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苦吟:帕斯捷尔纳克与中国知识者的精神关联

20世纪俄罗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在我国的接受曾出现过某种延宕,但是我国读书界一经直接阅读《日瓦戈医生》,便立即产生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作家以诗的语言对动荡的20世纪的叙说,对这一世纪中知识分子命运的出色艺术表现,使中国知识者读出了自己的精神传略;而帕斯捷尔纳克及其作品的份量和命运,也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反思自身的契机。     

启蒙现代性与中华传统思想的调和与互补——林履信著述论

林履信（林尔嘉之子）20世纪20年代在台湾参与社会文化运动,争取台湾人办报、言论等权利;30年代在厦门撰写著作多种,旨在向国人灌输科学精神,倡扬个性主义,以求改变国民劣根性。在引入启蒙现代性的同时,他批判资本主义弊端,抨击日本侵华行径,达到反思现代性的高度。为此他试图从中华传统思想中获取奥援,融合西学和儒学,调和新、旧思想,使之相互补充,由此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文人,又与大多数新文化知识分子有所区别的思考路径和观点,对台湾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不无助益。     

美国犹太民族文学中的双重“自然”悖论——以索尔·贝娄《赫索格》为例北大核心CSSCI

《赫索格》中的"自然"是犹太知识分子主人公赫索格悖论性认识论的客体化反映。它既象征着赫索格对"田园"传统和超验主义、个人主义的继承,也象征着赫索格作为犹太人对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盛行的美国社会的焦虑,"田园"幻灭为不受控的"荒原",他改造"自然"的试验受挫,最终他不得不回归社会。这一双重"自然"悖论也体现了美国犹太作家贝娄1960年代的矛盾思想。     

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的流浪叙事

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坛涌现出一大批流浪母题叙事文学作品。该热潮的兴起与新文化运动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变革密切相关。新文化运动后,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观念上推崇动感特征明显的西方现代文化,在文学观念上推崇以独立为标榜的现代文学艺术场,他们从文化和艺术的双重视角认知和接受了西方文学中的流浪母题,并发掘和赋予其在中国现代语境下的深厚内涵。流浪叙事作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各流派的共同话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知识分子阶层流浪叙事的先河。剖析这一流浪叙事文学的缘起,对回望整个20世纪中国的流浪叙事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聂荣臻：关心知识分子

聂荣臻一生关心支持知识分子，这是长久以来为人称道的。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国防和民用科技领域取得了许多突破性成就，特别是实现了在原子弹、导弹方面的突破。他深知离开科学家、专家、工程技术人员，要实现国防现代化只能是空谈。为此，聂荣臻力求正确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真正做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以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重返八十年代文化现场

1976年,十年动乱结束;1977年,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系列标志性事件,拉开了被后人称之为"80年代"的序幕。"文革"的历史后遗症——文化贫瘠,催生了20世纪中国的一次文化高潮。知识分子重登历史舞台,朦胧诗歌、伤痕文学、探索电影、哲学热、美学热、沙龙聚会……不断刺激并愉悦着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见证并烙印下那个年代的社会特征。北岛就曾在访谈中评价道:"每个国家都有值得骄傲的文化高潮,比如俄国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80年代就是中国20世纪的文化高潮。"     

邓小平的文化思想及其贡献

建国初期,邓小平对教育事业、新闻工作、城市知识分子问题等都发表过重要谈话和指示,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的某些特点,也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他对中外文化的态度,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对文革“左”的文化理论路线的批判,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界定,对新时期党的各项文化政策的把握,为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解放,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保证。邓小平的文化思想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历程中具有突出的思想解放的意义。     

殷海光：“一片傲霜叶”

殷海光是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殷海光满腹经纶，激情洋溢。他有嶙峋的风骨，也有独立的人格。作为思想家，他深邃冷静，鞭辟入里；作为一个人，他坚强不屈，锋芒毕露。     

当代知识分子的裂变与未来发展趋向

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在特定历史时期,其思想意识总是带有一定的阶级或阶层倾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阶层逐步分化重构成为若干不同的群体,大量知识分子打破行业、地区、单位界限参与社会流动。他们职业、身份的经常变动,使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日益多样化复杂化。与此相应,当今知识分子阶层在思想意识、文化信仰上也出现裂变。这种知识分子群体及其思想意识上的裂变,是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必然反映,又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并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走向"死亡"和重生。     

不同世代的精神共鸣——“现代艺术论战”中的徐复观与刘国松

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现代艺术论战”，是中国美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徐复观和刘国松对现代艺术的态度、艺术的本质及艺术创新的方式上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他们在中国画的传统、技术在绘画中的地位，绘画的功能，庄学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及中国画现代化的路向等方面实有着诸多的精神共鸣，对这两个世代在社会转型期的美学选择和价值取向进行总结和反思，对中国画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创新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现代化问题与实践道路--以邓小平理论反观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

现代化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主题,20世纪30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曾就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未能付诸实践。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命题,将对外开放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实现现代化目标,使中国的现代化从理论探索转化为亿万人民的实践。     

