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绝“数字出官”的思考与对策

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入及监理机制的相对滞后，一些政府官员和职能部门为了骗取政治地位和荣誉，谋取经济利益，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数字的腐败行为屡见不鲜。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从现有统计体制改革着手，辅以技术措施，多管齐下，才是解决“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根本所在。一、设立垂直独立的统计体制《统计法》规定“县以上地方政府设立独立的统计机构”，“政府各部门的统计机构和统计负责人，在业务上受国家统计局或者同级地方政府统计机构的指导”。也就是说，省、地(市)、县(区)的统计机关分别在同级政府之中“独立”，其人、财…     

上海对政府购买非政府组织服务的探索与实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营利部门、非政府组织三者协同发展（政府主要负责公共管理，营利部门主要从事生产经营和市场流通，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是保持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终极目标就是保证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繁荣。和谐社会不应只解决社会矛盾，还应该着眼于中国现行制度上的一些不足。实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分离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的跨越式发展，探索建立合作互动的新型政社关系，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议题。     

从汶川地震看国际援助

我国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各国政府、各国组织都纷纷向我国提供了资金和物资援助，同时我国政府也积极接受来自国际社会的援助。此次国际援助的主要特点是：援助国家和国际组织多、援助款物数量大和援助速度快，它体现了国际援助在当代国际中的独特作用和地位，也体现了国际社会合作精神的共识。所以说，这次对华援助是国际援助领域中一个成功的范例。     

治一治腐败“中介”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介业的繁荣。与沟通信息、互通有无的市场中介不同的是，时下，在某些地方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中介机构———专门收费为企业和群众到政府管理部门报批、跑证。企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不方便或办不成的，只要舍得花钱，这种中介机构负责为你把事办成。所交的钱，一部分付中介机构的服务费，一部分则用于到政府部门打通关节。这种专门收费为企业和群众到政府管理部门报批、跑证的中介机构，实际上是一种腐败“中介”，它无形中为政府与企业、群众之间设置了一堵墙，不但增加了企业和群众的额外负担，而且腐蚀了机关干部，…     

行政复议职权“相对集中行使”的局限性及其完善

行政复议的实施效果不理想和我国政治体制、现行的财政体制和官员考核机制等有一定的联系.行政复议职权“相对集中行使”避免了部门保护的影响,应值得肯定.但存在一定的局限和不足:很难逃脱“地方关系网”、“熟人社会”带来的影响；地方政府囿于地方利益很难居于中立的立场；垂直管理的部门易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干预.应在行政复议职权相对集中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行政复议制度改革:对区、县一级政府或政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向上一级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申请复议；对房屋拆迁、征地补偿等方面的纠纷,设立专门的行政复议机构；对垂直管理的部门,在该部门之外设立独立的行政复议机构.     

以服务群众为第一职能——巴林左旗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纪实

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近年来，巴林左旗把解决民生问题、加强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作为政府管理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实施创建服务型旗直机关、服务型苏木镇党委政府和服务型嘎查村级组织“三级联创”，构建起政府管理服务为先的基本框架，改善了区域发展环境，促进了全旗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论发展农村中小学电化教育的内部和外部力量

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不均等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解决该问题的途径比较多，其中，发展农村中小学电化教育不失为是解决该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要发展农村中小学电化教育，一方面有待提高农村自身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同时也有赖于城乡横向援助机制的“帮扶”作用。     

“山姆大叔”不会拿钱打水漂 美国对前苏联国家“民主改造”计划（下）

“建立自由市场经济”是美国援助前苏国家的另一个目标。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从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私人财团那里筹集到了数百亿美元，准备对前苏国家进行“市场经济”改造。     

“热线”还需“热办”

为了提高办事效率,更好地服务群众,不少地方政府和部门相继设立了“热线”电话。开通“热线”,能缩短政府与群众的距离,改进政府部门的工作作风,解决一些群众急需解决的难题,确有其积极意义。然而,有的地方并不重视做好“热线”工作。有些问题群众反映多次、呼吁再三,但仍是久拖不决。群众说,一些“热线”先“热”后“冷”,形同虚设,糊弄老百姓。一条“热线”,情牵两头。要让“热线”热得持久,必须规范“热线”接听行为,对每一个咨询“热线”的内容,都要用书面的形式登记下来,然后进行筛选整理、反馈或传输到相关部门或责任人。不仅如此,还…     

