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的藩篱:男做女职者职业处境、性别气质建构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20位从事传统女性工作类别的男性工作者的访谈,探讨他们在跨越传统性别工作概念之后所产生的自我认同、个体适应与应对策略。研究发现,在传统文化的社会化影响下,当今中国社会的劳动力市场依旧存在着较强的性别认同与性别期待。西方学者所言的"玻璃手扶梯"现象并未明显出现在受访的男做女职者身上;系统化的性别概念对初入传统女性劳动职场的男做女职者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且对部分劳动者的升迁具有抑制作用。不同职业的劳动者往往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和反应方式来转换个人在职场中的压力,并借以重构其在职场中的社会关系。     

结构赋予与个体分化:校企联合模式下职校生的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个体在情境中形成的身份认定与情感归属。相比单一的学校教育模式,职业教育的校企联合模式具有情境二重性(即学校和企业情境),且该情境下的学生身份认同缺乏关注。基于对南京市育人中专营销类专业一个班级的调查发现,学校与企业双主体通过各种策略打造了"狭义职业人/S企业人"合一的结构性身份,其中学校以"三教育"方式训导,企业以"范畴化"过程渗透。但校企实践从知识对接、企业劳作和他者比较三方面解构,职校生对被赋予的结构性身份形成困惑和异议,完成学生心态转变的他们结合家庭和个性背景,主动寻求多样化的认同取向。由此,职校生身份认同是个体与结构互动的产物,呈现"既在结构之内,又在结构之外"的复杂状态。     

论自我认同与女性身体消费现象

消费作为认同的行为和符号,它既是建构认同的"原材料",又是认同表达的符号和象征。女性身体消费逐渐成为女性建构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并且是一种多元的自我认同方式,它包括职业形象认同、性别认同、身份认同与社会地位认同四个方面,但是在消费社会背景下,这种通过身体消费来表现的自我认同达到极致时,女性的身体成为消费对象,产生身体消费的异化现象,女性的身体深受"美丽暴政"的凌辱。     

群体性事件中的身份利益群体研究

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正在由事项利益群体转向身份利益群体。身份意识在结构上可细分为身份认同意识、身份利益意识、身份排斥意识和身份抗争意识,它们会对身份利益群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并对冲突管理提出新的挑战。管理身份利益型冲突的目标、原则、策略和方式有别于事项利益型冲突,其管理目标应当定位于利益相关的各种身份群体间关系,促进各身份群体间的利益平衡;政府的角色应当居于中立地位,不偏不倚;管理机制和策略是设计公平和公开的身份群体间协商程序,并使协商过程和解决方案保持一定的透明度,以便形成能够在各身份群体间达致广泛共识的冲突解决方案。     

“新父亲”参与儿童照料的实践与反思——西方“新父亲”话语述评

父亲参与儿童照料是当代社会解决育儿困境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是当前西方社会流行的"新父亲"话语及其实践的核心议题。分析发现,"新父亲"话语通过树立兼顾工作与育儿的理想父亲形象将儿童照料纳入父职的范围;但"新父亲"只是作为育儿帮手与玩伴,儿童照料参与并不充分,且其照料行为总是与其职业特点与男性气质联系在一起,强化父亲照料与一般照料劳动的区别。现有工作制度使"新父亲"面临着工作与家庭的冲突,难以充分参与儿童照料劳动;社会生产与人口再生产领域的性别分化中,男性相对于女性的优势,也对"新父亲"的儿童照料参与和性别平等起阻碍作用。     

领导干部既要当“好官”又要做“好人”

领导干部道德既有作为"好官"的职业道德维度,又有作为"好人"的个人道德维度。领导干部的社会身份和职业特征,特别是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赋予领导干部职业道德之外鲜明的个人道德特征。领导干部存在职业性"经济人"与角色性"社会人"之间的价值冲突,组织结构中职位规则与社会角色要求之间的价值冲突。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必须立足于职业道德与个人道德的统一,坚守职业道德底线,提升个人道德自觉,强化对领导干部道德的社会评价和监督。     

