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证据法的兴起

本文对这样一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即现代证据法是从民事诉讼——律师长期以来活跃于这一领域——中发展而来的，直至律师经常性地现身于普通刑事案件的时候，现代证据法才扩展至刑事审判领域。通过运用新近获得的记录民事和刑事审判的报道册子，本文则认为现代对证据的排除性方式最早形成于刑事审判的竞技场（rough—and—tumble arena）．随着那些熟悉刑事实务的律师为其民事委托人的利益而开始对证据采用一种更富攻击性的方式．对证据的排除性方式逐渐从刑事案件扩展至民事案件。     

现代证据法的兴起

本文对这样一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即现代证据法是从民事诉讼——律师长期以来活跃于这一领域——中发展而来的,直至律师经常性地现身于普通刑事案件的时候,现代证据法才扩展至刑事审判领域。通过运用新近获得的记录民事和刑事审判的报道册子,本文则认为现代对证据的排除性方式最早形成于刑事审判的竞技场(rough-and-tumble arena),随着那些熟悉刑事实务的律师为其民事委托人的利益而开始对证据采用一种更富攻击性的方式,对证据的排除性方式逐渐从刑事案件扩展至民事案件。     

证据与刑事错案关系探讨——证据法语境下的刑事错案成因分析

证据问题是导致刑事错案的主要原因。但理论界对证据与刑事错案关系的研究多停留在实证研究与经济分析层面，对于刑事错案发生的证据法根源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文章在证据法语境下界定了刑事错案的内涵，分析了刑事错案产生的证据法原因，提出刑事错案发生的主要根源在于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缺失。     

以审判为中心要强化证据的认证

把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跟证据法结合起来进行研讨，并不多见。其实在解读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时，我们从其整体的文字表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主要涉及的就是证据问题。这与以审判为中心原本的意义的是有差异的，因为以审判为中心并不仅仅包括证据裁判、证据收集、证据保全、认证等在内的证据问题，它还涉及整个诉讼结构的变化。但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原文表述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段话表明，“以审判为中心”表述的核心就是证据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研讨，甚至今后这方面的改革，重点都应该放在证据方面，而学者们所期待的从诉讼结构上进行的改革暂时还很难做到。当然中央已经决定2016年司法改革主要集中在诉讼制度方面的改革，包括以审判为中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我个人认为，期待以审判为中心的的改革能够在诉讼结构、诉讼程序、侦查起诉审判间职权的调整上作出改革，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论专家辅助人意见——以刑事辩护为视角的分析

我国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首次设立专家辅助人制度，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对于刑事辩护来说意义重大。从证据法的角度看来，专家辅助人意见具有言词证据、意见证据、弹劾证据的多重属性，因此意见的内容应围绕鉴定意见中的专门性问题，并结合《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规则来提出；而法庭对于鉴定意见的审查也应从准入资格与可靠性两方面进行，以免专家辅助人意见替代鉴定意见来主导审判。     

试论刑事证据的确实、充分性

刑事证据是一种专门的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1款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有的学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和审查属实的，用以确定或者否定犯罪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和罪责轻重的一切事实。”还有的学者认为刑事证据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司法机关依法收集或由当事人、证人、辩护人等依法提出、并用以证明是否发生了犯罪以及有关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尽管这几种观点在文字的表述和内容上都有所区别，但都指出刑事证据是一种客观事实，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认识和认定案件事实和犯罪事实的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就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对被告人做出有罪判决，所采用的刑事证据应达到的标准作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原则性规定。     

论专家辅助人意见——以刑事辩护为视角的分析

我国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首次设立了专家辅助人制度，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对于刑事辩护来说意义重大。从证据法的角度看来，专家辅助人意见具有言词证据、意见证据、弹劾证据的多重属性，因此意见的内容应围绕鉴定意见中的专门性问题，并结合《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规则来提出；而法庭对于鉴定意见的审查也应从准入资格与可靠性两方面进行，以免专家辅助人意见替代鉴定意见来主导审判。     

从“证据学”走向“证据法学”——兼论刑事证据法的体系和功能

传统的“证据学”理论,不仅无法包含大量现代的证据规则,而且与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也显现出明显的不兼容性,因而应该完成从“证据学”到“证据法学”的理论转型。“证据法学”作为独立的法学学科可以使研究者从法律程序的视角观察、研究证据问题,使证据规则真正成为程序法的一部分。刑事证据法体系由两种证据规则组成:一是有关证据法律资格的规则;二是有关司法证明的规则。只有确立这些证据规则,刑事证据法才能通过规范法庭审判过程,进而对侦查和起诉活动发挥有效的控制和约束作用。刑事证据法不仅可约束裁判者的自由载量权,避免使作为弱者的被告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误判发生的可能以及避免司法裁判的拖延。     

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对我国证据制度的影响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我国证据制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本文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对完善我国证据制度提出了如下建议：借鉴英美证据法的排除规则，对收集证据的非法手段和合法方式予以明确界定；强调和保证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完善举证时效制度和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制度；重新认识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的关系，确定“高度盖然性”的证明原则，合理地运用自由心证主义     