我省将专设投资环境投诉中心，加强监督净化发展环境

为向山西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提供有力政治保障，净化发展环境，我省将设立专门的“投资环境”投诉中心。该中心专门受理领导干部损害发展环境和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举报投诉．同时出台了《损害发展环境行政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对违纪干部严格责任追究。将继续完善网上公开、网上审批、网上二监督等工作制度。此外，各级纪检部门还将加强对项目落地、     

信息网络技术与行政组织业务流程再造

近年来，信息技术（IT）和信息系统（IS）的发展与运用，为世界范围内日益兴起的“政府再造”运动提供了强大动力与技术支持。以构建“电子化政府”为目标的政府再造运动涉及政府治理观念、政府职能、权力结构、机构设置、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工作流程的深刻变革。本文主要分析网络信息技术对行政组织工作业务流程的影响以及在信息时代行政组织业务流程再造的方式，以期引起大家对信息时代“政府再造”进行具体而深入的讨论。对组织业务流程最一般的理解是指某一组织在活动过程中，以输入一定的外界物质原料、信息和社会需求为起点，到组…     

公卖处：我军的第一个贸易部门

“公卖处”3个字来源于毛泽东在1928年初颁布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中的“买卖公平”。1928年5月，红四军在茨坪设立了我军第一个红色贸易部门——新（永新）遂（遂川）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公卖处（又称“茨坪公卖处”）。此后，还相继设立了大井、小井、下庄、白银湖等4个乡工农兵政府公卖处。     

对口援疆的历史演进与绩效评价

中央政府、各部委、中央企业、省市对新疆的援助是伴随着新疆发展的历史持续进行的，新一轮援疆更是举全国之力助新疆跨越式发展，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也充分说明了援助的绩效。新疆如何采取相应的激励机制来巩固和维持援助的实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并提升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下一阶段的关键任务。     

城乡一体：青海创新党建工作新格局

建立城乡一体党员动态管理机制，解决了“档案党员”、“口袋党员”问题，各种新经济组织的党员跨企业、跨行业、跨地区汇聚在同一个支部，来自五湖四海的党员又有了温暖的“家”；选派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干部到农村挂职任职，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改变农村后继乏人的窘状，为农村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通过“企地共建”，把大企业的援助之手引向农牧区的党建工作，改善了基层党组织的物质条件……这些都是青海省应对党建工作新挑战时出的新招。     

10、什么叫特别行政区?新宪法为什么规定要设立特别行政区?

特别行政区就是指在我国行政区划内,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专门设立的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实行特别政治、经济制度的行政区域。新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这是国家根据人民的意愿,为了争取祖国统一,特别是争取台湾回归祖国所作出的必要规定。最早关于建立特别行政区的建议是1981年9月30日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喀什经济特区的思考

国家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带来了全国总体经济的好转和大幅增加，但同时也使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拉大，新疆也在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开始大规模的建设，同样造成了南北疆经济差距的拉大。根据特区建设理论及沿边开发大趋势和缩小区域之间差距的需要，在喀什设立经济特区是必然选择，在特区建设过程中应处理好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口援助与增强喀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关系、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12310”：开通五年多 处理近百人

2005年12月，为维护机构编制纪律，及时发现违纪违规问题，各级编办设立了全国统一的“12310”举报电话，专门受理违反机构编制纪律问题的举报，机构编制部门从此有了“千里眼”“顺风耳”。五年多来，“12310”在及时发现机构编制违纪违规问题，维护机构编制管理权威性、严肃性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国民待遇”向农民工大步走来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多年来农民工的“国民待遇”问题成了广受诟病的热门话题。但是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几年来，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地方人大、地方政府重视农民工的政策措施新招迭出；代表委员纷纷为解决农民工的“国民待遇”建言献策；地方政府及各部门为落实农民工的“国民待遇”排忧解难。特别是近几年来，从中央到各地、各部门，有关农民工“国民待遇”问题的各项政策措施相继出台和实施。     

驻京办“潜伏行动”引热议

国办去年1月29日发文明确：县级驻京办及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驻京办一律撤销，严禁在京设立新的办事机构。然而，撤销令发布一年之后，地方政府驻京办或“改名换姓”，或穿上招商引资和酒店“马甲”，依旧在京“潜伏行动”。     

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保障机制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与不断完善，不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变化，而且也给中国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变化，中国社会治理结构出现了从“一元治理”向“政府、市场、社会”三元治理体系的演化。新社会组织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它包括三部分：社会中介组织、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组织，其中社会中介组织是主体。国外一般称这类组织为“非政府组织”或有别于政府和企业的“第三部门”。经济社会的转型使得新社会组织得以前所未有的发展，也使新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面临着新的整合和调整。社会转型，经济转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