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战略规锁下的贸易冲突博弈路径选择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逐步由“接触”转向“规锁”,中美经贸关系也因此发展到了摩擦频现甚至是冲突对抗的新阶段。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本质上是要遏制中国在科技进步和国家实力等方面的崛起,以维护其霸权地位。贸易冲突作为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最直接的手段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国内利益集团与党派之间的斗争。特朗普政府为了获得国内政治支持,推出了严重扭曲的对华贸易政策。文章从美国对华战略规锁的视角,运用多重博弈论方法对中美贸易冲突进行了路径选择分析并认为,囚徒困境中“以牙还牙”策略下的博弈双方均实施损人损己的策略,无论采取“以牙还牙”、冷酷触发还是无限拖延,博弈双方的最优策略都是通过贸易谈判实现继续合作;双方只有通过有效谈判,逐步取消加征的贸易壁垒,才能达成协议并获得最大收益。基于博弈结果的情景分析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内容,文章为破解中美贸易冲突困境以及未来防范提供了战略参考和政策启示。     

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

特朗普执政以来坚持"美国优先"路线,持续推进美国内外政策的深刻调整,采取了以"压制性回缩"为特征的大战略。美国大战略的变化不仅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深远影响,也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朗普政府明确地以"战略竞争者"定位中国,美国战略界对华负面认知进一步加剧,美国对华政策逐步形成新的共识。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显著上升,体现在经贸关系、地缘政治、国际秩序、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美方借"对等贸易""印太战略""台湾牌"等加大对华压制,并炒作中国的"锐实力"。美国对华政策已进入"后接触"时代,"竞争性共存"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态势。中美双方需提升战略沟通质量,稳慎管控互动关系,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良性转型,避免陷入"新冷战"。     

特朗普政府对中美经贸关系的重构——基于经济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视角的考察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力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贸易体系,特朗普政府则偏离了这一传统,其对华贸易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转向了以权力为基础的双边博弈体系。特朗普执政以来,其重构中美贸易关系的构想正在逐步转化为政策,大规模对华贸易战等诸多极端贸易政策也付诸了实施。特朗普政府运用"安全化"这一过程,将极端的经济主张转化为国家安全问题,从而在政府内部达成最大程度的共识,由此将其看似不合经济逻辑的激进主张转化为合法的、可执行的政策。特朗普政府重构中美经贸关系动力源自经济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二者短期内不会沉寂,意味中美经贸摩擦将呈现出常态化、复杂化和长期化的特点,但短期内很难实现其公平、对等和平衡的双边贸易关系之理想。     

新冠肺炎疫情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化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和中美两国带来显著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致使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更趋深化。特朗普政府利用疫情因素进一步推动在华西方企业从中国撤出,以构建"经济繁荣网络"为抓手,以实现全球经贸体系与中国的深度剥离为目标,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疫情凸显先进技术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性,美国通过强化技术出口管制、调整国内技术研发布局、完善"敏感技术多边行动"机制、打造"同盟创新基础"等方式强化对华"技术冷战"。美方诬称中国借助疫情与其争夺"全球领导权",大力拉拢欧洲等盟友和伙伴国构建压制中国的国际统一阵线,并力图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政界人士炒作"中国病毒""中国责任"等恶意论调,对华展开"叙事之战",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攻击并将矛头日益对准中国共产党,不断激化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和对立。美国利用疫情因素深化对华战略竞争、激化大国冲突对抗的做法受到批评,中国需着眼长远利益、保持战略定力,妥善应对疫情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深刻冲击。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转向——基于强制外交与威慑理论的考察

"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从强制外交到威慑的转向,奥巴马执政初期和中期通过强制外交政策逼迫中国"澄清"南海主张及其法理依据,要求中国停止在南海的维权行动,并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进程。从奥巴马执政后期开始,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政策逐步由注重强制外交转向更具被动防御性的威慑,以慑止中国主导南海的进一步行动为主要目标。美国的政策转向受到中美南海战略动机不对称因素的深刻影响,也与美国实施强制外交的策略性失误密切相关。基于强制外交转向威慑政策的路径分析可以大体判断,延续在南海对华威慑政策是特朗普政府最为现实的选择,通过对其政策目标的重设和威慑强度的调整,美国将在相当程度上为其中长期政策走势奠定基调。     

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实力快速崛起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中美两国在经济、安全及国际制度等领域展开了具有战略博弈性质的竞争。对此,美国倍感焦虑,担心经济影响在亚洲消退、海权优势在西太平洋地区受到挑战、科技优势丧失及制度威望受到冲击。美国的"地位焦虑",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已经若隐若现,特朗普执政后,显著加剧。特朗普政府不仅对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提出质疑,还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经贸、人文、两岸关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举措,强化对华制衡与牵制。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调整,我们一方面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要保持战略清醒与战略定力,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演变

