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对华对冲战略评析

在全球化与大国崛起时代,相对弱小国家在面临邻近大国崛起时,常常不是单纯地进行制衡或追随,而是采取一种既接触又制衡的策略组合,即"对冲战略"。但这种战略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都有不同表现,如制衡多于接触或接触多于制衡。文章试图以对冲的视角考察菲律宾对华政策的演变,并引入威胁感知和经济预期两个变量,分析菲对华对冲战略的影响因素及其对中菲关系的影响。     

周边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基于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解释

随着实力的持续提升,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着迫切的转型升级压力。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大国对中国周边地区的介入已经呈现一种常态化的趋势,周边国家的战略自主性成为解释其对华战略差异的重要变量。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上,周边国家之所以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关键在于制衡能力与制衡意愿的不同强度。结合区域特性,周边国家的对华战略大体可以区分为制衡、调适、投机和对冲等四种类型。具体而言,若周边国家同时具有较强的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实施制衡行为的条件和动机同时具备,则倾向于制衡,如日本;若只有较强的制衡能力而没有相应的制衡意愿,则倾向于调适,如俄罗斯;若制衡能力较弱而制衡意愿强烈,则倾向于投机,如越南;若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都较弱,则倾向于对冲。对冲战略在竞争型和合作型周边次区域权力格局下分别体现为"两难型"和"兼得型"对冲,分别如韩国和哈萨克斯坦。通过考察这五个周边国家对于"一带一路"的差异化回应,基本验证了上述分析框架的适用性。鉴于此,中国应当细化周边外交的政策选项,对接周边国家的个性化需求,进一步强化崛起正当性,提升区域治理能力,开拓周边外交的新格局。     

东南亚声索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灰色地带”策略——对越南与菲律宾的比较分析

海洋争端特别是小国与邻近崛起国的海洋争端,为行为体实施“灰色地带”策略提供了天然场域,并且小国奉行“灰色地带”策略的战略倾向尤为强烈。南海问题则是其中的典型案例。自2009年以来,围绕南海问题的四大议题,以越南、菲律宾为代表的东南亚南海主权声索国,通过实施叙事战争、释放威慑信号、民事介入、构筑“捍卫和平、法治”的国际统一战线、底线试探等多种“灰色地带”制华策略,得以实现不少图谋,加剧了中国的“南海困局”。同时,越菲两国的“灰色地带”策略也存在差异,越南的外宣体系更为精细,更重视不对称军事制衡和海警、海上民兵的作用,而菲律宾则更倚重美国,且其对抗强度起伏更大。避免政策摇摆、进一步强化自身权利主张的合法性叙事,是中国更有针对性地反制越南、菲律宾南海“灰色地带”策略的关键。     

制度对冲——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东盟护持“中心地位”的一种理论解释

冷战结束后，区域合作兴起，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居于“中心地位”。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国为了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对中国发起战略竞争。美国推出“印太战略”,建立竞争性的地区合作制度，制造地区对抗，对东盟的“中心地位”构成严重挑战。文章尝试构建“制度对冲”理论，解释大国竞争背景下东盟护持自身地区合作“中心地位”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东盟通过“疏离”和“接触”对冲中美各自主导的区域制度，并以“结网”和“引领”对冲高度不确定的地区秩序。这些发现丰富了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对冲理论的研究，还有助于中国理解中小国家集团应对大国博弈的行为逻辑，提升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水平。     

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马来西亚的中美“平衡外交”

出于对本国实力地位和国家利益的考虑,小国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时通常选择"大国平衡外交",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利益。根据不同标准,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具有不同的类型。此外,小国实施"大国平衡"需要具备一定的国内外条件。文章认为,划分国家大小(强弱)应基于"多维度-多因素"视角;中国周边和前苏联地区的小国常采取"大国平衡外交";不能将"均势"、"制衡"和"平衡外交"相混同。基于上述观点,文章探讨了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和马来西亚对中美的"大国平衡外交"实践,分析了马来西亚"大国平衡外交"的动机、特点和条件,并从中得出一些对中国外交具有启示意义的结论。     

