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出路: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思考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启动以来,已经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但行政问责制的建立与健全仍然存在着严重困境,主要表现在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对象不清、问责弹性过大和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等方面,其形成原因在于思想观念不合理、权力责任不对等和法制建设不配套等。要从根本上解决行政问责制现存的问题,走出困境,必须从营造“问责文化”,完善权责体系,加强法制建设和强化监督机制等方面寻求对策。     

高校常态化问责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推进常态化问责制建设是高校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高校建立常态化问责制的内核是通过组织或个体等要素的作用,使问责制度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式稳定有序运行,在常态机制建构中实现长效性和实效性。目前,高校问责制建设过程中仍存在问责主体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权责边界有待进一步清晰、问责法制有待进一步健全等问题。因此,高校应通过不断健全完善问责体系,强化问责监督与考核评价,培育问责文化等措施,协同推进问责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中国语境下的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建构法治政府、有限政府、效能政府的重要前提。作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新动力,行政问责制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困难。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对问责制的理解存在误区;职责划分不明确;问责主体存在缺位;行政问责的制度建构不完善,随意性大;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是:理清党政关系,实现“权责对等”;强化异体问责力度,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信息公开,政府透明;完善问责救济制度;建立行政责任考评和追究机制,规范各级官员的行政责任。     

国内问责制研究综述 ——基于近十年的CSSCI文献

借助CiteSpace软件与文献研究法,近十年的国内问责制研究可总结概括为两大主流——行政问责制研究与党内问责制研究。其中,行政问责制研究遵循着"问题—回应"框架,主要围绕着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程序、问责范围、问责法律这五大方面对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展开问题分析与相关回应;党内问责制研究整体偏少且并未形成清晰的研究体系,大致可划分为对党内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的研究、对某一方面的党内问责的细化研究以及对党内监督和其他监督形态关系的探讨。尽管这十年间问责制研究的总量不低,但整体研究状况却不容乐观,主要体现在机制层面的重复性研究过多、党内问责制研究过少以及没有形成新的研究热点,而要建立真正行之有效的问责制,从体制层面入手是未来问责制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向。     

也论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的推行早已成关注的热点。政府和公众都意识到，要使政府及政府官员真正的担负起公共管理责任，必须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笔者认为，行政问责制的建立与健全，一方面需要完善的法制体系作支持，同时需要完善政府责任、信息公开、异体问责、行政救济等制度。     

行政问责视域下地方政府执行力研究

行政问责制与政府执行力关系紧密。当前地方政府执行力弱,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行政问责力度不够、问责制不健全则是其主要原因。因此,健全和加强行政问责制是提升地方政府执行力的重要渠道。具体而言,要解决好如下问题:变革权力过度集中、责任分散的体制性问题;推行追责时效、职效关联制;推行问责多元制;扩大民主,维护人民的参与权。     

行政问责的体系构建与制度保障

行政问责制不仅是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政府执行力的有效保障,而且也是影响政府合法性和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因素。行政问责制的价值追求是要以行政问责解决提升政府执行力的动力机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文对行政问责的体系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多元化的问责主体是民主问责的关键;明晰化的问责对象是落实责任的关键;全方位的问责范围是明确责任的关键;规范化的问责程序是依法问责的关键;作者认为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保障的重点在于:塑造行政问责文化;建立明确责任机制;健全履行责任机制;完善责任追究机制。     

建构政府问责制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政府问责制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然而现实存在的一些困境阻碍了政府问责制的有效推行:传统的行政文化难以冲破、政府内部职能边界模糊、行政透明度不高、公民问责意识淡薄、对行政权力监督不力等。针对上述困境,本文试提出构建政府问责制的有效路径:加强行政文化建设,明确职责权限,提高行政透明度,增强公民的问责意识,加强权力监督,完善问责机制的立法等。     

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

行政问责制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必须承担政治、行政、法律以及道德上的多重责任,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督和控制。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是:问责文化建设相对落后,制度文本设计不完善,缺乏统一有力的法律法规支撑以及配套措施供给缺失。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在于:培育行政问责文化,制定行政问责法和完善问责制配套措施。     

毛泽东异体监督思想及其对我国异体问责制构建的启示

毛泽东历来十分注重加强权力制约,其异体监督思想蕴含于其民主监督理论中,主要内容是:群众监督是核心,党际监督是前提,新闻舆论监督是保障。毛泽东的异体监督思想凸显异体问责制的价值理念,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异体监督思想,要强化群众问责,构建公民社会;重视党际社团问责,拓宽权力监督渠道;健全舆论监督,实施媒体问责。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务实有效的异体问责制,不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进程。     

