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根本逻辑与手段——兼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

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的变化,更多的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一个延续。冷战后,美国不断开辟新领域,试图将中国塑造为敌人或对手,但屡战屡败,导致多届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在任期内和问题领域内的双重起伏。美国对华战略转变背后的根本逻辑是美国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其具体手段是安全化理论所论述的安全化/非安全化。它曾经并将继续主导美国的对华战略转变。在两国共建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和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的同时,这一逻辑和手段可能导致双方在三个领域内的潜在争端:双边关系领域内的气候变化与能源—环境、中国制造产品等议题;多边关系中中美关系涉及的第三方因素;中美在国际体系规范领域的斗争。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外交与第三世界

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是同美国冷战战略密切相关的。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完全服务于美国全球遏制战略和遏制中国的政策目标。美国在实现这些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军事反应、军事援助、经济援助等成为最重要的手段。在与苏联和中国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中,美国使用这些手段,反对他们认定是亲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有关的事态发展。总体而言,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外交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第三世界国家试图在战后国际体系中寻求恰当位置的努力。这一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外交虽然有所成就,但也充满了危机、挫折、痛苦和失败,外交决策者和普通的美国人为遏制战略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价。     

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华科技战略探析

自特朗普政府伊始，美国回归大国竞争战略，将中国视作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以往的大国竞争格局，中美战略竞争主要集中在经济、科技、数字基建等“低政治”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正在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战场。美国为了在科技竞争中占据全面优势，其对华科技战略采取了“内部自强”和“外部制衡”的双重选项。这一战略在充分发挥美国科技制度、资源和环境优势下，将政府、思想库、新闻媒体、私营企业、科研机构、盟友伙伴等各方力量协同起来，综合运用立法、行政、司法、社会动员、外交等手段。但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国内外因素的掣肘。美国对华科技战略将维护美国全球科技领先地位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等同起来，着力凸显科技的安全属性，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呈现出一种“泛安全化”的发展趋势，而这种趋势将给中国的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挑战。     

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中美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

供应链安全已成为美国内政外交战略性议题。究其缘由，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及其暴露的美国供应链风险是诱因，以供应链为纽带的中美产业技术竞争催生的霸权焦虑是根源。因此，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是中美竞争背景下霸权护持的新探索。文章从供应链安全与美国对外政策内外逻辑互动的既有研究出发，构建了一个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的分析折中主义框架，对该战略进行探讨。概言之，其生成以内外互通为逻辑，在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与科技优势、助推中产阶级利益导向的国内改革和重建新政联盟以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经济与政治基础的同时，以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和拓展盟伴关系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外交与战略基础。其布局以内外互补为逻辑，将产业技术政策与供应链安全联盟战略紧密配合以分别推动供应链回流和友岸外包。其特点、影响与局限内外互联，表现为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外交上的伪多边主义及战略上的供应链安全化—意识形态化，在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加剧逆全球化与深化中美竞争的同时面临美国国内经济压力与政治极化、外交上联盟内部张力及战略上产业技术分工市场规律的结构性制约，因而该战略能否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新抓手需密切关注。     

美国对香港民主输出战略的演变

美国对香港的民主输出战略是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美国对香港的民主输出经历了冷战爆发至冷战结束的低调关注阶段、冷战结束至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直接介入阶段，和香港回归之后的积极干涉阶段，美国所使用的政策手段也逐渐从软干涉演进到硬干涉。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美国对港民主输出战略发生重大变化，其中的风险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     

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

在全球层面,当前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的战略收缩。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正在重塑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美互动如何塑造未来的亚太秩序,因而成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文章认为,美国过去十余年间在战略上已经过度扩张,未来将继续大幅削减其军费开支,加之强有力的竞争者出现和对盟友承诺会持续加重美国的战略负担,未来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收缩已经不可避免。美国进行战略收缩可选择的手段很多,包括缩减在亚太的驻军、放弃部分战略承诺、与对手或潜在对手达成和解、分化对手的盟友和战略伙伴等。然而,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收缩的影响是复杂的,这不仅给中国提供了战略机遇,同时也给亚太秩序带来了挑战。为此,中国应该谨慎应对,追求有限的战略目标,秉持一种渐进性的战略。     

美国中东政策的战略支点——土耳其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大国，地跨欧、亚两大洲，连接黑海和地申海，也是多种文明的交汇地，无论在冷战还是后冷战时期都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二战后美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很快，土耳其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实施扩张势力范围和遏制苏联政策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美国中东战略中许多重要举措都是通过土耳其这个“支点”展开的。土耳其与美国等西方...     

