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中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与保护

公众人物是媒体和大众所关注的焦点,在信息技术和网络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代,公众人物隐私被泄露的情况更加普遍。由于他们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特殊身份地位,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是合情合理的,法律也因此要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进行一定的限制,从而维护相对来讲更重要的公共利益。但是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应只限于其私人领域与公共利益、公共兴趣有关的部分。同时,不同类型的公共人物的隐私权限制也应该区别对待。     

论娱乐明星隐私权的限制——从“艳照门”事件说开去

在隐私权限制方面，娱乐明星应当从公众人物中独立出来，因为娱乐明星和其他的公众人物在知名度来源上有所区别。对于“实力型”娱乐明星来说，其隐私权的限制只能限制在事业方面而不能延伸至别处；对于“眼球型”娱乐明星隐私权的限制既在事业方面，还包括有助于自己出名的那些因素。娱乐明星没有义务为青少年fans做出道德表率，也并非社会中的道德榜样。     

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和保护

自然人的隐私权依法应受保护。公众人物因其事业与社会和大众的关系密切，基于公共利益、新闻价值或公众的合理兴趣，有必要对其隐私权进行适度限制。但是，在对公众人物隐私权进行限制的同时，也应对其进行必要的保护。公众人物住宅不受非法侵入或侵扰，其私生活不受监听监视，公众人物享有通信秘密和自由，公众人物夫妻两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或调查，公众人物有权享受与公众的合理兴趣完全无关的纯粹个人私事的秘密或安宁。     

促进正能量理当“高调”

陈光标近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践行核心价值观，公众人物要带头》，并为此接受媒体采访。他称，此次自己主动投稿，目的是“尽我所能促进正能量。”多年来，他对中国慈善事业的贡献．业内及全社会均公认，但其“高调”方式却为人所诟病。     

网络时代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互联网在给人类带来高效和便捷的同时,也使包括公众人物在内所有公民的网络隐私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我国对公民尤其是公众人物的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基础较弱,在立法上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有必要从具体国情出发,并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构建起立法、行政、司法三位一体的网络隐私权保护体系,促进整个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     

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与保护

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私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由于公众人物的特殊性,为了满足相时重要的公共利益,必然要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行使给予一定的限制,但是,公众人物隐私权并非被完全剥夺,在公共利益和新闻价值之外,应该获得一定的保护.     

试论公众人物的隐私权

公众人物隐私权一般情况下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但公众人物作为公民当中的特殊群体,其隐私权亦应受到限制.文章首先对公众人物作出界定,然后对其限制的深层次原因分析,认为还是出于利益平衡的考虑.但这种限制也不是绝对的,对那些纯粹的个人事务,法律应给予与普通公民同等的保护.     

公众人物隐私权法经济学分析

为节省有限的社会资源，追求福利最大化的社会公平结果，占用受众关注力的公众人物私隐自然少于一般民众，其隐私权的界定范围应在其私隐信息暴露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的均衡点处。但大众无可预测的态度反应和心理预期为这一结论提出了操作上的不可行性。因此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无须社会配置以法律上的制度性保护，公众人物可通过媒体、受众反应等信息自由市场竞争的方式维护自己正常的私隐信息，也可通过名誉权同隐私权的衔接，保障自己应有的社会地位。     

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和保护探析

信息网络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欲望空前膨胀,由此而引发公民知情权与公众人物隐私权之间的冲突接连不断。科学界定公民知情权,舆论监督权与公众人物隐私权之间的界限,进而对公众人物隐私权进行合理的限制和保护,成为当前立法的必要。     

公共场域中媒体跟拍娱乐明星隐私的法律分析——以第四权理论为视角

学界对娱乐明星在公共场域中的隐私权存有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公共场域中娱乐明星能否享有隐私权;二是公共场域中娱乐明星隐私的界限是什么.争议的出现,概因对于娱乐明星是否属于公众人物的范畴有不同的认识.根据公众人物这一概念的起源、类型及判断标准,娱乐明星当属公众人物的范畴.在公共场域中,作为公众人物的娱乐明星,其隐私权不是当然受到限制,只有娱乐明星的隐私涉及公共事务,或能引发民众对公共事务的讨论,需要媒体对政府权力监督的时候,其隐私才会受到限制,这是第四权理论下,媒体于公共场域中跟拍娱乐明星隐私不为侵权的法律依据.     

