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进展及前瞻

面向21世纪的中日关系是“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但近半年来中日双方摩擦加剧,关系紧张。这使得人们对在新世纪里两国能否建立起如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所期待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存有疑虑,对此,笔者试图从近二年多来中日关系的进展等情况来予以分析。 “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背景及提出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而又深刻的变化,世界各国从两极冷战的阴影中解     

安全困境与中日关系

今年以来,由历史问题所引发的中日民间和官方之间的摩擦与对立愈演愈烈,中日关系 陷入了自1972年建交以来史无前例的困境之中。历史问题似乎成为横亘在中日关系之间 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在笔者看来,中日之间真正战略博弈的大幕才刚刚拉开,历史问题 只是浮现在中日关系表层上的冰山一角,潜伏在历史问题之下的中日安全困境才是导致双 边关系发生重大战略性变化的真正原因。显然,认清中日关系的实质,对当前在战略高度正 确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促进中国的和平崛起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 运用国际关系安全困境原理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对中日关系进行深度透视,揭示两国崛     

中日关系的原理、演变规律及评估CSSCI

2022年中日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1972年的中日复交,是在中美和解的有利条件下,两国决策层通过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的外交谈判而实现的“双赢”成果。冷战后,影响中日关系的国际环境、两国国内条件以及相互作用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导致两国关系由“蜜月期”转入“重新调整期”,从而呈现一种结构性特征——“趋冷”与“回暖”局面交替出现的周期性波动。21世纪20年代初,中日关系面临逆水行舟般的复杂局面,其未来是重复“趋冷—回暖”周期性波动,还是倒退到疑似复交前双边架构的“准冷战”状态,抑或经过多年磨合而出现堪称2.0版“1972年体制”的某种新型关系框架?对两国关系面临的这三种可能前景,需要继续予以关注。     

安倍遇刺后,各国反应

安倍遇刺后,各国政要纷纷作出回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致唁电:“安倍晋三前首相在任期间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进行了努力,作出了有益贡献。我曾同他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我对他突然去世深感惋惜。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根据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继续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评《战后中日关系史》

精雕细刻 ,十年磨一剑《战后中日关系史》(194 5 - 1995 )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田桓主持的“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 ,也是该课题组推出的“战后中日关系史丛书”的最后一部 ,即第四部。前三部分别为《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 194 5 - 1993》(1994年 8月出版 )、《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 194 5 - 1970》(1996年 5月出版 )、《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 71- 1995》(1997年 8月出版 )。显然这三部书都是为最终成果服务的 ,但本身又独立成书 ,且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课题大体于 2 0世纪 90年代初正式…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的基本方针

在中日关系的坚冰期，周恩来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民间外交方针，并制订了“民间先行、贸易入手”，“民间来往、官方挂钩”，“渐进积累方式”和“备忘录贸易”等发展中日关系的具体外交策略。正是周恩来倡导并大力推行的民间外交，使中日邦交正常化具备了日益强大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终使两国复交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日本华人社会的“定海神针”

5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构筑了一个让两国维系和平的制度。这个制度才是维系在日华侨社会发展、两国关系稳定的定海神针。进入9月,日本相继举办一些中日邦交正常化庆祝活动。这些活动,有的是日方主办,但多数是在日华侨团体主办。当下,中日关系微妙,尽管主办方多是民间,理应不受官方关系影响,但从实际情况看,气氛还是不如想象中的热烈。     

甲午战争的背景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1894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是中日两国间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在中日关系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00周年,从宏观上全方位地探讨这次战争的背景及战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对吸取历史教训,振奋民族精神.免蹈覆辙是不无裨益的。     

日本政治与外交研究的新成果--评《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日本政治与外交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索,其中李建民博士撰写的《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下简称《发展》),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日本“普通国家化”这个极为复杂敏感的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该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把握了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在中日关系众多的问题当中提取和把握影响两国关系的核心问题,是进行深入研究的关键。在《发展》第五章“21世纪初中日关系的回顾与前瞻”里,该书提出了关于新型中日关系的思考,并将建立“不是敌人的中日关系”作为新…     

中日关系的走向及其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的大国,中日关系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中日关系可能出现三种状态:对抗关系、竞争关系与合作关系.东亚也会相应建构为三种不同的状态:互为敌人的对抗状态、互为对手的竞争状态和互为伙伴的合作状态.由于未来中日之间占主导地位的是竞争关系,东亚安全的主流是竞争结构,只有在竞争中加强中日合作,减少对抗,东亚才有可能摆脱安全困境.     

日台关系的新发展

全面发展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是日本既定的外交方针,也是21世纪日台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深厚的"殖民情结"和现实的对华战略是日本染指台湾的根本原因.日台实质性关系的加强将使中日关系中的台湾因素日益凸显和复杂,台湾问题将成为今后中日关系中最具爆炸性和破坏力的敏感问题.因此,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中日关系与韩国的外交政策(下)

自古以来中日关系的好坏在时空上都与韩半岛的安全、生存以及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冷战结束以来,在东北亚地区多强并立的国际局势中,中日两国同时加大了迈向世界大国的步伐,使得东北亚地区大国关系调整不断加快(日美同盟对中俄接近)。中日"大国意识"碰撞以及日本围绕"周边事态"问题推动普通国家化的对外战略,引起了中日关系的日益紧张。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日实力关系面临的结构性转折,就是两国实力关系趋于对等化,这是近年来中日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或者说"政冷"关系的主要根源。中日之间这种大国意识的碰撞对东北亚地区新国际秩序的形成,有着日益突出的影响。对此,韩国外交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就是韩国要成为"东北亚中心国家"以及"中日之间的均衡者"。这一看法说明韩国的安全、生存以及国家利益离不开中日两国关系走向这一维度。那么,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中日关系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对分析东北亚局势及韩国外交意义重大。     

