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辩律师的执业及其规范

刑辩律师在审前阶段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查阅案卷材料、调查取证,并可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或代理申诉、控告;在审判阶段,主要是举证质证,提出辩护观点;而在救济程序中,刑辩律师亦可有所作为。刑辩律师的执业既可获得物质报酬,亦可赢得声誉和社会地位,但其执业也充斥着风险,即刑事辩护具有＂经济效益差、法律责任大＂等风险。为实现司法公正和律师事业健康发展,对刑辩律师的执业行为进行规范和控制很有必要。其规范和控制的着力点应该是：完善诚信制度、健全财务制度、拓宽监管渠道、改善执业环境等。     

试论交叉询问艺术--兼谈刑辩律师的基本功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和灵魂,所有的证据必须经过法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交叉询问就是对证据进行质证的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交叉询问是刑辩律师在新的控辩式庭审方式下必须掌握的基本功,是衡量刑辩律师的辩护艺术和技巧的重要指标.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策略

会见是律师介入刑事诉讼侦查阶段的一项最为重要的法律权利,其关系到律师作用的发挥和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有效行使。但是在执业过程中,许多律师感叹在会见方面困难重重。在会见前应如何准备、具体会见时的思路、如何处理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以及如何降低执业风险,成为了刑辩律师必备的职业技巧。     

走出刑辩的困境——律师执业权利的法律保护与制度保障论析

"辩护难"问题,折射出控辩力量的严重不平衡,折射出侦查、司法机关权力的强大,折射出律师地位的偏微,折射出法律规定在实践中的异化,折射出我们刑事诉讼制度的结构性缺陷,折射出我们观念的陈腐和愚顽,折射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漫长之路.因此,完善律师辩护制度,解决"辩护难",不仅是建立现代民主诉讼制度的需要,也是加强人权保护、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而如何走出刑事辩护的困境,则既要从律师的角度着眼,赋予其应有的权利,建立保障律师执业、纯洁律师队伍的机制;也要从诉讼制度的整体构架出发,改变程序设置,完善诉讼结构.     

律师执业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律师执业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政法机关执法能力建设的需要。律师执业权利在刑事诉讼中主要表现为会见权、提出意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和投诉权。在现行的法律规定和执法环境下,律师执业权利的充分实现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应当对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予以重构,以充分发挥律师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律师权利的宪法保护

律师通过在个案中的执业活动促进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然而在当前法制环境下律师的执业活动面临困境,律师的执业权利和人身权利受到很多侵害。要切实提高对律师权利的保护,应该从宪法层面规定律师的言论豁免权、人身安全保障权、保守执业秘密权、作证豁免权以及其他基本执业权利。     

完善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构想——兼评新《律师法》

刑事辩护工作作为律师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层面上更能凸显律师的社会价值。在新《律师法》即将实施之日,笔者分析了律师刑辩制度在实务运行中的困局并建构了应对方案,以期对该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     

简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律师这一新生群体正以崭新的职业形象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然而,在社会整体法治水平尚不尽如人意的当前,律师执业的实际状况不容乐观,尤其在刑事诉讼中,律师执业更是如履薄冰,举步维艰。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的依法执业权屡受侵犯,仍然存在着会见难、取保难、阅卷难、调查难及维权难等问题。法律的不完善、司法机关的歧视以及有关部门的偏见是造成律师参与刑事诉讼诸多难题的原因。建议通过尽快赋予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认真落实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规范工作制度,防止司法腐败等措施来对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加以保障。     

论律师的义务

律师的义务与律师的职业性质以及执业活动关系密切 ,作为执业律师 ,只有对律师的义务有全面和深刻的了解之后 ,才能够顺利地、有尊严的开展执业活动。     

试论我国军队律师制度

律师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标志。律师制度的完善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水准的重要参数。它通过国家的法律、法规形式,确立律师的性质、律师的资格与执业、律师的任务和业务范围、律师的活动方式、律师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律师管理制度方面的各种法律制度。我军律师制度,是国家律师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军队的特殊性,使军队律师机构和军队律师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运作方式和管理体制。探讨军队律师制度,不仅是军队的现     

人工智能在律师职业中的运用

在“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已被运用到律师行业。在法律法规快速更新的时代,律师相关学习能力的培养与应用成为其职业的最大特色。文章运用SWOT分析法,阐释了人工智能在律师职业运用中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优势为：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将法律文书整理工作化繁为简,提供低成本高质量法律咨询。劣势为：适用法律较为僵化,当事人隐私受到威胁,作为机器缺乏与当事人的情感沟通。法治工作深度推进、公民对法律服务需求日益扩大以及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人工智能在律师执业中的运用带来机遇。与此同时,也面临传统观念固化、不具有主体性和发生侵权归责不明等问题,给人工智能在律师执业运用中带来了挑战。应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在律师职业发展中的优势,克服劣势,积极迎接外部挑战,规避威胁,从而帮助律师积极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让人工智能技术为律师精准执业赋能。     