净评估与美国竞争战略

净评估是冷战时期美国出现的一种战略评估理论，对美国的竞争战略产生深远影响。随着中美竞争日趋激烈，这种评估理论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净评估具有独特的运行机理、基础模型和实施规则；国家竞争战略是关于利用竞争优势夺取竞争主动权的规划，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战后国家竞争战略出现变化。净评估从战略目标、竞争优势和战略路径等方面，推动战后美国国家竞争战略转型。净评估对美国对苏联的战略竞争规划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美苏战略竞争趋势研判、美对苏战略竞争目标判定、美苏战略竞争优劣势剖析、美对苏战略竞争路径选择等方面。净评估推动了美国赢得对苏战略竞争。美国竞争战略中的净评估对于我们今天认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具有重大的启示。     

霸权护持与美国的代理人战略

霸权护持是霸权国在霸权周期内的主要战略目标。通过考察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霸权护持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代理人战略是美国频频实践但仍缺乏深入研究的现象。代理人战略是一种国家不直接出面,而是借助安全与外交领域的代理人实现间接制衡目标的战略手段。明确对手且制定相应策略是美国大战略的重要特征,当前美国政府认定的霸权威胁来源包括战略竞争对手、地区反美国家及恐怖主义等。基于战略目标的不同,美国针对上述三种威胁所采取的代理人战略的类型亦存在差异,分别是国家代理人战略、复合代理人战略以及次国家代理人战略。美国寻找的代理人一般与目标对象存在重大冲突或战略矛盾,代理人具有消耗与削弱对手的能力,代理人战略的实施路径包括威胁共识搭建及借力打力实践两个阶段。对于冷战后美国代理人战略的实践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这种战略形式的逻辑延展及未来走向。     

从里斯本战略到“欧洲2020”战略:基于治理演进视角的分析

里斯本战略的一个创新之处就在于引入了以开放式协调法为代表的软治理手段。然而,里斯本战略未获成功,除了因为战略设定的目标过高、过多以及缺乏重点和清晰度、透明度以外,主要被归咎于战略的治理结构过于软弱,由此产生了实施缺口。有鉴于此,本文分析了欧洲2020战略的治理手段有何改进或创新,是否从里斯本战略及其重启中吸取了经验与教训。本文结合政策学习理论指出,欧洲2020战略的治理手段只是工具性学习的结果,它们仍然维持在里斯本战略的软治理框架中。     

对中国周边环境新变化的战略思考

随着中国崛起、亚洲振兴与美国“重返”，中国的周边环境正在发生结构性的重大变化，中国、中国邻国与美国三方之间复杂互动，中国在周边机遇与挑战交织联动，中国应加快制定并实施“周边战略”，通过主动经营赢得战略主动权。     

特朗普政府生物防御战略评析

2018年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标志着特朗普政府生物安全政策的正式出台。该战略性文件是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在生物安全领域的具体化,也是美国历届政府有关生物安全议题最系统、最全面的阐述。与前任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呈现出部门协调集权化和生物威胁应对一体化的特点。特朗普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充分体现了其"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的执政理念。美国生物防御战略在牵头机制安排上的"去安全化",并没有改变美国通过实施生物安全战略来追求国家安全利益的本质。特朗普政府通过加大生物科技领域的投入,以实现生物科技创新和生物防御系统相互赋能,在促进卫生安全的同时,维护美国在生物科技创新领域的霸权地位。     

中美战略竞争下的战略第三方选择: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印、中美俄、中美欧VAR模型分析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战略第三方对中美关系和中国外部战略环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探究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文章运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研究发现,随着美国对中国的遏压加剧,印度和俄罗斯对华政策中的冲突性因素可能增加,而欧盟则可能改善对华关系.美国改善与欧盟关系将导致欧盟采取对华疏远的政策,美国对印度的持续示好和拉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印度加强对中国的敌对政策,俄罗斯对华政策则不受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影响.根据上述发现,如果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和加剧,中俄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可能显现,甚至可能出现印俄两国同时对中国构成挑战的被动局面,欧盟则可能成为缓解中国外部战略压力的重要突破口.     

