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刑事领域的公民参与——透析王会洲案件始末

公民参与是法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主要表现为两类:一类是自觉的公民参与.另一类是自发的公民参与.前者是制度性创建的结果,而后者则是公民的朴素正义观的表达.后者在刑事领域的主要方式包括举报、扭送和正当防卫.关于此三者本体的研究较多,但从公民参与权的角度来予以定位的却不多见.正是由于此种定位上的模糊不清,致使在司法实践中自发的公民参与权常常遭到破坏或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王会洲案作为典型案件就暴露了我国对公民参与权认识上的误差和法律保护上的不足.     

论地方立法中的公民参与权

地方立法参与权是政治参与权的重要组成,可以理解为公民作为立法的权利主体和行为主体在地方立法活动中享有的知情权,陈述权,质疑辩论权,监督等一系列权利的总和.我国已经开始在保障公民地方立法参与权的有益探索,但也存在一些不足.进一步加强公民在地方立法中的参与权,对建设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地方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试论公民参与权的法律保障

参与权是公民通过国家不断创造的各种合法途径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保障公民参与权,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宪法原则,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之意,是落实人权公约义务的迫切要求,是风险社会治理的客观需要和走向善治的必要途径。当前我国公民参与权保障还存在宪法保障不足、缺乏刚性机制、制度体系不完备、救济途径不畅等问题。我国应当进一步加强公民参与权的宪法保障,完善立法,增强制度刚性,推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司法审查制度,保障公民充分行使参与权。     

少数民族公民参与实体法论纲

少数民族公民参与实体法应当与少数民族社会实际状况共契产生。少数民族公民参与实体法的主要功能在于规定和确认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权利、义务和责任。实体法语境下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权利、参与义务和参与责任的静止结构及参与权实现的动态特征具有自身的伦理色彩。在宪法同一性之下,保持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权的类群特点,体现了多民族后发展地区权利保障的进步。     

公用事业民营化中公民参与权的规制

伴随着政府规制的改革,放松规制成为大势所趋,相应的公用事业民营化渐成世界潮流,我国也呈现此种表现.但是我国的公用事业民营化是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模式,公民参与权容易被忽略.因而需要在放松规制的同时以公民参与权的规制为契机,加强对公用事业民营化规制,以保障公民参与权的实现,最终确保公共利益的维护.     

论参与权在社区中实现的路径

完善参与权对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社区参与权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参与权主体范围不清晰,内容模糊,客体不清等。社区参与权保障制度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多元主体身份有待法律完善,参与权实现的前提性制度处于初级阶段,参与权实现的程序性制度、支持性制度、救济性制度呈空白状态等。完善社区参与权制度体系的路径应从前提性制度、程序性制度、支持性制度和救济性制度四方面着手,建立系统性参与权保障制度。     

农民环境权益的法律保障

环境权是公民的合法权益之一,是公民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每个人都应当享有环境权益上的公平与公正.目前,作为环境弱势群体的农民的环境权却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影响了农民的生存和基本素质的提高,不利于农村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文章着重从确立环境权,调整国家公共政策,完善环保机构,建立权利补偿机制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保障农民环境参与权等方面提出了加强农民环境权益保护的法律建议.     

公民文化需求与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

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一、公民文化需求 公民的文化需求,千差万别、丰富多彩,具有多样性和多元化.从广义上讲,公民的文化权力同时也就包括公民的文化需求,如上面所述的文化享受权、参与权、创作权和保护权,同时也就是公民的文化享受需求、参与需求、创作需求和保护需求.从狭义上看,其基本需求是指社会成员接受媒体文化的需求、吸纳网络文化的需求、开展公益文化的需求和创造精神文化的需求.     

