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类案件中的刑民交叉现象初探

非法集资类案件由于其自身特性往往交织着诸多的刑民法律关系,而上述刑民交叉现象又一直是困扰法学理论及司法实践的疑难问题,探讨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厘清"非法集资类案件""刑民交叉现象"两个概念,研究非法集资类刑民交叉案件的司法现状,深入剖析刑民现象产生原因,并立足公安经侦部门办案实际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不当得利与侵占罪之界分

文章分析了遗失物与遗忘物之间的刑民交错关系,指出拒不交出他人遗忘物的应当以侵占罪论处;拾得他人遗失物拒不返还的应是不当得利行为。侵占罪属于一种恶意的不当得利,要求占有人返还原物,而不当得利则不受此限。应从法理和司法实践上正确认定此类案件。     

刑民交叉案件审理模式之选择适用

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涉及到程序和实体等方面,在审判实践中表现得十分复杂,文章立足于紧贴司法实务,从法院审判角度尝试架构我国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机制,以利于审判实践中既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便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提高对该类型案件的审理效率。     

刑民交叉案件中的关系分析及处理原则

要深刻认识刑民交叉问题，就必须对刑民交叉关系的类型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理清实体处理思路：坚持刑法的二次性评价原则，优先适用民法；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从严解释刑法，从宽解释民法；以民事关系的前置性分析和定性为基础来判断刑事关系；在刑民价值冲突的情况下坚持在合法性的前提下进行实质判断等。同时，在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上以公权保护和私权保护并重、公正与效率兼顾的原则作为刑事司法准则。只有当我们有了对刑民交叉关系的正确审视度。我们的刑事司法实践才会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价值提升。     

论经济犯罪案件中的“刑民交叉”问题

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常出现“刑民交叉”问题。对于“刑民交叉”案件,应有限适用“刑事优先”原则。当前,处理“刑民交叉”问题主要的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和公安部的规章。“刑民交叉”案件为同一法律事实的,应区别不同情况作出处理。对手“刑民交叉”案件,在法院已经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决定立案侦查的,应履行必要的程序。     

先刑后民原则的异化与扬弃——兼论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

在同一案件同时涉及刑事与民事两个诉讼时,实践中一直坚持刑事诉讼程序优先。这一原则曾经是解决刑民交叉案件行之有效的方式。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适用这一原则过程中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严重违背了制度设计的初衰。在当前越来越强调关注人权、关注民生的时代背景下,该原则适用过程中的异化反应给诉讼当事人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国家也一再为此承担额外的诉讼成本,应该考虑刑民交叉案件的多元化处理模式。     

民法典时代"两头骗"行为类型化定性研究

民法典时代,刑民交叉案件更为引人注目,而"两头骗"因其独特外观牵涉诸多刑民问题,其以事实上"定量"交叉与规范上"定性"竞合最为典型,是当前研究刑民交叉案件的最佳样本.刑民交叉视角下,应先对合同诈骗罪的行为方式予以内部限缩性勘定与外部耦合性界分;继而对担保借款型"两头骗"的前行为之"目的性"与后行为之"工具性"进行一体性教义学厘清,应仅认定前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而后行为应当出罪;基于此,再对不同场景下的"两头骗"行为予以类型化分析,根据缠附民事行为的不同,依次按实质的一罪和处断的一罪予以处理.据此,可对司法实践中类案异判的乖缪予以纠偏,避免司法判决莫衷一是,提高民法典时代司法公信力.     

论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

在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顺序上，无论是“先刑后民”“先民后刑”还是“刑民并行” ，均是一种既定的程序处理模式，省思当下刑民交叉案件的司法现状，其程序处理应当立足于更深层次的因素。从分类上来看，传统的界定标准与类型划分存在一定瑕疵，类型化的程序处理机制只是一种表象适配，以案件事实为中心的界定与分类才更为妥善。在此前提下，较为妥当地处理刑民交叉程序冲突的进路应当坚持以前置关系判断为主、利益保护判断为辅的原则。优先判断是否存在前置关系，存在时适用“先刑后民”或“先民后刑” ，不存在时适用“刑民并行” 。同时，以利益保护作为辅助性原则，重点考量依据前置关系判断的程序适用是否对涉案人或单位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如具有利益保护的重要性，应重新判断程序适用模式。贯彻层次性的理念，也能为刑民交叉案件中较为疑难的程序问题提供解决思路，诸如生效裁判既判力、证据交叉适用、涉案款物的处理等。     

刑民交叉案件分案审理的标准

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判断刑民交叉案件是否“分案处理”的标准有二：一是“同一法律关系”,二是“同一法律事实”。从法理及实践看,单纯依据某个标准,并不能对刑民交叉是否“分案处理”得出一个统一结论。因此,应将二者结合起来,确立一个综合性判断标准：凡基于不同法律事实引起的刑、民法律关系,应当分案审理;凡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引起的刑民法律关系,原则上应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合并审理。     

侵占罪告诉问题浅析

新刑法典新增加的侵占罪立法的诉讼形式一律作为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多如诉讼主体不明确、举证困难以及刑民不分等疑问和空白,本文就侵占罪的立法不完善提出自己的建议.     