性别视角下已婚者的阶层认同

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检验了夫妻双方客观阶层地位对已婚女性和男性主观阶层认同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个体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主观阶层认同的地位决定论适用于解释已婚男性的阶层认同,但并不适用解释已婚女性阶层认同的形成;多数已婚者的阶层认同呈现出"妻凭夫贵、夫靠自己"的性别差异,女性阶层认同的从属依附心理不仅是传统性别意识的表现,更是性别不平等的体现;已婚女性阶层认同借贷型较多,即配偶的客观阶层地位比本人的客观阶层地位更重要。已婚男性阶层认同则独立型较多,即本人的客观阶层地位比配偶的客观阶层地位更重要。由此可见,我国性别平等意识的推进依旧任重而道远。     

《礼记》中的婚姻制度、性别与权力

《礼记》作为对中国古礼之阐发,是儒家"政教合一"、化规矩为制度的哲学思想与精神的体现。"一夫一妻多妾制"的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是"阶层—性别"双重等级秩序的推行工具和制度化表现,是将婚姻中的两性关系和日常行为规范以制度的形式加以巩固,从而维护"父权制"社会主体阶层——"男性"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是造成男女两性不同的社会性别角色和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身份的主要原因。     

社会性别视角下“暖男”形象分析与探究

网络语言"暖男"一词近年来迅速走红,所谓"暖男"需要具备细致体贴、温暖阳光这些性格特质,颠覆了大众刻板印象中传统的男性形象。这一新的男性形象符号的出现,既源于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熏陶,又伴随着大众对社会性别的新期待。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大众媒介对社会性别的重新建构,整个社会对男性的气质诉求开始有了全新的定义。"暖男"形象受追捧也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男女两性性别气质绝对化的二元对立,对推进女性主义崇尚的男女平等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性意义。     

中国性别失衡问题的社会管理:整体性治理框架

1980年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急剧升高并长期高位徘徊.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性别失衡作为社会管理领域的重大人口问题正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因此在当前的人口社会管理中的管理理念和公共政策等方面就需要突破旧有的管理格局和机制,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最终构建性别平等的和谐社会.本文描述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最新态势,评述了近年来性别失衡治理的公共政策体系,从整体性治理理论出发论述了社会管理视域下性别失衡治理问题,并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了性别失衡的社会管理框架,为政府性别失衡治理问题提供支持.基于上述框架,本文发现在中国的性别失衡社会管理框架中存在碎片化问题,公共政策体系需要完善,在性别失衡整体性治理的社会管理框架中要纳入对大龄未婚男性的关注.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认同的内在逻辑——一个政治文化的分析视角北大核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是当前我国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和谐主导价值原则的认知、接受和践行。研究表明,与人的思维秩序一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认同的形成必然遵循由"利益认同"到"政治认同"再到"文化认同"的逻辑秩序。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代际差异研究

青年群体已成为流动人口的主力军,其身份认同对实现自身在流入城市的继续社会化、流入城市留住宝贵的人力资源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意义重大。通过代际比较研究发现,身份认同存在等级递进:"融入于人"意愿最强、长期居留意愿次之、本地人身份认同度最低;青年群体的认同意愿和认同结果均弱于老生代,但差距在制度约束低、人文环境浓郁、发展机遇多的城市缩小,且代际差异在户籍的互动作用下消失。这说明,客观户籍制度下的"内外之别"对两代群体的认同极具约束力,但青年群体身份认同建立在流入城市对自己接纳的基础上,外在环境的变化易导致其心理冲突甚至行为冲突;年长者的城市阅历使其对自我的身份认知更稳定。     

女性高等受教育者就业歧视的教育社会学分析

传统社会讲究"男女有别"而又有合作,基本上"男主外,女主内",故而男女不存在职业之竞争。现代社会一方面忽视女性生而为女之自然乃至心理差别,另一方面缘于现代社会的平等权利,女性因此享有了男性化的教育机会。而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的职业配置基本是以男性劳动力为标准,结果自然招致女性受教育者的就业歧视。化解之道在于重估家庭价值以及教育以及社会职业配置,以重建其应有的人性基础。     

