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年度考核评价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公务员考核是国家机关公务员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效用价值来看，公务员年度考核应包括：绩效考核分数、绩效考核等次和绩效系数等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公务员年度考核评价模型。公务员年度考核评价模型的建构与应用对于我国公务员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公务员平时考核结果的使用

<正>有效使用平时考核结果,有利于消除公务员年度考核中的近因误差,对公务员日常工作进行动态管理,调动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公务员行为规范进行监督和约束。运用好平时考核结果,对于充分发挥考核工作的作用,切实改进和推动工作,加强公务员管理和队伍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公务员平时考核结果使用的途径(一)平时考核结果的直接使用平时考核结果的直接使用,就是     

我国公务员考核机制研究

公务员考核是公务员管理的基础和有效手段。研究公务员考核机制是为了解决为什么考、谁来考、考谁、考什么和怎么考的问题,目的在于使公务员考核更加科学合理和公平公正。对于我国公务员考核机制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考核主体、对象、目的、内容、程序等,公务员考核机制研究的难度在于公务员的考核目标复杂,公务员的劳动形态特殊、劳动标准多维、劳动价值评价机制缺乏、劳动要素独特。公务员考核的核心问题是考核体系的构建、考核机制的关键环节是考核主体的建设。     

论国家公务员实绩考核

本文针对国家公务员实绩考核这一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课题，在对当前公务员实绩考核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研究的基础上，就如何客观、公正、科学、合理地实施公务员实绩考核和提高公务员实绩考核的信度与效度，从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角度展开了分析论证，提出了确立公务员实绩考核的科学观念、完善公务员实绩考核的内容、改进公务员实绩考核的方法、规范公务员实绩考核的程序、正确运用公务员实绩考核的结果等方面的思路和建议。     

玉林市创新公务员考核评价工作的探索

公务员考核评价工作是公务员管理的一个基础性环节，考核评价方法是否科学合理、考核评价手段是否客观公正、考核结果能否充分运用，直接关系到公务员队伍的建设。传统的公务员考核评价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考核内容及标准千篇一律、考核流于形式、考核结果不能充分利用等问题。     

关于公务员考核的思考

<正>自公务员制度建立以来,公务员考核在公务员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为促进勤政廉政,提高工作效能,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提供了保证。但在实践过程中,难免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果不加以研究解决,会对公务员制度的实施造成影响。本文仅就公务员考核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谈谈粗浅的看法。一、公务员考核存在的问题(一)关于考核内容和标准根据公务员法规定,"对公务员考核,按照管理权限,全面考核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     

公务员年度考核的方法探析

公务员年度考核是国家公务员管理的重要内容。目前公务员年度考核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在：考核方法过于简单;考核方法缺乏必要的量化分析;考评结果缺乏可比性;考核多流于形式。为此,必须促进公务员年度考核方法的科学性,提高考核结果的信度和效度。     

试论公务员考核程序的立法与完善

公务员行为规范是当代行政法治环境下行政机关约束和控制所属公务员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内部行政法的关键问题之一。在公务员行为规范体系中,考核规范是所在机关对公务员的工作状况进行评价并实施奖惩的规范性文件;而在考核规范的设置中,一套科学可行的考核程序是对公务员进行公正评价乃至于避免考核过程形式化的必要保障。其中,考核机构的设置应当在组织和执行两方面分别考虑;而作为内部程序的平时考核和年度考核,以及作为外部程序的相对人参与,都应当在确保考核结果准确性和有效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我国公务员考核的七大趋势

正公务员考核是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强化公务员管理和改进公务员工作绩效的重要环节和基本手段,是一项基础性的行政管理工作。我国公务员制度的考核制度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虽然时间较短,加上特殊的国情,现阶段针对公务员考核工作也还存在诸多的管理问题和内在缺陷,仍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但就总体而言,我国公务员考核在考核制度设计与考核技术操作方面     

建立分层分类的公务员量化绩效考核体系

公务员考核是公务员管理的重要环节，考核效果是公务员的培训、晋升和奖励等其他管理的环节的依据，也是决定政府工作绩效的重要因素。考核是否真正能够衡量公务员的绩效、是否真正能够比较公务员之间的贡献差异，方法至关重要。目前公务员考核更多的是以定性考核方法为主，对不同类别和层级的公务员采用大一统的方式进行考核，往往不能完全客观反映公务员的工作绩效，本文从量化角度入手对分层分类的公务员量化绩效考核体系进行探讨。     

国家公务员考核量化测评方法研究

建立科学的分类考核要素和量化测评体系,是弱化主观因素的影响、提高考核结果科学性、准确性的关键之一。为解决国家公务员考核量化测评过程中主观因素影响较大的问题,可运用层次分析法与模糊评判法来促进国家公务员考核定量化。在重视与现行公务员考核量化测评方法衔接的基础上,通过适当补充、完善考核要素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一级考核指标因素和二级考核因子的权值,以建立模糊综合测评的模型。     

