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背景下实现“两委”关系正常化的路径选择

实现党的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关系的正常化,是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的需要。实现“两委”关系正常化的基本路径:一是“两委”班子成员必须转变思维定势;二是必须按照法律和党章规定,明确“两委”的具体分工;三是必须建立确保“两委”班子工作关系正常化的协调机制;四是必须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培训;五是必须充分发挥乡镇党委的领导作用和乡镇政府的指导作用。     

新农村建设中“两委”关系的协调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两委”关系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从全国各地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的情况看，“两委”关系不协调已经影响到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影响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健康、顺利发展。因此，明确“两委”之间的职能划分，建立“两委”关系的协调机制，实现“两委”关系的协调发展，对于搞好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农村党支部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矛盾分析与整合

实行村民自治后,我国农村党支部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引起了各方的关注。而解决这一矛盾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提。目前,这一矛盾的主要表现是:村委揽政,支部放弃领导;支部过分揽政,自治功能弱化;村级事务管理混乱等。这就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影响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削弱了党在农村的领导地位。这种矛盾的原因在于制度规范对“两委”关系的界定不清;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影响,导致“两委”角色定位不当,“两委”领导人素质不高;乡镇领导对村民自治工作缺乏正确的指导等。而解决选一矛盾就必须从制度上明确“两委”的职权,进行合理分工;要转变观念,建设服务型的“两委”;加强对“两委”干部的培训与教育,提高综合素质;明确决策程序,实现民主决策;依法治村,将“两委”活动纳入法治化轨道。     

推行"两委合一"改革增强村级党组织活力

推行“两委合一”改革是增强村级党组织活力的最佳选择。通过改革使“两委”的分工明确 ,而其功能和作用在目标、方向上则高度“合一”,这是实现依法治国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在我国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实践中的统一 ;“两委合一”改革应以《组织法》的真正贯彻落实到位为出发点和归宿 ;必须以转变村级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传统方式方法为核心内容 ;这种改革会极大地增强村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创造力和凝聚力。     

抓住换届之机着力改善村“两委”关系

农村党组织要担负起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的历史使命，首先必须增强农村“两委”班子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其中最关键的是要理顺村“两委”关系。     

“两委”干部交叉任职 增强农村基层组织“三力”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应该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基层党组织要担负起“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增强农村“两委”班子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我以为，农村“两委”班子的干部交叉任职则是增强农村基层组织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举措。实行农村“两委”干部交叉任职制度，必须认真处理好扩大民主与依法办事的关系。实行农村“两委”干部交叉任职，意在使农村基层干部忠诚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两委”关系要理顺

如何理顺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一直是困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问题。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在农村具体工作实践中,自觉做到三条:一、提高村“两委”成员的整体素质。新形势下,加强教育,提高村“两委”成员的整体素质,特别是努力提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素质,显     

以换届为契机 完善农村“两委”关系

农村“两委”关系十分重要。今年，我省农村“两委”班子不少要进行换届。我们要以换届为契切，切实推进“两委”关系的协调发展。     

正确处理农村“两委”关系的思考

实施村民自治以后 ,我国农村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 ,村党支部和村民自治委员会 (简称“两委”)成为农村基层的领导组织。从目前情况来看 ,在实际工作中 ,“两委”关系不够协调的问题比较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是制度安排有缺陷。因此 ,必须进行制度创新 ,通过完善工作制度 ,理顺村党支部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     

农村“两委”关系摩擦的根源及其化解

村民自治条件下 ,农村产生了一个由村民直选出来的村委会组织 ,与农村党支部委员会一道 ,构成了以“两委”为特征新的农村基层组织 ,给农村基层组织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但同时必须看到 ,目前 ,许多农村“两委”关系出现了较严重的摩擦 ,正在影响着村级班子的建设和战斗力的发挥 ,危害着农村的稳定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这一问题已成为农村亟待解决的社会焦点问题。本文对农村“两委”关系摩擦的深层原因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三个代表“对“知行统一论“的发展

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知行背离"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知行统一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分析"知行背离"时代特征及产生根源,从中找出积极应对思路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跨越"和"倒退"现象

人类历史发展中“跨越”和“倒退”现象的发生 ,是历史主体在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可能性空间”内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生产力只决定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能为其“可能性空间”所容纳 ,却不决定“可能性因子”相互之间的递进关系 ,因此“五形态”递进次序难以得到理性上的确证。现实社会主义产生和存续的历史合理性 ,不应从外在于当代人类活动的“五形态”次序中去寻求解释 ,而应从历史的现实运动中去求得理解     

“扩红”与“筹款”——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

苏区发动查田运动采取了过激的土地政策,从客观上加剧了赤白对立.查田运动是"左"的土地政策贯彻的结果,但也应看到,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是为了满足苏区扩大红军和筹款等政策的需要.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兼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基本特征和“三个文明”全面发展的概念 ,反映了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一个新飞跃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与贡献 ;坚持社会主义“三个文明”一起抓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学说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就要大力增强全党全社会政治文明意识 ,坚定不移地走适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但更是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图腾。社会原生态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这个符号与范畴。政治生活也不例外。政治在不同维度、不同理路上同"真理"概念相关联,其中最突出的是"真理"作为话语权力象征符号,或是作为民主政治模式的参照项与超越物。当然,真理观与真理信念经历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同政治文明的推进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