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研究视野下的异体问责展望

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各自发挥功能和优势,共同实现对政府及其官员及时有效的问责,才是更值得期待也更完善的行政问责。应当认真借鉴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开展异体问责的成功经验,通过激活问责主体、完善问责制度、优化问责环境、培育问责文化来不断完善异体问责制度,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点的行政问责体系。     

行政首问责的实证研究

行政首问责就是对负有领导责任的最高职务层次的政府官员问责。以1978-2010年间新闻媒体公开报道的官员领导责任问责事件为参考,选取37件样本,统计分析我国行政首问责中领导职务层次、官员问责类型与事故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规范我国行政首问责制度提供对策研究。     

行政问责的实践困境与法治化对策分析

行政问责,是特定问责主体针对政府及其官员就其权力的行使和职责的履行情况而实施,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行政控制机制。目前,在我国,由于制度缺失,致使行政问责实践中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为此,我国应该大力完善行政问责制,加快行政问责法治化进程,建设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从而不断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我国行政问责的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以问责事件为分析对象

随着近几年我国官员受到问责事件的不断出现，逐步显示出我国领导人建设责任政府的决心。虽然许多政府高级官员在此类事件中“落马”，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存的行政问责尚未形成一套可供操作的制度，因此其存在许多缺陷和弊端。应当通过提高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度、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合理划分行政权力、构建问责程序的方式来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公民问责：价值、问题及对策

公民问责,是以个人权利制衡国家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核心价值在于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并预防政府官员失责行为的发生,其法理依据在于＂权为民所授＂。在我国现代社会中,公民问责存在许多实际问题,践行公民问责的有效途径：增强公众问责意识,塑造行政问责文化;建立信息平台机制,畅通问责渠道;完善公民问责法律制度,保障公民问责主体权利。     

困境与理路：网络问责的政府回应性分析

随着公民问责意识的逐渐增强，我国政府对网络问责的回应性不断提升，取得了良好的回应效果，但依旧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如政府权威信息缺失、政府回应的思维方式滞后、回应方式失当、官员回应能力和素养不足以及政府回应的制度化水平较低等。要提高政府有效回应网络问责的基本理路，需推进政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提升官员回应能力与素养，建立长效的网络民意收集与反馈机制，完善规范政府回应行为的法律法规，提升政府回应的主动性。     

授权与问责:澳门特区官员问责制审视

官员问责制是责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澳门特区政府适应社会变革对政府责任的新诉求,于2009-2010年集中推出了与官员问责制相关的系列法律规范,从责任主体、责任范围、责任类型以及问责程序、问责后果等方面构筑了官员问责制的基本法律框架,并体现出兼具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的混合型特征。作为一种新制度规范,要使官员问责制取得预想的法律效果,还需要配套与完善程序性与细则性规范,并改革为其提供前提条件的行政授权制度。     

论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构建——兼谈《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伴随着问责制的常态化,问责官员的复出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目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两大特点就是无序性和隐秘性,严重损害了问责制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制的缺位。《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之前的不足,但仍然不够健全和完善,应构建问责官员复出的科学机制:一是对问责官员进行分类管理;二是健全问责官员的跟踪、考评机制;三是完善公开、公正的官员复出程序;四是建立违规复出责任追究机制。     

地方政府责任与问责制中的制度困境简

制度是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我国地方政府问责制的构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制度问题，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官员晋升制度、法律问责制度以及社会问责制度中存在的系列问题导致我国地方政府责任界定模糊，问责制也未真正达到制度水平。     

行政问责后的官员复出机制初探

我国的行政问责这些年持续发力,体现了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应有的责任和态度。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是官员问责制度的延续,也是对问责效果的检验。但目前被问责官员复出制度方面存在着许多漏洞,问责制度要想起到实效,必须要对官员复出机制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     

论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构建——兼谈《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伴随着问责制的常态化,问责官员的复出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目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两大特点就是无序性和隐秘性,这严重损害了问责制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制的缺位。《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之前的不足,但仍然不够健全和完善。我们应当构建问责官员复出的科学机制：一是对问责官员进行分类管理;二是健全问责官员的跟踪、考评机制;三是完善公开、公正的官员复出程序;四是建立违规复出责任追究机制。     