基于公务员监督的混合战略博弈分析

以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经济学中的监督模型为基础,通过对政府和公务员二者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下的混合战略分析可见,租金的高低、政府监督的成本和对寻租的公务员惩罚的力度是影响公务员寻租的三个主要因素。我们应通过健全社会舆论与群众监督机制,提高公务员的道德水平,加大对公务员寻租行为的法制惩罚力度,加大对寻租者的物质惩罚力度,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消除租源等措施来防止公务员寻租。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交换制度的思考

证据交换制度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引入的新生事物,该制度的引入有利于民事诉讼中程序公正与效率理念的实现.本文主要对该制度在我国出台的历史背景及现实价值、实施现状及原因、完善举措结合司法实践进行分析.     

论民法研究的命题、方法和结论

民法学包括实践民法学和理论民法学,前者包括民事立法学和民法解释学,后者包括民法哲学、民法社会学、民法史学和民法地理学。民法哲学是抽象化思维,阐释民法存在的根本问题。民法社会学是现实性思维,解释民法存在的社会基础。民法社会学可以细分为民法经济学、民法政治学和民法文化学。民法史学是纵向思维,揭示民法存在的时间性。民法地理学是横向思维,诠释民法存在的地域性。实践民法学的研究,要顺应立法中心主义向司法中心主义的转型,要实现民法规范与公法规范的协调,为规范民法学的发展作出贡献。理论民法学的研究,应当广泛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尽可能构建理论模型,预设更多的行为类型,为民法学流派多元化作出贡献。     

论我国释明权制度的立法必要--以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为视角

释明权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随着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诉讼模式转换所带来的适应性问题是不容忽视的,而在当事人主导的诉讼程序中引入释明权制度不失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方案.但在审判实务界,也一直未能对释明权制度引起足够的重视.释明权制度对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和整个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我国的存在有其可能性与合理性,它能在法律层面系统地赋予和规范法官的诉讼指挥权.     

市民社会的历史演进理路及法律解读

西方市民社会历经政治自治、经济自治到社会自治依次相继的三个发展阶段,市民社会理论的传统分析模式即"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关系模式现今已失去示范意义。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经移植后在我国民法领域新时期所呈现出的"市民"与"国家"间冲突的情形下,实体民事法律的制度供给更应考量"市民"与"国家"之间的良性沟通与互动。     

信息社会环境下公务员信息素养模型初探

信息社会环境中,公务员信息素养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各国信息化发展战略的进程,关系到各国公民对信息服务的满意度。目前,我国公务员队伍信息素养参差不齐,能力水平令人担忧。为提高我国公务员信息素养,优化其信息行为,CKA模型创造性地将公务员应具备的信息观念、信息意识、信息道德和信息态度等综合为信息文化素养能力;CKA模型以信息文化素养、信息知识素养和信息能力素养为主干内容,并结合信息素养发展的规律和标准,为我国公务员全面提升信息素养提供了正确的参照,也为公务员在招录、培训和绩效考核等方面提升其信息行为给出了合理的对策和建议。     

欧洲三国公务员培训的经验与启示

瑞士、丹麦、芬兰实行公务员制度比较早,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公务员培训机制和经验。这些国家在公务员培训方面有以下共同特点：在战略上高度重视公务员培训,尤其强调中高级官员培训;注重培训内容的实用性;采用灵活的资源外取师资队伍模式;实行培训机构市场化运作和重视国际合作。     

基于AHP算法教师教学质量评估模型的研究

教师教学质量评估是提高教师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该文运用层次分析法构造了四级共23个评估指标,并完成了每一个指标的权重分配。为了使高校教学质量评估模型更加民主、更加科学合理,排除人为主观因素的干扰,可以通过层次分析法AHP,来建立教学评估的合理模型。同时,通过权重因子的计算,分析影响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民事虚假诉讼认定的规范化探讨

民事虚假诉讼的规制制度在不断完善,大量的民事判决反映出的却是虚假诉讼认定存在不规范的问题。诉讼主体举证责任不清晰、举证标准不明显、法院行使职权不积极已成为虚假诉讼认定不规范的突出表现。产生问题的原因在于对民事虚假诉讼概念范围界定不明确、规范目的理解有偏差、虚假诉讼规制制度使用过度,因此,应该在厘定民事虚假诉讼的概念范围的基础上实现司法居中裁判的回归。为了实现虚假诉讼认定的规范化,应当加强虚假诉讼的事前规制,明确制度的谦抑性,增强判决的说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