冷战后美国一直在摸索应对中国崛起的最佳战略。在小布什政府"遏制+接触"战略的基础上,奥巴马政府逐渐对华形成了"强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再次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这些调整并不意味着"对冲战略"的终结,而是对奥巴马政府对华"对冲战略"的"批判性"继承,是美国对华战略逐步调整、演进过程中的一次最新尝试。随着中美实力地位差距进一步缩小和美国对华疑虑急剧增加,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已逐渐向"弱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演变,具有向对抗性战略演变的趋势,中美关系也可能因此面临比奥巴马政府时期更为强劲的下行压力。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尚不具备与中国彻底决裂的外在条件和内部动力,美国的国内外状况和双方高度相关的利益基础使得双边关系仍具有"竞而不破"的可能。从长期来看,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并不仅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的应对态度和方式,中国在塑造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     

美国涉华经济利益集团与中美贸易摩擦

利益集团政治是美国政治的本质,美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政治必然引发美国经济利益集团的高度关注。在美国与中国发生大规模贸易摩擦期间,美国各类涉华经济利益集团的立场虽然不同,但均通过各种方式对白宫和美国国会施加影响,其游说的规模和力度可以与20世纪90年代围绕美国政府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游说相提并论。反对加征关税的利益集团未能阻止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这与美国总统和国会的权力分配、利益集团对中国的集体抱怨、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调整等因素有关。在中美经贸磋商的过程中,特朗普政府极力压制美国商界的诉求,但不得不安抚和照顾利益受损的农业集团。美国跨国资本的逐利性、中国巨大市场的吸引力、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新举措等,将不断扩大美国国内支持和中国达成经贸协议的"赢集"。同时,中美竞争关系的加剧将对美国涉华经济利益集团产生更大的影响,而后者也将从不同的方向持续塑造美国的对华政策。     

布什政府对华"新阶段"贸易政策浅析

随着中国入世过渡期的结束,美国适时出台了"新阶段"对华贸易政策.该政策在重点强调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核心原则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应该以一个"成熟"的"贸易强国"的身份积极、全面地参与对发达国家适用的国际协议与国际组织,从而让美国厂商获得更多的中国市场准入机会.该项政策的出台,是美国秉承其"融合战略"主导下的"引导"和"塑造"同步推进的政策,其实质是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延伸和拓展.     

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华科技战略探析

自特朗普政府伊始，美国回归大国竞争战略，将中国视作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以往的大国竞争格局，中美战略竞争主要集中在经济、科技、数字基建等“低政治”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正在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战场。美国为了在科技竞争中占据全面优势，其对华科技战略采取了“内部自强”和“外部制衡”的双重选项。这一战略在充分发挥美国科技制度、资源和环境优势下，将政府、思想库、新闻媒体、私营企业、科研机构、盟友伙伴等各方力量协同起来，综合运用立法、行政、司法、社会动员、外交等手段。但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国内外因素的掣肘。美国对华科技战略将维护美国全球科技领先地位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等同起来，着力凸显科技的安全属性，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呈现出一种“泛安全化”的发展趋势，而这种趋势将给中国的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挑战。     

“9·11”后美国在东南亚的反恐活动

"9·11"后,美国将注意力集中到东南亚,将之视为反恐战争的"第二战线".在东南亚的反恐活动中,美国着重于打击海上恐怖主义袭击,在与东南亚国家加强反恐合作的同时,也对东南亚几个国家提供了军事援助和联合进行反恐军事演习.     

U.S.-VIETNAM RELATIONS IN THE TRUMP ERA

This paper seeks to examine U.S.-Vietnam relations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t will concentrat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dimens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It will demonstrate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Vietnam has many elements of Obama's policy towards Vietnam. Though President Trump has focused on the trade deficit with Vietna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Vietnamese government to intensify the partnership with Vietnam.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growing assertiven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noi and Washington see that it is in their mutual interests to advance their security cooperation. The last two years have witnessed the increasing partnership between Vietnam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politics of U.S. 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to China: The cases of 1979 and 1990

This article seeks to analyze U.S. interests in granting China the most-favored-nation status in 1979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regarding the extension of such status. It argues that while the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U.S.-China policy interests and objectives may still guide U.S. decision makers, 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last spring has given rise to a formidable congressional coalition among liberals, conservatives, and protectionists in opposing MFN treatment to China. The final outcome will depend largely on the degree of presidential readiness to defend his China policy and on whether the president is able to prevent the congressional overriding of the presidential veto.     

菲美安全合作及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分析

菲律宾是第一个表示支持美国反恐斗争的亚洲国家,反恐战争使双方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迅速升温,用美国总统布什的话说,美菲在反恐战争中已经是"军事同盟".本文分析了菲美安全合作关系迅速升温的原因、影响,并针对菲美安全合作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布什政府对台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内的对台政策经历了从亲台、抚台向抑台的转变,呈现出不断调整、战略清晰化、军事关系强化、与对华政策反向互动等特征.未来美国对台政策将以维持台海现状为主,继续对台军售、提升美台关系,拉拢日本等盟国参与,对重大"台独"事变发生时大陆可能采取的武力解决方针进行"吓阻",但也会继续遏制"台独",支持两岸接触谈判.我们应当以新的思路改善两岸关系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铲除美国"以台制华"着力点,分化美国"以台制华"同盟,战术上"以美制台",增强自身经济、军事实力和制度竞争力,做好应付战争的准备.     