俄罗斯安全观的嬗变、延续与回归

俄罗斯安全观随国际互动的性质与程度呈弹性变化,具有可变性与可塑性。其传统安全观基于“霍布斯意象”的权力导向模式,分为周边和欧洲国际体系两个层面。俄罗斯在周边主要奉行局部扩张战略,在欧洲国际体系主要奉行权力制衡战略。局部扩张与权力制衡有利于物理力量的积聚与国际平衡,使俄罗斯得以应对地缘不安全问题。但传统安全格局的稳定仍需大国在战略层面的国际共识加以维系。冷战后期,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变化,促成非传统地缘竞争的国际格局。在新的国际情境下,俄罗斯传统安全观战略层面的共识成分逐渐向认知层面转化,并开始突破或超越“霍布斯意象”。俄罗斯新安全观呈现不同认知层次的三维投射。随着国际互动的性质与程度的变化,俄罗斯安全观的演变与发展呈双向可逆特征：既可以向未来迈进,也可以向传统回归。     

拒优战略: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

中美两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大国,随着两国间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双方的竞争有所加剧,并且日益具有地缘影响和战略意义,致使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逐渐显现。在此情况下,两国采取何种战略进行和平竞争尤为关键。无论是权力制衡、规范制衡、对冲战略还是共同进化理论,都不足以完整解释当前中美亚太战略的互动。在两国竞争凸显且目前很难取得和解的情况下,文章尝试提出一种拒优战略,以更好地理解两国间的主导权竞争。拒优战略旨在削弱对手竞争优势、滞缓竞争对手获得主导权,主要通过自我权力增强、塑造制度优势、阻遏对手权势转化等手段加以实施,具有强烈的预期主导性、针对性、不合作性和复合性特征。当前中美双方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行为表明,两国都在实施拒优战略,不过其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有可能导致亚太地区的制度竞争激烈、地区分化加剧,也有可能促使中美逐渐放弃积极对抗,增加消极合作,促进两国在亚太地区和平共处与协商领导,关键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战略博弈过程和能否达成共享主导权的战略共识。     

中美博弈下的南海形势:盟伴网络、安全秩序和法理斗争——2022年度“南海论坛”综述

当前海洋问题越发彰显深刻的战略意义,大国竞争主导着海洋安全演进态势,南海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场域。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维护海洋权益”等精神,在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2022年度“南海论坛”上,与会专家围绕2022年南海局势评估、美国组建的“小多边”对南海局势的影响、南海区域海洋秩序的规则建设与实践、中国周边安全视域下的南海问题以及大国海权竞争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等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南海论坛”旨在为相关涉海热点问题提供高质量的研究、对话和交流平台,积极促进南海问题研究的发展。此次论坛研讨对研判当前南海形势、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编者的话

正本期的6篇文章围绕两大主题展开,一是大国的对外战略与安全互动,二是南海问题。二者均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学界和政界所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本刊关注的焦点。杨原分析了无政府状态下大国在进行权力竞争时所采取的利益交换战略和武力胁迫战略及其实施条件,通过对中国古代春秋体系和二战后体系的比较,指出在特定条件下,大国争夺小国的利益交换模式有可能被武力胁迫模     

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华科技战略探析

自特朗普政府伊始，美国回归大国竞争战略，将中国视作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以往的大国竞争格局，中美战略竞争主要集中在经济、科技、数字基建等“低政治”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正在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战场。美国为了在科技竞争中占据全面优势，其对华科技战略采取了“内部自强”和“外部制衡”的双重选项。这一战略在充分发挥美国科技制度、资源和环境优势下，将政府、思想库、新闻媒体、私营企业、科研机构、盟友伙伴等各方力量协同起来，综合运用立法、行政、司法、社会动员、外交等手段。但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国内外因素的掣肘。美国对华科技战略将维护美国全球科技领先地位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等同起来，着力凸显科技的安全属性，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呈现出一种“泛安全化”的发展趋势，而这种趋势将给中国的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挑战。     

海陆复合型大国崛起的“腓力陷阱”与战略透支

通过对地缘政治学与战略心理学进行交叉研究文章发现,面对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海权霸主更多表现出"知觉警觉"的特征,而其周边陆权邻国则更多表现出"知觉防御"的特征。前者倾向于根据权力的结构性对崛起大国采取积极制衡,而后者倾向于根据权力的关系性对崛起大国采取融合威胁的合作或推责。因此,只有当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对周边陆权邻国明显构成安全威胁时,才会促使它们同海权霸主结成制衡同盟。"腓力陷阱"可以被视为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因未能认清和利用海权霸主的"知觉警觉"与陆权国的"知觉防御"之间的战略分歧所引发的后果。更确切地说,失败的崛起大国不仅没有理解"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本应是其分化战略中的有效支撑,反而因其周边外交的战略冒进帮助了海权霸主建立反制性同盟。对于已获得陆权支配地位的大国来讲,避免追求绝对陆上霸权的战略冒进,转而追求在"不平衡的多边均势"中保持相对优势,则会在"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作用下促成周边国家争相推责,从而使海权霸主因无法在陆上找到足够有效的战略盟友而难以推行战略遏制。     

