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消解自治”——项目下乡背景下的村治困境及其逻辑

项目下乡背景下,一些村庄精英分子掌握村庄政治运作和公共利益分配,村庄权力格局失衡,普通村民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的话语空间缩小,村民自治流于形式,本文以"资源消解自治"指涉这种村治困境。在"乡政村治"的制度框架下,项目制自身的运作机制导致"乡政"对"村治"的过度干预,而村庄社会变迁和后税费时期既存的乡村治理样态,构成项目下乡背景下"资源消解自治"得以可能的内外两方面原因。"资源消解自治"的村治困境的出现,要求我们正视项目下乡带来的"意外"后果,以更为整体性的政策安排确保国家资源的政治、社会效益充分实现。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回顾与展望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历经了县政乡治模式、人民公社体制、乡政村治格局三次大的变迁。目前“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行政化、权力二元化、城市化等诸多挑战，从“乡政村治”向“县政乡社”模式转换是一种必然趋势。乡镇直选、村庄合并、农业税免除及乡镇机构改革等实践使“县政乡社”模式从构想一步步变成现实。     

立足乡村现实 采取低成本高效模式 激活乡村治理的村民自治体制

未来的乡村治理必须立足乡村现实,采取村民自治这一低成本高效模式。推行村民自治,首先要保持乡政村治体制,区分乡与村,并将国家行政权力建立在乡镇一级,保持村组自治属性。应将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解为借助国家力量激活基层治理。在村民自治制度框架下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不仅要注意农村基层社会正在重组,村庄熟人社会解体的现实,而且各地区应当根据不同的村情民情,探索不同的村民自治实践机制。     

依法治国,实现“乡政”与“村治”的良性对接

中国农村基层“乡政”与“村治”的良性对接 ,是指两者在结构、机制和功能上的有机性、联通性和整体性。它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 ,蕴涵着制度创新。其理论基础是政治体系中国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90年代以来“乡政”与“村治”之间存在的非良性对接的现象 ,具有复杂的背景和深层的原因。坚持党的领导 ,依法治国 ,全力推进村民自治和依法行政 ,发展农村经济 ,扩大基层民主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 ,是实现“乡政村治”由非良性对接向良性对接转换的基本对策。     

新农村建设视域下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难点透视——以湘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为例

目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还存在许多难点问题,如“乡政”与“村治”的矛盾比较突出,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不高,村委会选举不规范,村民议事制度和村务公开制度没有普遍建立起来等。要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乡村之间“指导”关系的范围、要求及责任,明确村民自治的具体程序和制度。要加强宣传和教育,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政治素质与民主法制意识。要为农民反映和解决问题搭建平台,完善农村基层民主的监督机制。     

实现乡政与村治衔接互动的新路径

乡政与村治衔接互动问题,关系基层民主发展的前途命运。因此,要从以下三方面探索实现乡政与村治衔接互动的新路径。(一)规范乡镇政府指导职能,力避村级行政化。一是把握指导职能定位。乡镇政府要转变职能,凡是村自治能自主解决的、市场机制能调节的,就不要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要保障村民自治权利,不得随意用行政命令下达指标任务、违法设置影响村民自治权利的规定。二是健全指导服务机制。乡镇政府     

浅析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

乡政村治是降低国家对农村管理成本和调动农民自主性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目前由于法律的不完善、行政体制关系未理顺及管理主体素质不高等原因,致使乡镇行政管理和村民自治之间难以实现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因此,必须从建立和完善法律制度、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观念、改进工作方法、培养村民的民主意识、加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等方面入手,促进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协商民主：乡村治理模式的改革与发展——兼论大学生村官的嵌入

当前,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模式已逐渐走向成熟和深化,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村民自治正面临着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新形势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大学生村官通过践行协商民主理念,可以对乡村治理模式进行改革与发展,从而有效解决村民自治面临的诸多困难。     

乡村权力下沉治理模式的运行策略及其反思

在后农业税时代,当乡村治理面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政策贯彻不畅等难题,从而使"乡政村治"的治理结构力不从心之时,逐渐出现了政府权力向乡村回流的趋势,权力下沉的乡村治理模式成为治理实践主流,该治理模式采取了一系列运行策略,包括:通过财政手段将村委会吸纳于政府体制之内、通过交叉任职实现政党权威在村民自治中的嵌入、通过干部驻村制向村庄注入行政纽带。权力下沉的乡村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回应力和善治效果,但它潜藏着巨大的治理隐患和治理危机,包括: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侵蚀了村民合法权益,加剧了差序政府信任,尤其是挤压了基层自治的内生活动空间,权力下沉治理模式因高昂的政治成本和财政成本而具有不可持续性,乡村治理亟需走出一元化的威权治理体系而遵循现代简约的治理逻辑,从权力下沉走向权力下放,通过激发乡村社会组织的力量和提供充足的公共空间而奠定乡村秩序稳定和谐的基础。     