刑事责任年龄认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由于立法上缺乏刑事责任年龄认定标准;司法实践中户籍资料、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陈述和骨龄鉴定认定依据均存在问题;刑事证据采纳标准和司法成本影响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从而导致犯罪嫌疑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处于不确定状态。对此,立法上应明确规定认定刑事责任年龄的法律依据;司法实践中,严格户籍管理,适当运用骨龄鉴定,严格遵守证据的采信规则,合理规划司法成本。     

论刑事责任的定位

关于刑事责任在刑法中扮演何种角色,我国刑法学界众说不一。刑事责任应该是一种司法机关强制犯罪者承受的刑事惩罚或单纯的否定性评价的负担。在与罪行和刑罚的关系上应该采取罪———责的模式,只有这样才能理清罪、责、刑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定位刑事责任,才能够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理论反思

刑事诉讼模式的反思是当前的学术热点问题,关系着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源于西方的经典刑事诉讼模式理论对当下的中国刑事审判实践解释力不够,而本土理论则在“何为诉讼”以及刑事诉讼模式关涉的要素等方面含混不清,严重影响到刑事诉讼模式理论的自身完善与刑事司法改革指导功能的发挥。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应因地制宜,并立足刑事诉讼法的实践状况,从宏观的诉讼阶段上来把握。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运行问题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一种基本的、应然的和系统的刑事政策,应由纸面上的法转变为行动中的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密切关系：刑罚结构的改变和刑罚的轻缓化是我国刑罚制度的发展方向;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注意刑事和解、社区矫正和修复性司法等等措施或制度的运用,并建立各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运行中应注意相关具体的适用性问题。     

刑事和解的若干问题浅析

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的引进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正在形成一股研讨浪潮，其中有诸多成果和争议，也有积极的倡导和谨慎的质疑。虽然我国尚未确立刑事和解制度，但在现实中，刑事和解正在成为一项逐渐被赋予理论正当性与可行性的刑事司法制度。     

罚金刑执行难问题成因及对策

罚金刑执行难问题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顽症。在总结成因，借鉴国外先进立法、司法实务经验的基础之上，分阶段地对我国罚金刑执行制度的改革工作提出了一些初步建议，以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罚金刑的执行难问题。     

片面共犯问题浅析

片面共犯是共同犯罪的特殊形式。在我国关于片面共犯理论上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之争。片面共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刑法分则及司法解释的肯定。片面共犯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在司法实践中应视案件的具体情况给予片面共犯以刑法处罚。     

比较视野下的媒体监督与刑事裁判之关系构建

媒体作为我国刑事裁判权外部监督的重要载体,对司法运行的监督发展尤为迅速。媒体为了对刑事裁判权进行有效监督而夸张发布一些新闻报道却适得其反。媒体的肆意报道破坏了刑事裁判权的独立性,由此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媒体监督刑事裁判,有利于提高刑事诉讼的透明度、有利于刑事司法权的独立以及有利于抑制刑事司法权的滥用来防止司法腐败,最终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通过对英、美、德媒体监督与刑事裁判权之关系的域外考察,提出媒体应当加强自身机制监督,同时法官和公众各自加强自身监督机制的构建,进而达到媒体与刑事裁判权协调。     

刑事追赃与善意取得的冲突与重构

法律和司法解释在对善意取得是否能阻断刑事追赃存在不同观点和意见,追赃依据不一致直接导致司法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无所适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主要标志就是规范公权、限制公权、保障私权、倡导私权,在立法的方向上,把善意取得制度纳入刑事追赃的规范体系是大势所趋。     

论我国刑事被追诉人的迅速审判权

刑事被追诉人迅速审判权作为刑事被追诉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已被大多数国家作为一项基本宪法权利予以确认和保护。反思我国相关刑事诉讼立法关于刑事被追诉人迅速审判权保护的不足以及相关制度的缺陷,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推进我国刑事被追诉人迅速审判权的必要性问题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