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珀行政责任伦理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行政伦理是公共行政管理的主导思想和灵魂。库珀是当今美国公共行政伦理学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其行政伦理学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责任行政理论。库珀以行政责任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在提高行政人员伦理思考水平与伦理决策能力的基础上建构其完善的行政责任伦理,实现个体道德品质、组织制度、组织文化以及社会期待四要素之间的影响。库珀的行政伦理思想不仅完善了西方行政伦理制度的研究,同时对我国行政改革有着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公职人员如何走出行政责任冲突选择困境

公职人员的职责是忠实执行政府意志,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但作为“经济人”,公职人员又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倾向,这就必然地产生了公共行政领域的责任冲突。这种冲突既是利益上的,也是道德伦理上的。在行政责任冲突之时．当公职人员选择利用公共权力优先实现个体私利．而使公共利益遭到损害时．公共权力被滥用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     

行政人员客观责任与主观责任的权衡——兼评特里·L·库伯的《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

特里·L·库伯的《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一书,在许多有关公共行政伦理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中是最优秀的,该书无论在研究层面,还是在实务层面,都反映了行政伦理领域的最新动态。库伯从现代与后现代过渡阶段行政人员活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来考察行政伦理,并用责任将行政人员的角色问题具体化,将责任表述为构建行政伦理学的关键问题。实际上,客观责任与主观责任体现了行政责任的双重性,责任冲突不可避免,唯有负责任的行政模式,才能让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达到权衡,才能使行政人员走出行政伦理困境。     

增强政治责任意识 推进领导作风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增强政治责任意识则是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新一轮民主政治建设和责任政府建设的核心,也是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关键所在。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的基础上,要切实担负起政治责任。政治责任是公共权力行使者的首要责任,是行使公共权力的人或政府组织对公共权力所有者（全体人民）的政治生活所承担的责任,它与道德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等密切相关。     

现代人的价值处境与道德责任精神基础的自觉

要切实回答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问题,首先应澄清现代社会的特质和现代人的价值处境。理性化和世界祛魅是现代性社会的两个最基本的特质,在这种背景下,工具理性的单向发展遮蔽和消解了价值理性,世界的祛魅导致上帝退隐和统一秩序的消失,失去终极关怀的现代人生活在一个意义残缺的世界里。现代人的价值处境迫使人们通过道德责任重新确立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具有主观性和无公度性的道德责任如何设立自己的根据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经过逻辑和历史辩证,能够成为此根据的应当是而且只能是把理性和意志相统一、个体与实体相统一、以自由为本质的伦理精神。     

责任伦理的困境与出路

伦理之产生根源于责任自觉、伦理之发展受动于责任规律,责任贯穿于伦理演进并成为各种伦理形态的本质要素。现代之后,伦理及其规范性被解构,伦理丧失了约束的强力,责任演变成为一种选择而遭受落寞。责任伦理陷入空前的困境:即以责任意识弱化、责任思维匮乏、责任行为缺乏为特征的"责任的落寞",并造成了群体性道德饥渴。重建责任伦理、破解责任缺失的伦理困境,必须遵循制度补益与责任伦理的收益—效率原理相统一的促进机理,实现以他者性、复杂性和境遇性为特征的责任伦理思维方法论转换,建构并实践"解除弊端、消除痛苦、捍卫权利、增进福利"的责任伦理原则。     

论不同伦理理论指导新闻正义的优势与困难

伦理思想为新闻正义提供了理论根据，新闻正义从伦理学中寻找伦理根据用于指导新闻实践。不同的伦理原则在指导新闻正义的实践中具有不同的优势，也有不同的困难。本文从伦理思想史上选择儒家伦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基督教伦理、康德的责任伦理、自由主义伦理思想、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社群主义伦理思想等八种与新闻正义密切关联的伦理思想，从福利论、义务论、德性论三种伦理视域对新闻正义做一次伦理学分析，指出它们各自的优势与困难，对于新闻正义的实践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论政府的责任伦理

政府责任伦理是民主政治中责任机制的重要内容。对政府责任进行控制,走出责任困境,促进责任行政,建立责任政府,需要培育政府的责任伦理。责任伦理以政府的代理信用为基础,它表现为承担责任的主观自觉,它是防范责任风险的重要手段,其实质是一种公共权力伦理。政府责任伦理的形成与维持,既要依靠政府责任主体自身的德性修炼,也需要培育责任主体的伦理共识和责任能力,以及对政府责任伦理进行制度约束。     

低碳生活的伦理困境与出路

作为低碳生活伦理基础的节俭与责任在公民的道德生活中遭遇到了难以逾越的挑战与困境。节俭伦理遭遇消费主义文化的挑战与冲击,责任伦理困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主义盛行。我们认为,要使低碳生活成为人们现实的选择和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除了坚持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逐步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还需要重建消费伦理规范、引领大众审美情感,发挥官员道德示范、培育国民公共精神,创设责任实践机制、完善责任实现条件等方面进行努力,通过伦理和社会力量的引导,鼓励更多的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文化生活。     

