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属身份、结构矛盾与俄罗斯北极战略重构——基于地缘战略心理视角

在北极自然环境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俄罗斯地缘类属身份从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变,这是北极地缘政治的关键因素。北极地缘政治的本质特征,则是俄罗斯发展区域海权与美国护持全球海洋霸权的结构性矛盾在北冰洋的具象化。本文为地缘政治理论和地缘战略心理学的交叉研究,以新的理论视角审视北极地缘政治态势,尝试构建由地缘类属身份、地缘战略心理和地缘战略行为构成的互动模型,分析北极地缘政治行为体的认知和动机。本文认为,海洋霸权国、陆海复合强国及其陆海邻国,基于知觉警觉、知觉审慎和知觉防御等地缘战略心理认知,表现出不同的地缘战略行为特征。海洋霸权国对陆海复合强国发展区域海权奉行实力威慑和同盟制衡的遏制战略;后者则奉行战略适度原则,为分化海权同盟实施防御性楔子战略,为平衡力量对比实施建设性稀释战略;陆海邻国对陆海复合强国发展区域海权倾向于合作和推责,但如果威胁感知加剧,陆海邻国将选择追随和投靠海洋霸权国。这进而导致陆海复合强国的战略适度转向战略集中,对海权同盟实施进攻性楔子战略,加强与域外国家合作以实施重构性稀释战略。     

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崛起的“威廉困境”与战略选择

在研究新兴大国关系的议程中,关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如何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探讨很多,但是关于"威廉困境"是如何诱发"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却很少。文章通过将地缘政治学与大国崛起战略进行交叉研究发现: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大国追求区域海权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动劣势"和空间上的"重点区域劣势"两大特征,即率先追求区域海权或在霸权国利益核心区域追求海权的崛起国最容易被视为挑战者;而掌握"后动优势"和"次要区域"的崛起国则有机会通过推责战略而成为霸权国绥靖与鼓励的结盟对象。在亚太地区中美二元结构日益明晰的背景下,中国追求区域海权缺乏一个有效的推责对象。一旦中国陷入区域陆权与区域海权并举战略诱发的"威廉困境"之中,就可能加深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并成为日本与印度谋求区域海权的推责对象。     

规范变迁与身份再造:主权零死亡时代大国崛起战略之路径重构

在体系规范进化的主权国家零死亡时代,崛起国奉行"安全搭车与推责"的"联系性崛起战略"较奉行传统的"安全自助"的"变位性崛起战略"要面临更小的结构压力与冲突风险。单纯比较崛起国与霸权国二者权力位差的误区在于,它从根本上忽略了崛起国需要面对整个霸权国的全球联盟体系以及只有高出社会基本需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部分才是真正衡量超级大国间潜在资源转化能力的根本要素这两大基本事实,这也是崛起进程中崛起国学者提出放弃"韬光养晦"转向激进外交政策的根源。在全球化时代,海权战略应服从于国家崛起的整体战略,海权所承载的更多的是"海运"而非海军。大国崛起应是一个水到渠成、实至名归的过程。     

离岸平衡理论视角下的日本对华制衡战略及其困境

离岸平衡手通常凭借其特殊的地缘位置,通过推卸责任、构筑均势等策略对大陆的潜在霸权进行制衡,维持大陆均势,保证和扩大自身的权力。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在安全上对中国遏制意识空前增强,并积极采取行动,形成对华制衡战略。在目前的亚太格局中,日本对华制衡所采取的行动符合离岸平衡手的一般模式,即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之下寻求推卸责任;借印度、东盟国家等在地缘上制衡中国,以从中寻求自身安全和权力增长;联合亚太众多国家和地区构筑包围中国的均势同盟。但日本的制衡战略也面临诸多困境,其制衡中国的目标并不能实现。中国应在准确把握其战略本质、充分认识其战略困境的基础上积极应对。     

周边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基于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解释