取向与枢架:两大法系刑事证据法之比较──兼论中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基本走向

本文从宏观角度对两大法系刑事证据法的基本内容：证明标准、证据资格（可采性）、证明责任以及证明力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两大法系刑事证据法差异和共同点的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现状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现实国情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证据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框架。     

刑事证据的定量分析

本项研究采取调查问卷方式,选取我国东西南北中有代表性的七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基层、中级和高级法院刑庭的法官作为调查对象,对我国当前刑事审判实践中涉及刑事证据的证明力、刑事证据的认定、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问题进行定量分析。以期发现我国的刑事法官对于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与其年龄、文化程度、审判年限、办理案件数量等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并且得出结论:应当从影响刑事法官认定证据的各种主客观因素着手,增强司法实践中刑事证据运用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取向与框架:两大法系刑事证据法之比较--兼论中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基本走向

本文从宏观角度对两大法系刑事证据法的基本内容证明标准、证据资格(可采性)、证明责任以及证明力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两大法系刑事证据法差异和共同点的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现状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现实国情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证据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框架.     

论我国刑事证据移送制度及完善

刑事审判因为其结果对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强烈影响力,使得审判过程本身应当遵循最大程度上的科学性和人性关怀精神。我国在推行法治的过程中,逐渐将司法审判从过去的片面强调对犯罪的追究转向了在审判过程中实现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相平衡。但是在现行的刑事诉讼程序制度中,仍存在一些弊端,也不利于人权的保护,难以体现司法正义。譬如刑事证据的相关制度,证据的出示与认定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关键环节,它决定了一个行为在法律上是否认定为犯罪,行为主体是否应当被追究责任,以及应承担责任的程度。一场刑事审判可以认为是一个认定证据、依靠证据还原行为事实并得出相应价值评断的过程。而我国现行的制度并不能很好的保证这个过程符合法律正义的标准。本文将针对我国的刑事证据移送制度进行分析,指出其弊端,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     

论量刑证据独立性的基础

受同态复仇的量刑模式影响，法定化量刑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存在。其导致刑事审判基本多集中于如何定罪，形成了服务于定罪，以定罪证明为中心的传统刑事证据法。量刑的精细化和传播的大众化，使得量刑公正和量刑均衡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从而为量刑证据从幕后走向台前提供历史机遇。量刑的目标追求和指导原则是量刑事实特殊性的基础．量刑事实构成的...     

论我国刑事证据法的转变

2012年《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证据制度的诸多新规定,对于完善我国刑事证据法具有积极意义。为了促进我国刑事证据法更加科学、规范、文明,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对《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证据制度的规定予以进一步完善,以继续推动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重心从注重职权便利的需要向重视权利保障的转变、从注重证据形式向注重证据规则的转变、从着眼于细化证明标准向重视实现证明要求的程序规则的转变。     

中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的科学建构

以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变化为线索,可以将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的演变分为传统刑事证据法学的萌芽、形成和转型三个时期。尽管我国刑事证据法学已经呈现繁荣的学术景象,但是在长期缺乏科学方法论训练以及过于偏好哲学思维方式的情况下,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仍然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之中。有鉴于此,理论界亟待重构刑事证据法学的理论体系。而科学构建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应该在回归刑事证据法本质的基础上,打造纯粹的刑事证据法学。     

科学技术发展对刑事证据的影响初探

随着科技的发展及其不断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刑事证据制度的影响越来越大。科技影响了刑事证据制度的变迁;扩大了刑事证据的范围,使越来越多的非自然物进入证据之列;对于收集、固定和保全刑事证据,既提供了新的手段,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对于刑事证据的采信规则也产生了影响。从科技的角度研究刑事证据,可以为我国建立完善刑事证据规则奠定理论基础。     

论我国刑事证据法的转变

2012年新刑诉法关于刑事证据制度的诸多新规定,对于完善我国刑事证据法具有积极意义。为了促进我国刑事证据法更加科学、规范、文明,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对《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证据制度的规定予以进一步完善。一是推动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重心从注重职权便利的需要向重视权利保障的转变。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往基于将证据视为公安、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的手段,比较注重从公安、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的职能需要的角度设置     

毒树之果理论之探讨

毒树之果理论是美国法院在多年的刑事审判中逐步总结的证据规则之一。毒树之果一词中的"毒树"指的是采用非法方式收集到的刑事证据,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进而获得的其他证据,则为毒树的"果实"。原则上由于非法证据的毒素的传染导致其衍生证据的适格性受到法庭的质疑,但是为了保证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也形成了诸如稀释或清洗污染、独立来源、最终或必然发现等一系列的例外规则。笔者在对我国现行法律及江苏省高院《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若干意见》的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毒树之果理论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刑事司法改革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刑事技术证据的价值评价

刑事技术证据是刑事技术人员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通过收集、获取、检验、鉴定犯罪嫌疑人在犯罪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痕迹、物品、物质、文书，为刑事案件的侦查破案、检察起诉、法庭审判提供的一种科学的司法证明，即科学证明。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评价刑事技术证据的价值并选择其价值取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１刑事技术证据的价值体系价值体系也称价值系统（valuesystem）。刑事技术证据的价值体系表征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反映刑事技术人员对外界客体（如现场痕迹）的关系，揭示刑事技术人员司法活动的动机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