自助、合作与搭车:新加坡的安全战略传统及其启示

地缘政治与历史演进共同塑造了新加坡的安全战略传统。独立以来,作为小国的新加坡在安全上采取了自助、地区合作与搭车在内的混和战略。自助战略构成了新加坡确保国家生存的基石,地区合作战略致力于化解周边邻国的敌意,搭车大国战略在于维系地区政治经济与安全秩序。新加坡的安全战略确保了半个世纪以来国家安全环境的总体稳定,为新加坡的生存、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有效保证。新加坡未来的安全战略必须注意吸取历史经验,避免卷入大国的战略竞争。     

非对称同盟内部矛盾与美菲关系的转折——以菲律宾对美国政策变化为主线

力量不对称的同盟是当今世界诸多双边或多边同盟的常态,而非对称同盟中更弱小的一方基于有限实力和安全需求的考虑,通常都会依赖同盟大国的保护,为此在对外政策中更多地选择追随同盟大国的行为.然而,国际政治的历史和现实却一再表明,非对称同盟中的小国也可能表现出与常规认知相反的、针对其更强大盟友的外交疏离行为,也即在不对称同盟内部可能存在比常规矛盾更加深刻的问题.本文从盟友之间的战略分歧、收益落差及需求差异,盟国自身的内政变化,以及同盟外部威胁的弱化三个层面分析非对称同盟内小国对大国的"外交疏离"现象,并结合美国与菲律宾同盟关系的调整及美菲在南海问题中的互动,进一步分析上述三个层面影响要素的解释能力,指出美菲关系在克服这些矛盾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此类同盟内部矛盾得以缓和与化解的条件.     

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

东亚地区在面对中国崛起时的战略选择,是当前国际关系学界探讨的重要问题,但是学者们围绕战略行为的类型界定和原因解释都缺乏充分的学术共识。根据中小国家应对崛起国的战略方向和强度,战略行为可以划分为疏远、对冲、制衡和追随四类。对冲是当前东亚地区国家应对中国崛起而采取的具有普遍性和主导性的战略选择,主要表现为强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在与其他大国开展紧密安全互动的同时避免与中国产生安全矛盾。从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来看,东亚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行为是由它们所面临的体系压力和国家战略偏好两个要素所共同决定的。在地区内崛起国与其他大国处于弱对抗态势的情况下,中小国家并没有面临明确的选边站队压力;而同时追求自主性、安全和福利三项战略目标,也使得它们倾向于在多方力量之间维持平衡。当然,对冲战略能否持续,取决于地区结构转移和战略偏好变化的前景。如果东亚地区格局向强对抗体系转变,这些国家面临的权衡取舍将更加艰难,对冲战略的条件也将难以维持。     

印度尼西亚与南海海上安全机制建设

南海及其邻接周边是海上安全机制云集之地。对印度尼西亚而言,后冷战时期南海争端的凸显时值其谋求并巩固区域大国地位的关键时期。此间印尼逐渐在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中发挥核心作用,即通过安全机制建设通联区域安全秩序内外建构,调处南海争端并建构相应安全机制成为印尼塑造区域安全能力的重要途径。文章通过对印尼独立主持的“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研讨会”的案例分析,指出该安全机制对南海争端具有针对性;其形成与运作综合了印尼的国家与区域安全观,是印尼实践安全战略与政策、协调区域主义与大国角色的工具,对南海海上安全机制以及印尼建构区域安全机制起到了协同补充作用。     