大国博弈、双层均势的亚洲时刻--俄罗斯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的认知与政策立场

俄罗斯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有着独特的认知和期待,并与克里姆林宫的官方立场互为表里。总体上,俄方智库的观点是,在经贸摩擦的背后,是中美两国对军事、政治、科技、地区和全球领导权的竞争;两国的国内议程和对外政策,将因此受到深远影响并产生溢出效应--在亚洲区域内形成两极结构。即使两国会因国内和国际政治因素,在经贸问题上达成妥协,但中方不会放弃获得世界科技领导者的雄心,美方也不会打消遏制中国发展动能的战略意图。俄罗斯应与中国继续保持经济与军事合作,避免与美国和西方关系的继续恶化,并在亚太地区推动"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俄罗斯政策分析界基于自身利益的演绎,将中美经贸摩擦定性为大国博弈,相应的政策建议反映出俄罗斯以在全球和亚洲分别制衡美中为目标的双层均势策略。俄罗斯将在有亚洲其他国家参与的情景下扮演战略平衡手角色,借中美全面对抗之势,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之外扭转不利的外部发展环境。俄罗斯对亚太国际局势的盘活作用,将催生双边和三边竞合新模式的建立。     

《雅尔塔秘密协定》背后的中、美、苏关系透析(Ⅰ)

1944年中国正面抗日战场的溃败造成美国太平洋战略的调整和中美关系的恶化,由此大大限制了蒋介石对苏联在未来中国的重要影响的应有认识和与之进行适当外交,导致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产生。之后,中国的外交重点依然锁定美国,极力“邀请”美国政府介入中苏关系并影响未来的中苏谈判。然而,出于对苏联追求东亚利益的实力与决心、对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需要以及对自身缺乏足够抗衡苏联手段和资源等方面的权衡,美国政府没有接受中国的外交“邀请”,反而协同苏联政府迫使中国直接派团前往莫斯科完成中苏谈判。但中国政府的外交并非没有对美国产生影响,实际上,部分由于中国持续“邀美抗苏”的努力,最终促成了紧随其后在中苏谈判以及未来东北等问题上美国政府公开出面支持中国反对苏联,成为中国内战和东亚冷战爆发的一个起源。     

布什政府对东盟的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本文总结了布什执政以来美国对东盟的政策,探讨了影响美国政策的因素,分析了美国对东盟政策的调整将对中国—东盟关系产生的影响。文章认为,“9.11”事件以后,美国的反恐战争为其重返东南亚提供了契机。布什政府调整了对这一地区的政策,改善或提升了与东盟国家的关系。然而,把东盟作为一个地区机制,美国还没有完整的战略。美国主要推进的是双边关系,其中以军事关系为重。美国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是复杂的,在中美关系稳定的情况下,其负面影响在短期内不会太大。     

中印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困境与可能性

中国和印度同为发展中国家,近年来迅速崛起受到世界关注,但由于战略和认知差异、边界问题、巴基斯坦问题以及域外大国的干扰等因素的影响,两国关系不断下滑。印度借助自身实力的增长和美国"印太战略"实施,不断挑起与邻国的矛盾,特别是加大力度与中国竞争,与其他国家一起制衡中国。在此背景下,中印命运共同体建设将面临巨大的困境和挑战。同时,中印在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也存在认知偏差和"单向构建"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印要构建命运共同体将十分困难。近期,边界问题仍然是双方误解和矛盾加深的"爆发点",也是中印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难点,这使得中印的博弈还会继续。但由于中印合作对双方、地区乃至世界影响巨大,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从博弈论中的"懦夫博弈"和"重复博弈"视角来看,博弈的策略会影响彼此的行为和偏好,而目前双方有避免热战的共同点,也有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未来双方构建命运共同体仍然存在可能性。中印双方应把握机遇,相互调整行为与偏好,不断增加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正能量,以促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美韩同盟与未来中韩关系的战略框架

随着中韩关系特别是政治安全关系的发展,中韩关系与美韩同盟之间的矛盾可能更加突出。美国一直对中韩关系的发展保持警惕,而韩国则坚持以美韩同盟为其外交安保政策的基石,这些都是提升中韩关系的深层次挑战。中韩关系要摆脱美国因素是不可能的,未来中韩关系的战略框架也必须与中美韩多边关系框架,甚至是整个半岛的地缘政治框架结合在一起考虑。而且,为了在中美韩博弈中占得先机,中国必须对这种未来战略框架进行前瞻性的规划和设计。本文认为,出于中国及地区整体利益的考虑,半岛的未来既要摆脱基于冷战经验的对抗式两极格局,也不能寄希望于那种多极均势下的脆弱和平。从长远来看,只有包括所有各方在内的地区集体安全机制才是稳定与和平的长久保障。美韩同盟可以成为这一机制的起点但又必须被超越,这就需要相关各方就此达成战略妥协,就地区未来做出彼此可以接受的决定。考虑到中美间的深层次不信任,韩国应该在中美间发挥沟通者而不是均衡者也不是中立者的作用,未来中韩关系应该在这种新背景下予以重新设计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