随着实力的持续提升,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着迫切的转型升级压力。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大国对中国周边地区的介入已经呈现一种常态化的趋势,周边国家的战略自主性成为解释其对华战略差异的重要变量。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上,周边国家之所以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关键在于制衡能力与制衡意愿的不同强度。结合区域特性,周边国家的对华战略大体可以区分为制衡、调适、投机和对冲等四种类型。具体而言,若周边国家同时具有较强的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实施制衡行为的条件和动机同时具备,则倾向于制衡,如日本;若只有较强的制衡能力而没有相应的制衡意愿,则倾向于调适,如俄罗斯;若制衡能力较弱而制衡意愿强烈,则倾向于投机,如越南;若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都较弱,则倾向于对冲。对冲战略在竞争型和合作型周边次区域权力格局下分别体现为"两难型"和"兼得型"对冲,分别如韩国和哈萨克斯坦。通过考察这五个周边国家对于"一带一路"的差异化回应,基本验证了上述分析框架的适用性。鉴于此,中国应当细化周边外交的政策选项,对接周边国家的个性化需求,进一步强化崛起正当性,提升区域治理能力,开拓周边外交的新格局。     

菲律宾对华对冲战略评析

在全球化与大国崛起时代,相对弱小国家在面临邻近大国崛起时,常常不是单纯地进行制衡或追随,而是采取一种既接触又制衡的策略组合,即"对冲战略"。但这种战略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都有不同表现,如制衡多于接触或接触多于制衡。文章试图以对冲的视角考察菲律宾对华政策的演变,并引入威胁感知和经济预期两个变量,分析菲对华对冲战略的影响因素及其对中菲关系的影响。     

追随战略的“黄昏”:基于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战略取向的分析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推进,东南亚国家在崛起国中国与霸权国美国之间的战略取向也越来越清晰。"制衡"不可取,"追随"代价大,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如缅甸和菲律宾从"追随"域外大国的阵营加入"大国平衡"的阵营,"大国平衡"逐渐成为更多东南亚国家维护战略利益的最优选。领土争端、政治体制、贸易相互依赖程度以及霸权盟友的可获得性是影响东南亚国家对崛起国和霸权国战略取向的四个单元因素,它们塑造了东南亚国家可能的战略行为,其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可能改变其战略取向。但是,考虑到次地区层次上面临的安全风险以及体系层面的战略环境,任何战略取向的改变都需要一定的地区和体系条件。在东南亚具体的次地区环境中,东盟逐渐成熟的地区安全机制以及域外大国的竞合型关系为更多东南亚国家逐渐放弃"追随"战略转而偏好"大国平衡"战略提供了可能。     

与中国结盟吗?——俄罗斯国家利益与中俄结盟概率

文章注意到国际格局变化对大国间战略关系的影响,中国快速崛起也引发学界关于中国是否需要调整不结盟政策的讨论。文章认为,与经济快速崛起不同,经济实力向军事实力转化的速度相对更慢,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崛起进而军事崛起的窗口期,这段时间对于体系内其他大国来说也是机遇期,关系到能否在十年后的大国竞争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针对中俄结盟可能性的讨论,文章认为,无论是否针对第三国,大国结盟都意味着大国间的战略关系的重大调整,在缺少强大外部安全压力或突发事件的外因诱发的情况下,出现新的大国结盟的概率较小。对于俄罗斯来说,其既有实力能够应付当前面临的周边安全压力,因此将坚持维系现有同盟体系、不再扩大同盟范围的战略,未来十年内与中国结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都不高。文章认为,十年后国际格局更有可能出现质变,大国战略关系将迎来密集调整期,届时中俄结盟概率将提高。     

编者的话

正本期有两篇文章重点讨论了中美二元格局下的亚洲地区秩序和构架建设。徐进认为,二元格局下中国的崛起困境难以依靠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来缓解。他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兼容中美大国战略及其对中小国家的政策,兼顾制度约束力和灵活性的东亚地区安全架构?该文构想了一个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东亚安全合作"四轮"架构,对于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研究具有一定启发。马荣久主要从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洲"两条线索研究亚洲地区体系,揭示了在中美权力转移进程中,地区体系对于大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身份认同和政策选择的塑造。这一研究有助于思考如何缓解中美权     