试析美国新亚太防务战略

近期美国防部长帕内塔在亚太安全会上详细阐述了美国新的亚太防务战略。与此同时，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各项活动全面展开，在防务、外交、发展等多个领域同步推进。综合美国的官方战略文件、高层领导的讲话以及美军的实际行动来看，奥巴马政府新的亚太防务战略已经形成并进入实施阶段。     

越美海军关系新发展值得关注

近期,美国调整其亚太战略,不断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增强在东亚包括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越南与美国海军交往的战略意图不容忽视,越南与美国发展海军关系,既迎合了美国对亚太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加强与东南亚国家接触的需要,也是其自身推行新的全面海洋战略和南海争端＂国际化＂战略的需要。越南应该清醒地看到,越美之间战略利益的一致性...     

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朝鲜半岛地缘战略困境的演变与突破

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引发东北亚地缘战略形势的陡然紧张,也使朝鲜半岛局势在一波三折中日趋扑朔迷离。围绕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出现的中美日俄韩朝的双边和多边博弈不断升温,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织。要突破朝鲜半岛地缘紧张加剧和战略困境加深的窘况,必须坚持多边框架解决原则、努力落实安全承诺和不断深化经贸合作。     

东盟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及布什政府的东盟政策

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东南亚是放在东亚的整体范围内进行考虑的,美国的东南亚政策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从经济、政治、安全和区域合作四方面分析了东盟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介绍了布什政府上台后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东盟政策的变化。     

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贸易威慑分析

从威慑视角对中美贸易交锋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本质是一种力图在逐步升级的方略指导下利用贸易手段对华传递出危险信号,让中国认识到任何与美方意愿相悖的行为都将得不偿失,进而迫使中方将自身行为"规范"在符合美方利益框架内的威慑行为。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对华贸易威慑的成本不影响特朗普总统连任,以及避免让对华贸易威慑的实际结果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初衷背道而驰,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威慑的过程中又始终与中方保持必要的接触,以避免威慑失控。美国将贸易纳入对华威慑"工具箱"的原因在于,相较于其他威慑手段,贸易在当前战略竞争背景下的大国博弈中更能发挥作用。美国对华发动贸易威慑的实力基础,在于其以科技、市场、金融及规则为支撑的贸易霸权。虽然贸易战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美国的贸易威慑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这关键在于中方审时度势的反向威慑。从长远来看,贸易战作为美国对华威慑的新手段,必将伴随中美战略竞争的整个过程。     

位势、威胁认知与美国联盟体系的演进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欧非等不同地区建立了不同的联盟机制，组成了美国全球大战略中的联盟体系。随着国际社会“时”与“势”的重要转变，美国联盟体系不断演进并表现出不同特征。美国在不同地区联盟的设置诱因，它们在体系、结构、认知等层面的关联，以及如何影响“印太战略”的实践是文章的研究核心。文章从国际政治的权力动态转移出发，根据位势的强弱和威胁认知的高低，深入阐释了美国不同联盟机制的演变及影响。强位势优势及高威胁认知影响了同心多边机制及其变种的产生，强位势优势及低威胁认知则可能会催生出强多边机制及其变种，弱位势和低威胁认知下的结构关系较为松散，这些联盟机制均服务于建立、维护和拓展美国的全球霸权。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战略东移以及地缘政治博弈的逐渐升级，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也体现了“变”与“不变”,弱位势及高威胁认知，刺激了美式小多边机制的产生。文章对美国联盟体系演进的分析突出了行为体间及其内部的互动逻辑，拓展了无政府状态下研究国家战略的视角和维度，在回溯历史和研判当前国际局势的背景下，为管控当前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建立美式小多边开展“阵营化”对抗所带来的地区风险，提供了重要路径。     

民主国家同盟战略与意识形态话语下的中美关系

民主国家同盟是美国普林斯顿国家安全研究报告提出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是对美国大西洋战略的经验总结和理论诠释,在亚太地区则通过美、日、澳、印四国同盟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得以体现.近年来美国与日、澳、印等所谓民主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军事交流与合作,显示出美国对外战略,尤其是对华战略中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考虑.民主国家同盟战略若变成现实,美国势必加大输出民主和人权的力度,从而将对中国施加更大的意识形态压力.这种情势无疑将使中国对外战略在21世纪面临某种不确定性,相应的调整和应对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