论被害人的刑事执行程序参与权

我国法律虽然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但是,对被害人应该享有的执行程序参与权却没有给予明确规定。这不仅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不利于克服法律的内在矛盾性。文章从被害人享有刑事执行程序参与权的理论依据,被害人的刑事执行程序参与权的特征,传统上被害人不享有刑事执行程序参与权的原因三方面对该权利进行了分析,最后对被害人具体参与刑事执行的程序给予了简要设计。     

论村民自治组织的义务教育参与权

我国城乡教育机会不均等决定了必须重建村民自治组织的义务教育参与权,这种参与权是公民民主权利实现的必然要求和现实内容,也是国家教育权模式的有益补充。厘清村民自治组织义务教育权的法理基础应明确村民自治组织与国家、学校教育权主体的关系、村民自治组织的义务教育参与权的法律规范根据与法律属性。村民自治组织义务教育参与权的实现包括参与学校建设,参与学校事务的管理,参与政府教育决策及提起申诉和控告,当然也包括接受国家的监督和管理。     

论历史规律作用机制的自发性和自觉性

不同历史境遇中历史规律起作用的机制有着各自的特殊性。在自发历史条件下，历史规律通过私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冲突和对立自发地产生并发生作用，使历史规律的作用机制充满了盲目性、自发性和非自主性。在自觉历史条件下，历史主体扬弃了异己的、自发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把他们的共同利益置于历史规律起作用的性质和范围内，使历史规律的作用机制呈现出自觉性、自主性和有机性特征。     

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模式的演进

不同的政治参与模式的区别主要在于政治参与的主题、参与的主观方面、参与行为的特征和参与效果的不同。从这几个方面来考察,建国以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革命为主题的动员式政治参与、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动员式政治参与、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动员式政治参与、以追求民主和个人利益为中心的自发政治参与和走向理性自主型政治参与五种不同模式。     

进一步完善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设想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指公众有权平等地参与环境立法、决策、执法、司法等与其环境权益相关的一切活动。我国环境法中公众参与仅仅作为一项原则已不能适应当代环境保护的要求，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立法现状，提出了完善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中应努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行政法背景下的公众参与：公众参与机制的再评价

公众参与机制是现代行政法的重要内容。就理论层面而言,该制度所包含的内在价值与共和、自由、审慎与法治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就实践层面而言,该制度也存在着参与不足与参与过度的问题。国外公共参与制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重构公共参与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中国青年的网络政治参与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政治参与使得青年的政治参与更趋平等化、自主化和利益化,同时也存在着因政治信息甄别能力弱、政治参与自控能力差而出现行为逾轨等问题。为此,有必要从法治引导、组织引导两方面来解决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问题。     

论法治在西北民族地区发展的条件——从政治意识文明的视角分析

政治文明是以法治文化为政治文化基础的,其在西北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相应的教育条件和过程,奠定政治文明发展的法治文化基础。一是生态文化的转型,包括自然生态文化、地域观念文化和人口观念文化的转型。二是政治文化的转型,克服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文明的制约因素,建构和发展现代政治文化。三是培养农牧民依法进行政治参与的意识,提高政治参与能力。四是发展以义务教育、技术教育、法制教育为体系的世俗教育,依靠提高技术水平、法治意识参与政策资源的分配,依法维护公民的各项权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政治文化研究

我们认为和谐的政治文化就是根据中国的政治现状,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培育、构建一个主流政治信仰坚定,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民主法制意识明确,平等、文明之风盛行的政治文化。和谐政治文化应该具备依法治国的法制化思想、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弘扬公平正义思想理念的思想意识形态。     

西部经济发展与法律促进的理论依据

西部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复杂性以及落后的现状 ,决定了法律参入的必要性。经济法理论的发展表明法律参入的可能性。西部开发只有充分发挥经济法制的功能 ,才能推动西部经济与社会的综合协调稳步发展。     

应赋予公民法律解释的动议权——由成都人大的地方法规受到的启示

公民法律解释的动议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赋予公民此项权利有利于扩大公民民主参与性,有利于为公民权利提供另一种新的救济手段,也有利于法律的进一步完善。但现行法律中缺乏对该权利的具体规定,应在《立法法》及相关的法律中明确赋予公民法律解释的动议权,并建立健全公民启动法律解释的程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