法德重启海洋战略的逻辑——化解“陆海复合型”困局

法国、德国属于"陆海复合型大国",具有相似的历史经历,曾因盲目向海洋扩张而教训惨痛,给欧洲局势带来不稳定。如今,法德两国主导欧盟联合防务,并且通过与北约积极合作的"多边外交",使其海上力量活跃于全球众多区域。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法国、德国通过"一体化"与"多边外交"的运用,巧妙扭转了自身所处的复合结构型地缘困境,并将其转变成有利的战略条件,携手周边邻国共同经营欧洲的繁荣,谋划全球战略。它们通过欧洲区域一体化获得战略优势,并由此向更为广阔的领域辐射影响,谋求与美国开展更为对等的战略合作。     

俄罗斯安全观的嬗变、延续与回归

俄罗斯安全观随国际互动的性质与程度呈弹性变化,具有可变性与可塑性。其传统安全观基于“霍布斯意象”的权力导向模式,分为周边和欧洲国际体系两个层面。俄罗斯在周边主要奉行局部扩张战略,在欧洲国际体系主要奉行权力制衡战略。局部扩张与权力制衡有利于物理力量的积聚与国际平衡,使俄罗斯得以应对地缘不安全问题。但传统安全格局的稳定仍需大国在战略层面的国际共识加以维系。冷战后期,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变化,促成非传统地缘竞争的国际格局。在新的国际情境下,俄罗斯传统安全观战略层面的共识成分逐渐向认知层面转化,并开始突破或超越“霍布斯意象”。俄罗斯新安全观呈现不同认知层次的三维投射。随着国际互动的性质与程度的变化,俄罗斯安全观的演变与发展呈双向可逆特征：既可以向未来迈进,也可以向传统回归。     

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之一,韩国近年凭借经济上的崛起,有力地拓展了外交上的雄心抱负。一方面,以美韩同盟为核心,不断巩固韩国的国家安全基础,使之成为其整体外交的根基;另一方面,将中等强国外交作为韩国外交的重要一环,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对中国完善周边外交布局、改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运筹大国竞争都有明显的影响。当前如何处理好与韩国的双边关系,既考验着中国外交的智慧,也将对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发挥重要的作用。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

在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三位总统任内,美日同盟经历了三次调整。1996、1997年接连出台了《美日联合安全宣言》和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对同盟进行了再定义,安保体制从"专守防卫"扩大到了"应对周边事态"。布什政府任内同盟被定义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日本自卫队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提供了后勤支持。加强美日同盟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中之重,美国强化了在中日钓鱼岛争议中支持日本的立场。2015年出台的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调美日间安全与防卫合作的全球属性,扩大了合作的范围,要求同盟从平时到战时都实现"无缝、强力、灵活、高效"的协调和反应。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三次调整的核心内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被架空。同盟的调整既表现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策的高度一致性,也显示了美日两国利益的高度契合。中国因素是同盟调整的一个重要考量,美日在制衡中国上有共同需求。同盟的调整给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亚太再平衡”与美国对南海政策的调整

在"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背景下,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经历了两次深刻的调整。第一任期进行的调整以外交、舆论施压为主,主要是在"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布局下,基本上形成了南海政策的再平衡框架。第二任期的调整则加大了军事介入,加强了同盟体系和安全合作网络,并扶持相关声索国增强防卫实力,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得到强化,南海政策框架得以确立、稳定和运作。从"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本质看,美国主要是通过介入南海问题来制衡和管理中国的崛起,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同时,它也制造了中美在南海的"安全困境",政策本身也具有内在的不一致性。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双重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