从“角色规定”到“身份认同”——大学新生养成教育初探

以"身份认同"为研究思考的逻辑起点,构建大学新生养成教育管理模式,以"认识—情感—评价—行为"问题分析框架,分析大学新生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表现与成因,针对问题及原因所在,以"身份认知—身份构建—身份内化"干预机制,开展大学新生的养成教育,最后以"认知认同—实践认同—价值认同"评估体系,评估大学新生养成教育的成效,最终实现"角色规定"到"身份认同"的转变,为大学新生养成教育提供新的思考。     

研究中国当前社会冲突意识的七个发现

1、阶层认同决定人们社会冲突意识和行为取向调查表明,越是将自己认同为上层阶层的人,就越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较小;而越是将自己认同为最下层阶层的人,就越是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严重。尤其是那些主观上把自己归结为社会最低层的人员,更容易出现极端行为。阶层认同决定人们社会冲突意识和行为取向的发现说明,在中国目前新的发展阶段,发生社会冲突的诱因以及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可能并不来源于客观阶级所划定的社会底层,而是来源于与参照群体比较中认同阶层比较低的人群。在我们的分析中,人们对贫富之间冲突程度…     

女大学生职业角色刻板印象研究

本研究通过与男大学生进行比较对女大学生的职业角色刻板印象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 从整体来看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具有较低的职业角色刻板印象； 女大学生主体也带有职业角色刻板印象， 同时对女性自身的职业范围有着较高的限制； 男性对女性职业发展的限制更甚于女性的自我限制； 传统的性别观念仍在不同层面影响着女大学生的职业角色刻板印象， 造成女大学生未来发展相对狭小的选择空间， 使其内心承受着更多的矛盾和冲突。     

社会治理双重属性的逻辑进路及其实践维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更好维护人民权益、确保社会安定有序的重要保障。社会治理具有双重属性,一个是权利属性,一个是秩序属性。权利属性追求权利政治,秩序属性则以秩序政治为价值取向。权利与秩序之间的互动是社会治理双重属性的根本逻辑。权利属性与秩序属性之间一方面具有内在的融合性、统一性,互为目的、互为结果;另一方面也总是趋向于相互否定、彼此冲突,权利属性始终试图否定现有的秩序,秩序属性则总是试图束缚住权利。实现权利属性与秩序属性之间的有序互动和动态平衡,根本之策在于推动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把权利和秩序纳入到法治的框架之内。     

政治沟通在政治认同与国家稳定关系中的作用——基于6159名中国被试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探讨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的现状、特征及政治沟通在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影响中的作用机制,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在上海、重庆、吉林、广东、福建、湖南、山西、新疆、四川和青海等10个省份获得有效数据6159份。通过对6159份有效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公民表现出较高水平的政治认同;不同代际被试的政治认同表现差异显著,随着代际更替变化,其政治认同的得分出现明显回落的趋势;同时,公民月可支配收入水平在其社会身份特征(户籍类型)对政治认同差异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在控制性别、所处区域、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职业类型、月可支配收入等背景变量后,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其中,政治沟通表现出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是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发生作用的"联动器"。     

户籍制度与家庭团聚——流动人口流入地的身份认同

本文使用logit模型分析了城市流动人口流入地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原户籍"农业-非农业"的城乡身份和现户籍"本地-外来"的区域身份对其身份认同存在显著不同的影响,以获得当地住房为代表的经济融入水平有助于流入地身份认同的实现。除制度因素和经济因素外,流动人口的家庭团聚也是影响其流入地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在使用倾向值匹配法消除样本选择性之后,家庭团聚对流入地身份认同的净效应依然存在,因此增加和完善促进流动人口家庭团聚的公共服务尤为重要。     

创新农村社区管理的制约因素分析

农村社区管理的实质就是想办法把农民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意味着让农村获得秩序、农民内心获得归属感和秩序感。这个任务在当下的农村却面临着三种因素的制约:一是中国农民的权利观念;二是构成农民社会行动意义来源的三种传统;三是因城乡分割形成的两型社会。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农民的自我认同和社区认同无法统一,当下把农民组织起来的任务也就显得异常的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