论被问责去职官员的范围——规范被问责去职官员复出的逻辑起点

探讨被问责去职官员的范围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需要，是协调规范与现实、应然与实然的需要，是规范被问责去职官员复出的必然要求。在探讨被问责去职官员范围时，应以问责事项为基础，兼顾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方式与责任性质。被问责去职官员的范围应包括各级党委（包括纪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领导成员，既包括上述机关的领导成员，也包括上述机关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     

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问责制的完善——基于矿难行政责任追究的视角

现阶段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绩效评价工作才刚刚起步,"官员问责"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在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中,绩效评价和问责是较为薄弱的一环。从我国近几年发生的六起煤矿特别重大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结果的分析看,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绩效评价和问责存在的抗拒执法,非法生产;超负荷组织生产;管理混乱,腐败等问题。因此需要借鉴国外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绩效评价工作的做法,建议应分别从问责目标、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内容、问责程序和方法、问责结果的应用等方面完善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问责制。     

论我国地方政府问责制之建构：问题与对策

我国地方政府问责制之建构和运行正在推进,亟待深化研究加大其力度.审视其现实情境可以看到,在"谁来问责"、"如何问责"、"如何定责"与"何以为制"等问题上认识、规制和运作层面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制约因素对地方政府问责制的完善和运行效度的实现极为不利.因此,提出促进建构与完善我国地方政府问责制,以优化问责资源配置的基本构想与路径选择.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意是使我国吏治进入"能上能下"有效运行的官员复出机制,却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要有效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序,这是建立被问责官员正常复出机制的前提;二是转变问责的模式,由"权力问责"转变为"制度问责",使被问责官员复出具有制度上的正当性;三是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责"形成完整体系,以减少官员复出的外部阻力;四是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以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     

社会问责与我国监督体制分析

在西方发达国家，问责制是一种追究公职官员责任的最基本、最常用的制度，某官员出现失职、渎职并造成不良后果或损失，或者出现个人行为不端、生活丑闻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等问题，该官员立即就会出来公开道歉，甚至辞职，情节严重的，还将导致其上司公开道歉或辞职。2004年4月由SARS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官员问责制”的广泛关注，带动了对我国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和问责实践的探索。作为行政问责的有益补充，社会问责在政府外部监督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我国的行政问责机制起步较晚，对于如何建立一个有效地问责机制，使之能加强我国的行政、社会监督体制是本文所要阐述的。     

论问责官员的复出：依据、乱象及机制构建

问责制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具体措施,在不到十年的历程中成绩斐然。但近年来被问责官员的种种复出“乱象”使其权威性受到挑战和破坏,进而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其原因主要在于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对问责官员复出的规定过于原则化,操作性欠缺。对复出机制的构建要从复出资格、年限、考核指标、职务安排、透明度方面作出制度设计。     

对我国责任政府体系构建的理论分析

构建责任政府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应然价值取向。然而,当前我国政府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责任政府体系的构建。通过培育责任行政文化、加强和完善法制建设和加快培育公民社会等措施,可以更新政府执政理念,实现问责制度化,夯实责任政府构建的社会基础,最终达到完善我国责任政府体系的目的。     

官员问责机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近几年,问责官员"悄然复出"事件频发,又一次"触犯众怒",这背后折射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诸多缺失,本文试分析问责官员复出的特点,以此为基础,从法律、文化、监督以及民众四方面来分析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失范的原因,并试图从中国古代问责制度和西方问责制度中找寻解决途径。     

完善行政问责机制的理性思考

要使问责制得以持续推行,当前最重要的是应完善问责机制。因此必须采取以下措施:明确责任种类及其形式,给官员以威慑;根据权力与责任相一致原则,严格界定问责对象;解决问责主体自身存在问题,增强问责主体的问责力度;明确规定问责事项范围;完善问责程序,实现问责结果的正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