民主审议:实现公共理性的制度安排

民主社会早已成为全世界大势所趋,但何种民主模式最能符合"民主"原意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传统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民主均有其不尽完善之处。本文认为,罗尔斯提出的公共理性因其自主性和公共性的优点,足以成为调节民主社会公民之间政治关系的基础原则,但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并不是最好的实现公共理性的制度设计。相反,哈贝马斯的审议民主理论超越了共和主义民主和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缺陷,更好的实现了公共理性自主性和公共性的价值,是实现公共理性的更好的制度选择。     

行政问责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当前,＂责任政府＂的理念已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得到全面地推行,行政问责在制度上不断地完善,但问责文化建设却相对滞后,影响到行政问责制的进一步推行及其功能的发挥。行政问责文化建设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也是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绩效的重要举措。     

政府道德责任浅论

政府权利的来源、政府责任的构成及行政人员人格的二重性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道德责任，其内容有：保障个人权利、提供公共物品、维护社会秩序和推动社会发展。政治制度的道德化、道德责任的制度化及行政人员的道德化是政府道德责任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     

论邓小平的行政伦理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邓小平行政伦理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文化基础和实践基础。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深刻总结了我国行政道德建设的经验教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行政伦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把马克思主义行政伦理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邓小平的行政伦理思想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现代公共行政的伦理意蕴——基于“新公共服务”范式的分析

本文分析了新公共服务理论因其超越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中心论和新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和企业化模式等工具性价值的内在矛盾和缺陷,突显了民主、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等目的性价值在现代公共行政的中心地位,由此使其在人性、公共道德责任、公共道德目的、公共道德准则、公共美德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产生重大影响,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为现代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奠定新的公共道德基础。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行政法机制

公共危机接踵而至,我们只有从体制、机制、法制等方面予以完善,不断提高预防和处置公共危机的能力,方可从容面对。其中,法制上的完善离不开对法学理论的研究,尤其需要以发展的角度深化对行政应急原则、行政主体制度、新型行政行为、行政协助制度、行政责任制度、特别权力关系以及行政法的国际化等诸多行政法学理论问题的研究。     

论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链接之处

行政处罚与刑罚作为两种公法上的责任,分别隶属于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规范体系。处理行政处罚和刑罚适用的竟合问题是行政处罚权和刑罚权的协调问题。在具体适用上,人们应该明确两种权力属于不同的性质,各自实施处罚的对象不同、功能也不相同,二者不能互相侵犯。文章在行政处罚与刑罚子权源、社会功能、适用范围、程序以及处罚方式等方面比较的基础上,对其存在的链接之处、可以相互吸收借鉴之处作了粗浅的分析。     

危机管理中多元参与主体的权责机制分析

危机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各参与主体的权力———责任机制的构建与调适。为了有效地进行危机救治 ,必须对各参与主体进行合理的权力和责任划分。在政府内部 ,进行纵向的各级政府权责划分和横向的部门间权责划分 ;在政府外部 ,要对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公众和国际组织等其他危机管理主体进行权力的授予和制约。同时要用法律来保障危机状态下相应权责机制的正常运行。     

论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的宪法责任

由于行政机关和行政首长的角色特点,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不履行或不当履行义务,可能承担行政责任也可能承担宪法责任;先行存在的宪法义务是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承担宪法责任的前提;违宪行为、过错、因果关系、损害事实是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宪法责任构成的要件;宪法责任具有政治性,但宪法责任不等同于政治责任;规范性文件被撤销、职务的被罢免或被撤销是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宪法责任的主要形式。     

论行政诚信对城市基层政府应急管理的影响

行政诚信与城市基层政府应急管理存在紧密的相关性。行政诚信彰显责任、孕育效能和凝聚力量的效用,有利于城市基层政府在应急管理中的人本取向,有利于城市基层政府应急执行力的提升,有利于城市基层政府对社会资源的调度整合。而行政系统内外诚信缺失则影响城市基层政府部门间的协调联动,影响城市基层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力度,从而制约城市基层政府处置突发事件的效能。     

当代中国行政结构扁平化的战略构想——以市管县体制为例

宪法规定的中国行政层级为中央 -省 -县 -乡 (镇 )四级 ,但实际运行层级为中央 -省 -市 -县 -乡 (镇 )五级。不仅与法律相悖 ,而且与效率相左。其在城乡一体化、权责配置、组织规模和行政成本等方面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 ,已成为行政改革的严重障碍。经济的市场化、信息的网络化、管理的现代化为行政结构的扁平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通过增加省级数量 ,改革市管县体制 ,市县分治 ,构建省直接管理县 (市 )的少层次大幅度的、扁平化的公共行政体制 ,应成为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