律师执业利益冲突规范的适用——兼论我国律师协会的属性定位

在律师执业利益冲突案件中，我国律师执业规范表现出“规制不能”以及“不能规制”的适用困境，并最终导致“同案不同判”的后果。这不仅不利于公民权益的保障，也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在律师执业利益冲突案件背后存在着三种裁判逻辑：国家主义法律观念下的机械司法、民间法的间接适用以及发挥目的解释的漏洞填补功能。三种裁判逻辑分别存在着背离实质法治的要求以及无法统一法律适用的弊病。因此，律师执业纠纷的合理解决最终需要依赖于律师管理体制的革新，即通过承认律师协会的公务法人属性，以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向“组织法”回归，从而切断司法直接介入律师执业纠纷的规范供给。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司法通过审查律师协会处理决定的方式介入律师执业纠纷。     

论律师执业豁免权

律师执业豁免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的权利,可以保障当事人的人权,促进司法公正,保证律师更好地履行其职责,也有利于审判方式的改革。修订后的律师法规定了律师享有庭审言论豁免权,意义十分重大,应该完善相关立法,扩大律师执业豁免权的内容,并强化律师管理、完善律师惩戒制度,防止律师滥用执业豁免权。     

建设与社会主义法治城市相适应的律师队伍——上海市律师队伍建设的现状与对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律师工作的新特点主要表现为律师社会身份角色、执业组织形式、行业管理模式、执业环境的变化。当前 ,上海律师队伍建设还有许多不足 :思想政治建设缺乏力度 ,党建工作存在薄弱环节 ,人才结构层次还不高 ,执业纪律教育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司法行政机关加强律师队伍建设的基本对策是 :律师队伍建设必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尽快填补律师党建工作空白点 ;以创建文明所为抓手 ,推进规范服务达标 ;加强执业道德教育 ,严肃执业纪律 ,加大惩戒力度 ;花大力气提高律师人才结构层次 ;进一步健全对律师的管理。     

律师执业利益冲突探讨

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存在会影响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和律师行业的信誉。西方各国律师制度对律师执业过程中的利益冲突问题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而我国的相关规定不足,在实践中缺乏指导意义和可操作性,因此应进行完善。     

略论律师执业的诚信建设

律师执业的诚信是事关律师业健康发展、国家民主法制制度完善的重要工作.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律师执业的诚信问题颇为关注.由于律师的行业特点,其诚信建设既重要又艰巨.本文分析了律师执业诚信建设的特殊性,目前诚信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检察机关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救济问题研究

律师执业权利救济是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重要内容.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确立为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救济的司法机关.新刑诉法实施以来的检察实践和相关数据表明,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加大对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控告申诉案件的办理力度,为律师执业权利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然而,由于检察机关司法救济职能刚性不足、律师诉讼权利不易获得及时救济、相关工作机制尚未健全等因素的制约,检察机关需要从机制建设、部门协调、内部沟通、程序规范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对律师执业权力的保障与救济.     

律师执业的愿望

律师执业的愿望是很多的 ,但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在一个好的司法制度和执业环境中愉快地执业。     

法治化进程中律师权利的保障和救济

较旧律师法而言,新律师法在律师的执业权利方面有诸多突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律师的执业环境,但仍然存在如何保障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以优化律师执业环境等诸多问题。应从大处着眼,不断完善中国的律师制度,以加强对律师权利的保障和救济。     

律师职业伦理:冲突与选择、道德权利及其法律化

在特定情形下,遵从律师职业伦理往往意味着背离一般公民道德。律师——客户关系的性质,要求律师职业伦理的核心只能是对客户(委托人)的忠诚尽职。律师在社会法治中的角色,意味着律师只能在道德冲突中选择遵从律师职业道德。律师能否在社会法治中发挥作用,取决于律师作为一个职业群体是否可以信赖;因而,律师个体必须遵从整个群体职业伦理,而无关乎其个人的道德观。律师职业伦理不仅仅是一种义务,也应当是一种权利,所以,律师职业伦理不仅是道德问题,更应该是法律问题。《律师法》及《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为律师职业伦理法律化奠定了基础,但对于律师职业道德权利特别是拒绝权的法律确认,还有待三大诉讼法或统一《证据法》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