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美国的"印太战略"是将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亚太"轴辐"安全同盟体系扩大到印度洋区域,实行两洋联结,形成大月牙形同盟与伙伴国网络。此举试图以合作与制约双管齐下,将中印崛起规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框架内。从地缘经济角度而言,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是促使美国推出"印太战略"的主要原因之一。亚太经济重心从美国向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东部转移也促使美国提升这些次区域的战略地位。印太地区战略格局正在从一超多强向多极格局演变,形成多个三角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不仅取决于两国国内因素,也受到印太地缘政治中其他行为者的影响。印太地区正在成为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下一个中心地带。美"印太战略"使印太地区战略态势更为复杂,使中国和平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     

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实力快速崛起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中美两国在经济、安全及国际制度等领域展开了具有战略博弈性质的竞争。对此,美国倍感焦虑,担心经济影响在亚洲消退、海权优势在西太平洋地区受到挑战、科技优势丧失及制度威望受到冲击。美国的"地位焦虑",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已经若隐若现,特朗普执政后,显著加剧。特朗普政府不仅对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提出质疑,还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经贸、人文、两岸关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举措,强化对华制衡与牵制。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调整,我们一方面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要保持战略清醒与战略定力,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     

美日跨领域防卫合作评估:战略考量与现实挑战

近年来亚太安全局势波诡云谲,大国摩擦趋于激烈。在此背景下,美日意图融合陆、海、空等传统领域与太空、网络、电磁频谱等新领域,大力推进跨领域防卫合作。两国合作动向蕴含多重战略考量:赋予美日同盟新的战略意涵,强化其遏制能力与应对能力;多维度重塑美日印太安全合作体系,强化对中俄战略威慑能力;日本欲借与美合作构建自身跨领域防卫体系。美日合作也面临制度、法理、经济等多层面挑战。在中美博弈趋于长期化、美日军事一体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未来美日跨领域协同防卫合作将会继续发展,并将对中国周边、亚太乃至世界安全局势造成明显冲击。     

从"双重遏制"到"双重规制"--战后美韩军事同盟的历史考察

本文的重点在于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韩军事同盟的结构调整与功能转化,特别是该同盟在由"双重遏制"(遏制朝鲜、遏制共产主义)向"双重规制"(规制朝鲜、规制半岛周边大国)转变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延续性,以求对冷战后美韩军事同盟的性质及其发展前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文章同时指出,美国之所以坚持在未来"朝鲜威胁"不复存在的情况下继续保留驻韩美军,既是其亚太安全总体战略的一种直接体现,也是对东北亚安全形势未来发展的一种"政策因应".这表明美国正在为美韩同盟的前途进行重新规划,并已经开始为其未来角色进行一种新的定位.     

南海问题与中美关系

美国南海政策的调整反映了其总体战略需求的变化,其最根本的着眼点在于维持战略平衡和区域稳定。奥巴马政府高调介入南海争端既与其积极重返东南亚有关,也与其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关,更与其应对中国崛起的全局谋划有关。中美关系要超越历史上权力转移的陷阱,必须兼顾"直接关系"与"间接关系"两个维度,把握"核心利益"与"共同利益"两个关键,统筹"维权"与"维稳"两个大局,妥善处理好"大国是关键"与"周边是首要"之间的关系。倘若两国能够致力于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南海问题将不会如国际社会所担心的那样成为不可破解之题。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论透视与历史比较

近年来,中美两国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创议成为世界政治的热点话题。文章认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应从理论与政策、历史和现实等多层面进行深入思考。要想准确把握当前中美关系的战略实质,一方面需要超越现有国际政治理论中以权力转移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旧有范式,将国内政治模式、对外战略选择和国际战略互动等多重变量纳入研究范畴;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包括中美在内的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反复出现的"崛起国一主导国"二元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总之,只有通过理论透视和历史比较,才能把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所具备的学理基础和现有条件,进而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更有意义的判断,并努力"预为之谋"、最大限度避免重蹈历史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