乡政村治权力关系行政化探源及调适

乡政村治格局中，村自治组织存在着“附属行政化”的权力运行模式。乡村权力关系的行政化，其原因既有乡村干部主观上的认识偏颇，也有客观上的经济政治状况的制约，还有体制内和体制外因素的影响等。和谐乡村行政关系的构建必须寻求民主合作化的权力运作模式，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更好地推动农村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     

乡村典章:社会主义新农村治理模式的新探索——对《董村典章》的个案分析

乡村典章制度是新时期制度治村模式的有益探索。本文以《董村典章》为个案进行分析,首先考察了董村典章出台的背景,然后简要介绍了典章的内容以及它的运作,并重点分析了乡村典章制度在中国基层民主实践中的地位。最后指出了乡村典章制度在运行中碰到的几个困惑。     

村干部职业化的动因与成效

村干部制度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基于乡政村治的基层治理二元结构,村干部具有角色上的二重性特征。村干部职业化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正在全国推广,造成村干部的国家性加强和群众性弱化,不利于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农村基层治理要继续保持乡政与村治二元结构,村干部制度建设应当服务于村民自治体制激活,村干部职业化应保持在一定限度。     

论乡政与村治之间的冲突与调适——以实现乡政与村治之间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为视角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明确界定了乡政与村治之间的关系,在制度框架内,它们理应在农村社会和谐共存,共同促进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然而,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乡政与村治之间经常发生冲突,难以化解。为此,我们应对相关法律与制度进行全面的审视,进一步理顺乡村关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基层乡村政权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现行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建立起来的。因为传统制度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以及新旧两种制度的不相容性等因素,造成了体制改革的一系列困境。而政府的政策选择、政策顺序的合理安排,是突破体制改革困境,实现从集权压力型政府向民主合作型政府转变的可供选择的对策。     

村民自治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延续了 2 0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解体 ,形成了“乡政村治”或“乡村分治”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在乡镇以下的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 ,由村民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方式 ,在基层社会事务中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 ,依法行使民主自治权利 ,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基层的民主进程 ,激发了农民群众的自主精神 ,使村成为充满政治活力的基层组织。但是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民主实践 ,在其运作过程中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必…     

"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之探微

文章通过对"乡政村治"治理模式运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针对其运行失当的表现和成因,提出完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要进一步完善乡政村治的体制和<村组法>的实施细则,在乡镇民主制度方面创新.     

村治——乡政的基石

<正> (一) 乡政村治,是治理乡村的活动。乡政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高度的行政性和一定的集权性;村治以村规民约村民舆论为后盾,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民主性。无论是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是维护农村社会安定团结局面,繁荣农村经济文化,发展公益事业,村治对于乡政部具有重要意义。村治的地位和作用如此重要,那么,我国村治的现状如何呢?这里,为了论述方便,我们暂定,作为一个确定的层级,“村治”中的“村”,是指相当于政社分开前生产大队一级的村。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可以把我国村治的现状划分为三大类型。     

改善村民自治机构权力运行的路径探索——对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三会村治”模式的实证分析

村级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基层领导和执政的重要基础。村民自治是农民真正当家作主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的一项基本制度。现实中村民自治机构存在着行为不规范、管理不完善等问题。"村权三分、三会自治"是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在探索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一种创新模式,其本质就是民主自治,核心是权力制衡,特点是程序规范,由此搭建了"民主受保障"、"权力受制衡"的村治新平台。     

村党支部、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亟待解决两个深层次的问题:村党支部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以及“乡政”与“村治”的关系。前者需要确立维护村党支部的核心领导地位是进行村民自治的前提,明确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后者需要通过法律的明确规定来划分行政权与自治权的权限,明确政府权力渗透的边界和村民自治权力运行的边界,使得行政权与自治权在法治轨道上协调运行。     

乡(镇)村关系视阈中“村务公开”的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村务公开”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基层社会乡村(镇)关系的矛盾和冲突,表现在基层权力体制、基层民主和乡(镇)村财政体制以及传统的“乡土文化”对“村务公开”的影响。破解“村务公开”的困境在于扩大基层民主自治范围和层次,建立乡(镇)民委员会的自治组织,进行“乡镇社区”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