中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在现实运行中出现了诸如:重官意,轻民意、重副职处罚,轻正职问责、重执行不力,轻决策失误、重行政问责,轻民主问责;重有错问责,轻无为问责等问题。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认识存在偏差,问责心理欠佳、法律规定缺位,难以依法问责、体制权责不清,造成问责困难、制度机制不全,影响科学问责、信息公开不够,影响公众知情等。为此,我们要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社会公众众对政府及行政人员责任的追究机制;政府责任划分明确化;完善问责法制和程序;建立责任评估体系;实行信息公开,建立公众投诉体系;加大监督力度,构建立体监督网络;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实施对政府官员的美德教育与提升政府的"信任"社会资本存量;对无为问责制不断进行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     

政府问责制:责任政府的实践形式

政府问责制是责任政府最基本的实践形式,它既是责任政府建设的核心环节,也是责任政府实现的保障机制。目前,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还表现出权责不对等、"集体行动"的逻辑、监督双方信息不对称、政府回应不强等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完善立法、加强监督与问责制度建设等举措来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完善政府问责制。     

英国问责无缝隙的实践与启示

英国在责任政府建设方面开创世界先河,是提出并构建无缝隙问责的典范。英国传统问责制存在主体缝隙、目的缝隙与基础缝隙等问题,随后实行了问责制改革,实现问责主体从议会到社会、问责目的从惩罚到绩效、问责基础从缺失到健全的重大转变。英国无缝隙问责制设计对我国的政策启示主要是激活人大问责,力求渠道多元;注重结果导向,开展绩效问责;夯实法律基础,加强制度保障。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伦理审思

在我国,行政问责制不仅关系着责任政府的建立,同时也关系着政府形象地塑造以及公信力的提升。行政问责制应当是行政问责主体依据相关法律,遵循其特定的程序,在全社会的共同监督下,追究问责客体责任的制度。其所蕴含的行政道德核心理念是"正"。公平、正义是我国行政问责制良性运行的灵魂所在,并且它是我国行政问责制所追求的最高伦理境界。     

我国行政问责制推行困境及原因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必然,建立行政问责制符合我国的国家制度,符合人民群众的理性期待,反映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的进步.但是,目前行政问责制推行存在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客体权责不清,问责内容狭窄,问责程序不规范,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问责文化滞后,公民社会力量薄弱等方面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制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状况、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法治进程等政治生态的影响,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过程充满障碍,进展甚微.     

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必须建立健全政府问责制

政府问责制是对政府一切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政府问责制是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有力杠杆,为正确行使“公共权力”提供了制度保障,对“官本位”观念带来空前的冲击,有益于构建新的政治道德。当前干部行政问责主要存在下问上责机制缺失、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度不够、情绪化问责突出、官员复出随意等问题。建立健全政府问责制必须强化公共行政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民众监督、明确责任划分,做到“有责受处分,无责受保护”。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主体运行的对策建议

行政问责主体是行政问责制的决定性要素。与西方相比,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在问责实践中存在一定的问题,问责效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本文在借鉴西方经验和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从实现行政问责主体多元化、优化行政问责主体运行的环境和完善行政问责主体运行的保障机制三个角度提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主体运行的对策建议,旨在形成强大的权力监督体系,从而推动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论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的协调发展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党政关系决定了在推行行政问责制的同时必须发展党内问责制。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在问责对象、问责内容和问责功能上存在着差异。为了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应当合理划分党政职责界限,整合各类问责制度,健全不同问责主体间的协调机制,避免以党内问责取代行政问责、法律问责。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在制度建构、体制革新与机制健全三个层面上展开。制度建构层面需要从单一的政府问责扩展到党政一体化问责,从制度要素建设转向制度体系建设以及加强行政问责的组织机构建设;体制革新层面需要强化各级人大的问责主体地位,在问责客体上排除对普通公务员的问责,在问责内容上将政府"绩效"纳入问责范围以及建立规范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机制健全层面则需要确立划分官员责任的合理准则,拓宽行政问责的信息来源渠道以及实现行政问责程序与司法追究程序的有效衔接。     

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的三维解析

从2003年"非典"时启动问责制以来,不少官员先后"下课",我国对领导干部问责的力度越来越大,成效也越来越显著,问责制逐步进入了全面构建阶段.但是,由于我国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建设仍处于探索发展中,问责还存在不少问题.党委、政府问责的水平还不高,问责难度较大,问责随意性较强;问责"治病救人"的功效不强,被问责者往往是前"问"后"继";不少"下课"官员悄然复出;公众在问责中的参与度不高;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看待问责等等.因此,领导干部问责制亟需完善.当务之急是要从制度、法律、文化的三维层面来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提高党委、政府的问责水平,使问责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确保问责的公平公正;稳步提升公众的问责参与度,让公众充分监督公权力的行使,当好国家的主人翁;不断加强领导干部的权责意识,使领导干部树立"有权必有责"的理念,尽职尽责,当好公仆,减少被问责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