评我国《物权法》对国家财产权利的立法安排

《物权法》规定“国家所有及全民所有”,是指国家所有权是全民所有制财产的一部分,但不能理解为只有国家所有权才能表现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权具有公权利性质,物权法对国家所有权和其他所有权实行平等保护的原则,不等于这些权利具有同等性质。物权法有关公法人以及国家投资的企业法人财产权以及国家投资人地位的规定,违背物权法定原则。相关规则逻辑混乱、互不衔接,且明显背离实际生活,是一种历史倒退。     

公安执法活动中“袭警”事件的成因及对策

近几年来 ,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在执法活动中 ,经常遭到不法分子及有关当事人的人格侮辱和人身伤害。究其原因 ,既有主观方面的 ,也有客观方面的 ;有来自外部的 ,也有来自内部的。这种事件的屡次发生 ,除了直接侵害人民警察的人格权、健康权乃至生命权外 ,更重要的是给社会治安的有序管理造成直接的危害 ,因此 ,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防止和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     

论小股东的弱势地位及其法律救济——兼评股份合作企业的制度缺陷

股份合作企业的制度缺陷和无统一立法两个因素使企业的小股东在许多方面呈现出社会弱势群体的鲜明特色: 小股东没有知情权;有利于小股东的一人一票制的投票方式无法得到真正落实;一股一票制彻底剥夺了小股东的表决权: 小股东的权利救济难以保障等。制定《股份合作企业法》是保护小股东应有权利的唯一选择。     

公益诉讼：社会保障权救济的新路径

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成员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物质条件或相关服务、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准和维护人之尊严的权利。社会保障权以社会本位为价值目标，社会保障权具有公益属性。传统三大诉讼救济社会保障权存在障碍，公益诉讼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诉，在诉讼目标、功能、原告资格与民主法治精神方面与社会保障权救济具有契合性。社会保障权公益诉讼需扩大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赋予当事人诉权，合理分担举证责任与诉讼费用，构建激约机制，运用多元化的法律责任，充分发挥法官的司法能动作用。     

略论姓名商标

一个商标必须能够与特定商品或服务相联系,并与其他商品或服务相区别,这就要求商标具有显著性特征。每个人的姓名作为一个代号,具有识别一个人和区别于其他人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姓名和商标具有相似之处。姓名具有显著特征,因此原则上可以作为商标甚至注册商标使用。但姓名作为商标使用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同时不得与在先权利尤其是他人的姓名权相冲突。     

农民工“自救式犯罪”的犯罪心理学分析

所谓农民工“自救式犯罪”是指当农民工的生存、发展受到威胁或是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他们以犯罪的手段来维护自己正当的权利或权益,是一种具有非法维权性质的行为。农民工犯罪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为相对人确定的犯罪,即犯罪对象为实施先行主动攻击的单位或人,主要是用人单位及其负责人,其犯罪的主要诱因在于客观。二为相对人的不确定的犯罪,即犯罪对象为一般公民,此类犯罪的主要诱因在于主观。农民工“自救式犯罪”为相对人确定的犯罪,即属于第一种表现形式。据统计,“自救式犯罪”是农民工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自救式犯罪”的内容没有完全排它性的界定,主要是财产犯罪,杀伤犯罪、经济犯罪等。     

政府在行政指导中的信赖责任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能够灵活适应各种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管理需要的"柔性执法"方式,越来越广泛地为我国政府所采用。但由于立法的滞后和行政指导自身的不规范和不健全,在行政指导实践中存在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因行政指导受到损害时无法获得救济的问题。政府在行政指导中的信赖责任的引入,是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提高政府公信力和促进行政管理目的更好地得到实现的重要手段。     

论建立和完善警察权益保障机制

当前 ,在社会治安工作日益繁重、警力不足的同时 ,警察的执法、人身、名誉等权益不断遭受侵害。为维护警察合法权益 ,必须建立完善的警察权益保障机制。     

论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刑事简易程序是以被告人部分权利的牺牲为代价的,这就决定了简易程序就像一把双刃剑,在保障了被告人一部分权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其另一部分的权利。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权利保护存在诸多问题,结合相关国际条约及其他国家的立法规定,应从明确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赋予被告人程序选择权,保障被告人辩护权,建立公诉人出庭制度等方面加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的保障——基于公法救济之行政诉讼的视角

时间定格在2008年5月12日,政府紧急权力的行使引起了人们对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保障的深刻反思.传统的紧急状态理论认为,紧急权力的作用旨在保障国家安全、公共福祉;而公民权利在紧急状态时期,往往被作为牺牲的对象.时至今日,在紧急状态下的公民的局部基本权利逐渐得到认可,但大多数基本权利乃至自然权利仍然无法得到与宪政民主精神相一致的保障,这就是公民权利的危机.有权利必有救济,如何保障紧急状态下的公民权利,便成了现代宪政民主国家的普遍困惑.笔者基于公法救济之行政诉讼的视角出发,以期为宪政民主国家寻求一种可塑的解决之道,为公民权利的保障提供一种可能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