冷战后影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因素检验

在影响中日关系的众多因素中，结构性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文章在梳理了之前学者对中日关系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了几项论及比较集中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并对其进行了概念操作化，将其定量为可以分析的具体指标。在数据的选用上，文章选择了1991年-2011年中日关系及各项影响指标的相关数据，并分别对每项指标进行二元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影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是现实存在的，东亚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的崛起都会使中日关系下降，而中美关系的改善不仅不能使中日关系得到改善，反而会加剧中日之间的矛盾和对抗，这一点与许多学者提出的“日本在对华战略上跟随美国脚步”的观点相反。     

中日贸易对日本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当前的中日关系就总体而言处于一种政冷经热的状态中,但是两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双方均成为了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作为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两个大国,中日关系的变化将对这个区域的政治、经济形势带来巨大的影响.本文通过考察中日贸易对日本GDP增长的贡献率发现,中日贸易与日本的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具体来讲,虽然有较大的起伏,但是日本对华进口、出口增长对其GDP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是稳步攀升.本文还从贡献度和贡献率的变化轨迹角度,将中日贸易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关系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初级阶段、稳定依赖关系的形成阶段和依赖关系加深的阶段.     

安倍真硬得起来?

当选之后,安倍在外交和安保政策问题上释放了3个信号:加强日美同盟、改善同中国等国家的关系、在领土问题上绝不退让。今年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降至冰点,鹰派安倍重新掌权,中日关系将面临怎样变数?12月17日,日本国会第46届众议院选举结果出炉,老牌执政党自民党与公明党的联立政权取得了超过320个议席,获得压倒性胜利。58岁...     

中日关系范式的建构主义分析——项关于日本身份政治的议程研究

中日两国关系目前处于较为密切的合作与紧张的摩擦之间动荡摇摆的态势。1978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支柱,和平友好关系也是两国领导人共同努力的结晶。从目前的态势分析,两国间可以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和平,但友好合作的关系却日益受到挑战。本文拟结合中日关系沿革的历史轨迹及当今时代的困惑,以建构主义的观念化结构视角,通过分析二战后尤其是70年代以来日本国家身份的变化,来探索中日关系走出误区与困境的新范式,旨在帮助人们从全新的角度去把握未来两国关系的走向。     

国际格局的变化与中日关系

一、国际新格局下的中日关系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局势风云变换:苏联瓦解,东欧骤变,美国削落,“雅尔塔体制”烟消云散。而由它引起的后遗症使欧洲局势动荡,从地中海、里海到波罗的海,从外高加索到中亚,形成了一个矛盾集中的地带;宗教冲突、民族冲突频发,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局部战争。与此同时,日本、德国、东亚却迅速崛起,国际“地区主义”势力上升,国际行为的主体从国际集团变为国家单元,经济技术关系成为国际关系中相对重要的基质,政治关系和军事关系的地位相对下降。国际间的根本矛盾冲突越来越集中在经济领域和技术领域,如美日的贸易摩擦与“经济战争”,美欧间的经济矛盾,中美间的贸易逆差,前苏联各共和国间的经济混乱与纠纷等等。各种政治、军事问题往往与经济、技术问题纠缠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解。随着日美安保体制的日益削弱,美日两国进而更注重于经贸关系上的相互     

试析鸠山内阁有限松动对华关系的原因

在当代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有一段不被人们重视然而却是非常重要的时期,那就是鸠山内阁执政时期(1954年12月10日—1956后12月20日)。 鸠山一郎执政时期,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冲破吉田内阁执政时期确立的日美关系的基本框架,仍然以维系日美关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并且继续维护与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关系,但是,他却能够敏察时势,顺应潮流,在对华关系上做出了某种大胆的松动。 鸠山在就任首相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曾说道:“为了避免发生世界上的人们所害怕的世界大战,应该进一步扩大同共产圈的交通、贸易”。随后不久,他在1954年12月19日又进一步明确说:应该采取步骤结束日本同中苏两国的战争状态,作为恢复关系的第一步,有关国家应该互换商务使节。接着,他又于翌年的1月4日说得更加清楚明     

中日文化交流与中日关系——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的中日文化交流为中心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和国家关系的发展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这期间的中日文化交流与两国政治学系发展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一、战后中日文化交流与中日关系的发展概况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日本一直没有承认新中国,追随美国政府推行敌视新中国的诋毁新中国的政策,致使中日两国不仅没能结束战争状态,连两国间的文化交流都中断了。为了促进中日相互了解,尽快改善两国关系,建国以来,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人民日报》不断发文向日本人民宣传中国政府的对日方针政策:“力求于尽可能的短期内,缔结共同的对日和约,以便早日结束对日战争状态,使日本人民早日获得民主与和平。”同时还向两国人民介绍相互的风土人情、社会政治。北京广播电台也开始了对日广播。在日本,     

日本海权思想演进中东南亚认知的变迁

自“海国”思想形成以来,在日本海权思想的发展中,日本学界、战略研究界对东南亚的认知发生了显著变化。东南亚在明治时期被视为日本“潜在的海外殖民地”,在二战时期被视为“大东亚共荣圈”的重点区域,在战后因“南海”战略价值重获重视,到如今被视为日本建立“海洋国家联盟”应当联合的对象以及日本建立地区主导权的重要抓手。在日本海权思想的演进中,其东南亚认知的变迁对日本海洋战略的形成与发展、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以及中日关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