吕振羽伦理思想探析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吕振羽就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科学眼光，对人类社会的道德现象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审视和探讨研究。他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科学揭示了道德的起源、道德的本质以及道德社会作用的不同性质。在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伦理和西方伦理文化，以及如何构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国民道德精神方面，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吕振羽的伦理思想在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法律人的法理学

在中国,从1980年代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与良知的拷问,到1990年代知识分子作为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在自主性知识场域中从事规范化的学术研究,知识分子与国家体制的关系重新进行了定位。在这种知识与政治关系的调整过程中,法学家从作为自由精神象征的知识分子一部分,逐渐发展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部分。这种转型导致从法律内部来研究法律的注释法学成为法学界的主流。     

反智主义思潮与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之构建

反智主义是一种发源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思潮。反智第一层含义是怀疑、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第二层含义是对尚未达成共识的社会秩序的拒绝态度。反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社会对反智主义正反情感并存。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项伟大的中国法治实践。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在构建时既要分析系统内在的要素特质,又要考虑其与所处环境信息交换的过程。反智主义所内含的怀疑态度、权利意识、理性精神本身就应是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其内在的矛盾与冲突也必然对当下中国法治话语体系构建产生一定的影响。反智主义思潮的分析与反思对构建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具有促进和借鉴作用。     

少年中国之梦与民族文化之重塑——析王光祈少年中国的文化理想

"少年中国"这个20世纪初爱国民主知识分子的强国之梦,在民族危机日重的中国,成为重塑中国形象的时代命题,独步于五四新文化时期。其核心人物王光祈,主张从改造国民文化、提高国民素质入手,以科学的精神和积极的社会活动来创造一个理想的"少年中国",实现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其包含的重塑国民文化素质的社会改造方案,对研究五四时期以王光祈为代表的爱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在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转型中的历史价值,探讨新时期文化发展的新思路,具有借鉴意义。     

既扼其源,又何求其流——关于知识分子三十年历史命运的思与析

李锐同志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1999年,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跨世纪命题——即“知识分子如何定位“问题。这个问题他先是在为湖南的一个文集写的序中提出的,随后,又在当年广东的《同舟共进》杂志(《同舟共进》1999年第11期)上刊出。他在文中明确指出,在1978年前三十年的“阶级斗争“中,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失去了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他在文中还郑重提出,若以人体作比喻,以对历史发展的社会功能而言,知识分子似应视为人的头脑。他认为,不论是做人,还是治学,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是知识分子赖以起作用的本质和特征。我认为,李锐同志在这里提出的“知识分子定位“问题,——亦即必须给知识分子正名正位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关乎21世纪国家命运前途,关乎现代化成败的关键要害问题,这也是我这篇文章想要论述的要     

试论张天翼的都市小说的人文关怀及其意义

张天翼20世纪30年代的都市小说延续着鲁迅开创的“改造国民性”主题,他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都市的市民阶层,展示了都市市民的人性心理,揭示了存在于广大市民中的“面子观”和“向上爬”的强烈欲望。在创作中,他把小市民和知识分子放在都市这个平台上予以平等地展示,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左翼文学以阶级来区分大众和知识分子所表现的不足和“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他在批判市民身上的国民劣根性时,对小市民的处境予以同情,表现出一定的人文关怀。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许多都市作家和张天翼一样,关注都市市民的生存处境,但他们在揭示都市人生存的商品化、私人化,展现市民对物质与金钱的欲望时,自己却沉浸于对都市中各种欲望的赏玩,既没有价值判断,又缺乏人文关怀,而张天翼的都市小说创作思路无疑值得当前都市作家借鉴。     

辛笛诗:知识分子形象的“意象”考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九叶"诗人辛笛以其知识分子和诗人的双重身份而存在。辛笛先生的诗"抒情"气质见长,70年的诗歌创作为对象。他诗中的艺术形象充满了对祖国、对生命以及对诗歌艺术追求的热爱。在20世纪中国历史变动的大时代中,当人生面临社会现实困境时,如何努力把个体生命融入时代的知识分子实践者和思想者形象;以及当诗歌艺术面临被挟制的创作困境时,又是如何在时代的潮流中坚守艺术信仰、保持自我的艺术创作者形象,以期揭示辛笛作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彰显出的精神形象内涵及人格魅力。     

“非理性”下的“理性”——浅析后现代理论的核心议题

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以对现代性解构和否定为基本特征的后现代主义.一些学者认为后现代社会思潮的本质是"非理性"的.笔者认为这一思潮是对现代社会所产生的"非理性"后果的"理性"反思."理性"、客观地对待后现代社会思潮对于中国当前社会的影响,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法律的严肃是更深刻的人性化

正开栏语:知名作家、评论家、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张育仁因其犀利风格被重庆市民称誉为"最具火锅性格的本土评论家",已发表600多万字的散文、随笔、杂文以及社会、文化评论和新闻评论文章。《20世纪重庆文学史》曾这样评价:"一直以清醒冷峻的现代理性精神和知识分子公共意识从事社会和历史反思与批评,其学养和良知、审美达到了较完整的统一,他的许多作品在深刻的哲理感悟和敏锐的艺术感觉中凸显出犀利的批判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