制度作为一项颇有争议的制度，其存废又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问题。改革劳教制度，是必然要作出的历史选择。刑罚、行政处罚的衔接全面实现公法责任，劳动教养在我国的责任体系中根本就没有存在的余地。建议把现有的劳教事由分流处理，有步骤地把劳教事由逐渐纳入到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其他行政法等部门法中，以实现劳教制度的顺利废除。     

试论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

行政处罚与刑罚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制裁方法,前者适用于一般的违法行为人,后者适用于犯罪人。目前,我国的行政处罚和刑罚还未能实现有效的衔接,故有必要从立法、刑罚适用上进行论证和分析,并提出行政处罚与刑罚衔接的构想。     

论劳动教养之刑罚化——以犯罪防控为视角

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属于行政处罚,而非刑罚方法或保安处分措施.它与短期自由刑的错位导致了司法悖论的产生.这不仅体现在体系与层次上,更体现在权力配置上.劳动教养的改革可以设计为刑罚化与司法化.现行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可以加以解构,其中相当部分可改造为半剥夺自由的刑罚方法,由此也完善了整个自由刑体系,更利于犯罪防控.同时应将其决定权收归法院行使,适用相应的诉讼程序.     

被劳教行为该向何处去——以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的衔接为中心

劳动教养虽然事实上成为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之外的第三种处罚措施,但违宪性决定了它不能分裂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之间的衔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与《刑法》第13条的规定实现了二者的贯通,架构了"二元制裁体系","处罚衔接漏洞"是个伪命题。因此,原"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要么只能被转入治安管理处罚等行政处罚范围,要么只能移出法律处罚圈;刑法上的入罪门槛不因劳教被废而降低,禁止将被劳教行为分流入刑事处罚。现存的"收容教养"、"收容教育"与劳动教养没有本质区别,劳教被废止后,这两个警察保安处分措施应当被禁止适用。     

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刑法的现代转型

当前中国正处于风险社会的关口,环境犯罪问题尤为突出。在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犯罪的刑法立法仍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存在着诸多的瑕疵。为应对风险社会带来的新挑战,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实现由结果本位向规范本位的适度转向,由此,刑法应当适度调适犯罪圈的大小、建构双向的责任推定原则以及改革和创新刑罚制度,以充分实现环境刑法与风险社会的衔接。     

宽容刑事观下的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制度检视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和不良行为,我国并不正式地存在国外通行的保护处分制度,但具有类似的一些基本形式,包含在收容教养、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强制戒毒、工读学校、非刑处置和行政处罚等制度中。在当代惩罚向矫正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基于"刑罚后撤,保护处分前进"的平台,对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制度作一系统性整合基础上的规范化构建是相当有社会意义的,这种构建可从未成年犯保护处分的定性、类型、司法裁判机关及该制度和前科消灭的关系等方面加以展开,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需依赖于刑法宽容精神的倡导,惩罚在自我否定意义上成就了宽容刑事观的胜利。     

试论居民身份证制度处罚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居民身份证制度中的处罚体系存在的问题与居民身份证的重要地位很不相适应。这些问题主要是:行政处罚中有关规定前后不统一,相关的配套处罚措施残缺不全以及行政处罚力度偏弱;刑事处罚中主要是有关居民身份证犯罪的罪名过少,刑罚中缺乏财产刑的规定;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之间缺乏衔接。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立法来完成。     

关于劳动教养的几个法律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劳动教养在我国是一种最为严厉的行政处罚措施。由于其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较长,所以,在维持社会治安秩序、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救救轻微违法青少年等方面有着独特的重要作用,是我国特有的“刑事处罚——劳动教养——治安管理处罚”三级预防控制犯罪体系中不可缺少的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但是近几年间,劳动教养的人数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普遍下降,这与违法犯罪以及犯罪成员日益增多的状况形成了强     

论过失危险行为应当犯罪化

传统的过失犯罪都是实害犯,而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现代化器械的广泛应用,过失犯罪危险化已受到学者的关注,本文论证了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的理论基础不仅仅是主观过错,更在于其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的现实意义在于实现刑罚的目的。另外,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只应存在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中,在设置刑罚时应遵循谦抑原则。     