大国权力竞争方式的两种演化路径——基于春秋体系和二战后体系的比较研究

文章研究了两个相关联的问题:第一,同样处于无政府状态,为什么在春秋初期和二战后初期的国际体系都出现了明显的大国主动利他的行为?第二,为什么二战后初期出现的剩他行为得以延续并被逐渐巩固,而春秋初期出现的利他行为却未能延续,反而逐渐退化为一个彻底的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文章通过理论模型和案例比较显示,在特定条件下,即使处于无政府状态,追求权力的大国也会主动采取具有利他效应的利益交换战略。导致这种权力竞争方式出现的最关键的条件是体系中存在抑制大国剥夺小国自主性的社会规范。不过,受具体体系环境的约束,即使所有条件都满足并且使得利益交换战略成为大国权力竞争的占优战略,也并不意味着这种良性的权力竞争局面一定能够持续下去。当大国对小国施加武力胁迫的成本越小,而武力胁迫战略给竞争对手带来的收益越大时,以利益交换为主流权力竞争战略的良性竞争模式就越有可能被以武力胁迫为主流权力竞争战略的恶性竞争模式所取代。     

南海争端中越、马、印尼三国对华制衡战略的差异性分析

2009年以来,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尼对华实施的制衡战略包括三种:军事制衡、安全合作和制度制衡。各国实施制衡战略的方式存在很大差异。文章认为,反华民族主义是导致三国实施军事制衡和安全合作的关键原因。越南的反华民族主义较为强烈,具有较高的威胁认知、对抗偏好和动员能力,而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反华民族主义较弱,由此导致它们选择了不同的军事制衡和安全合作方式。反华民族主义与领导权诉求相结合,导致了三国在制度制衡上的差异。强烈的领导权诉求使得印尼出于维护地区自主的目的主导制度制衡;而较弱的领导权诉求则使越、马两国可以在制度制衡中扮演"支持者""发起者"和"修正者"等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反华民族主义对各国的制度制衡发挥了重要干预作用。低烈度的反华民族主义强化了印尼对制度制衡的主导,并导致马来西亚选择通过"追随"策略扮演"支持者"。强烈的反华民族主义则使得越南通过"动员"策略扮演"修正者"角色。     

安倍政府对越安全合作:路径、动因及影响

加强对越南安全合作是日本对东南亚安全战略的重要一环。近年安倍政府通过开展积极的首脑外交,构建并完善安全对话机制,"软""硬"两手结合助越南提升军事力量,通过军演、舰机战略性停靠等多种途径,积极加强与越南的安全合作。安倍政府深化对越安全合作的背后有着提升日本对亚太安全的影响力,联手越南制衡中国崛起,巩固日本国内安全战略调整的成果等多重战略考量。日越安全合作的深化推动了日越关系的提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南海的紧张局势,加大了中国周边安全压力。不过,尽管日越存在一定的利益交汇点,但双方战略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在深化安全合作方面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应注意掌握战略重心和战略资源的投放重点,坚定战略信心,与越加强合作,挫败日本的战略图谋。     

南海问题与中美关系

美国南海政策的调整反映了其总体战略需求的变化,其最根本的着眼点在于维持战略平衡和区域稳定。奥巴马政府高调介入南海争端既与其积极重返东南亚有关,也与其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关,更与其应对中国崛起的全局谋划有关。中美关系要超越历史上权力转移的陷阱,必须兼顾"直接关系"与"间接关系"两个维度,把握"核心利益"与"共同利益"两个关键,统筹"维权"与"维稳"两个大局,妥善处理好"大国是关键"与"周边是首要"之间的关系。倘若两国能够致力于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南海问题将不会如国际社会所担心的那样成为不可破解之题。     

欧盟在中美欧经贸大三角中的“借力型战略”

面对中美博弈,欧盟是否会选边站队?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的"追随—制衡—对冲"三分法不足以解释欧盟在中美欧三边博弈中的选边策略。通过梳理中欧经贸谈判史发现,欧盟实际上实施的是一种"借力型战略",而且通常选择向美国借力。欧盟向美国借力有三种模式:欧美联合施压模式、利用中美关系紧张从中牟利模式、要求获得与美国同等待遇模式。欧盟这一策略之所以有一定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源于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为在中美欧三边博弈中化被动为主动,有效应对欧盟的"借力"策略,中国亟须树立中美、中欧、美欧"三副棋盘"意识,在这三副棋盘中找到突破口:一是通过运筹中美关系,调动中欧关系;二是审时度势,从欧美矛盾中寻找突破口;三是对中欧关系实施合作、竞争、斗争三种方式并举的"交通灯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