犯罪预防重心的转移与向社会本位的回归──以犯罪原因与犯罪预防的互动关系为视角

犯罪原因研究影响着犯罪预防策略的重心。对犯罪原因链条中各环节关注的变化将引起犯罪预防策略重心的变化。刑罚预防和情境预防都曾是我国犯罪预防策略的重心,但预防效果并不理想,由此导致我国犯罪预防在策略重心选择上走入困境。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构、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社会力量的发展壮大为犯罪预防策略重心回归社会本位创造了条件。因此,我国犯罪预防策略应当是以犯罪原因与社会政策的关系研究为依据,以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要措施,以预防优先理念为刑事政策的核心,最终实现犯罪预防重心回归社会本位。     

警察行政处罚权的优化配置

警察行政处罚权是重要的警察权力，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确保公共安全的有力保障，其运行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社会法治文明的发展水平。警察行政处罚权的优化配置需要通过重组警察行政处罚权职能、警察行政处罚权力配置法制化、纵向上减少行政层次并将权力重心下移、横向上加大处罚权的整合力度以及完善权责统一、事权一致的权力配置机制等途径实现。     

关于将社会服务令增设为治安管理处罚种类的思考

社会服务令是西方国家以责令轻罪犯为社会提供一定时间量无偿劳动为主要内容的新型行刑方法西方法律制度下的轻罪在我国多表现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当前,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种类中并不包括社会服务令,究竟社会服务令能不能被我国所借鉴,成为治安管理处罚的一个新罚种,以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价值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有关财产刑的几点误识分析

自由刑和财产刑虽然都是被告人实现刑事责任的方式,但是二者有着不同的功效、目的和作用,两者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也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二者之间不能易科;为弥补行政“追缴”、“没收”而适用财产刑的做法,无论是在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违背了法治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不应排斥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财产刑,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检察法律监督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建立,旨在解决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的案件不向公安司法机关移送的问题。然而,由于法律依据位阶低、信息渠道不畅通等原因,特别是检察机关无法对行政执法机关“不移送”情形实施法律监督,影响了衔接机制的顺畅运行。因此,要突破检察机关在衔接机制中履行法律监督的法理障碍,对行政刑罚进行重构,将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的活动纳入刑事诉讼程序,并实现行政执法中获取的证据与刑事证据问的衔接和转化。     

论行政责任实现机制(下)--行政责任的调控

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行政责任,行政责任的实现机制即表现出不同的结构.行政责任的实现是需要一个比较完善的调控机制的.从对行政责任进行调控的角度看,可以说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三者结合,共同发挥作用.从这三个环节入手,有可能构建一种比较科学的行政责任实现机制.     

非监禁刑若干问题及其改革探索

我国非监禁刑改革已经取得显著成果。但是,非监禁刑目前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其改革探索,仍然需要进一步予以关注。本文在广义上使用非监禁刑的概念,并就非监禁刑执行机构、未成年人非监禁刑、流动人口非监禁刑以及社区矫正制度等问题展开论述。     

“新公共服务”的公共理性诉求

作为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种替代性研究路径,新公共管理摒弃了传统政治理论的观察视角,用市场理念和企业家精神来重塑行政理念和价值,在追求效率和生产力方面,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案得到了不少的赞成和肯定,但它对于追求何种最终价值却鲜有兴趣.而以美国学者登哈特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理论高举公共行政价值追求的旗帜,将管理主义者边缘化了的公民权、社会责任、公共利益等价值量度重新置回行政话语的中心,而公共理性是实现以上公共行政价值观之基础,可以说,公共理性是新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理论诉求.     

论行政法上的责任行政原则

行政法上责任行政原则之确立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责任行政原则下的政府责任形式有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惩罚性责任和补救性责任,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等。责任行政原则的实现有赖于公务人员责任意识的增强、责任追究制以及问责制的发展完善。     

论公共行政发展的民主价值取向与政府行政模式转换

公共行政发展所蕴含的民主价值取向是推动政府行政模式从效率至上向社会公平至上和服务至上模式转换的重要因素,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西方国家在现存制度框架内推行政府改革、发挥政府的行政效能和体制内各个组成部分的合力、间接维护政治统治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在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研究公共行政的民主价值取向与政府行政模式转换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实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政治建设目标,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行政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