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中判例法的源流

一般认为中华法系是以成文法为表现形式，伦理法为主要内容的，对判例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的作用研究不够。本文试图在中国传统法律中选取判例法这一视角，对有代表性的朝代，通过判例著作的梳理，大致勾画出判例法的发展线索，从而明阐判例法在中国传统法律当中应有的地位。     

运用判例法之我见

一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判例是西方两大法系之一的普通法系国家中法律的主要渊源(所以,普通法系又称判例法系),而大陆法系显然与判例无缘,大陆法系的国家以编纂法典为其特征(故又被称为法典系)。如果我们对这两大法系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判例在这两大法系国家中以不同的形式起着法相同的作用。由于不同国家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在西方形成了两大主要法系,这两大法系最醒目的区别点就是一个是重判例,一个重法典。普通法系号称判例法系,判例的作用之大不言自明了——判例被视为主要的法律形式,即判例的作用不仅是“实施”,而且是“总结”出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官在法律活动中有遵循法院判决先例的义务,所以,判例被赋予了不同予大陆法系国家中判例的权威。大陆法系国家名义上判例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是,正如法国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所指出的:“它们企图强调法     

判例意识的觉醒与判例机制的诞生

在中国法律史上，判例制度并非陌生之物。但是，近代以降，它曾被人们忽视了。改革开放以后，法学界开始注意判例制度的价值。而实践领域正悄悄地发挥着它的作用。我们高兴地看到，判例意识的觉醒终于变成了判例机制的初步确立。我们有理由期待，判例制度在未来法院改革中将发挥突破性的作用。     

开创判例法法典化、成文法判例化的双轨制法律体系

众所周知，判例法作为一种独特的法律体系，肇端于英国并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它是一种以体现在判例中的法律原则成为法律渊源的法律制度。牛津法律大辞典中对判例法的释义：“是根据以往法院和法庭对具体案件的判决所作的概括”。由此可见，判例法的根本所处是依先前的判例看作一种规范，并期望从中得到根据惯例应该，且在某些情况下必须遵循和适用的原则或规则。法院确定规则的判决将会并且必须为今后的司法所遵循。这就是判例法的基本法律原则，即“遵循先例”原则。西方许多学者对判例法提出不少理论，撷其精华，即判例法是指以判例的…     

建议设立中国的判例制度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目前是不承认判例法的。但是，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日趋健全和完善，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日益注重判例的作用。这种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在成文法的基础上正在借鉴或者吸收判例法及判例制度中的合理因素的重要标志。一、从典型判例谈起案例一：工程承包合同的工程造价应执行“省定额”标准还是“合同约定”价额〔基本案情〕１９９３年１月３０日，某建筑公司与某公路养护段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约定：建筑公司为养护段承建综合楼，共计建筑面积２４３２．５２平方米；工…     

论判例在我国法制建设中的地位

判例在我国一直是流离于法律渊源之外的,但是,不可否认的判例具有重要作用,而且运用判例裁判案件对我国法制建设也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重在通过对我国运用判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论述,期望我国运用判例,以推动并完善我国的法制建设。     

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司法适用问题探究——以行政判例制度的建立为视角

行政法基本原则是行政法律的要旨与目的，其指导行政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也同样指导行政审判活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对行政法基本原则能否作为行政审判的依据一直颇有争议。本文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法律效力入手，对主要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基本原则适用的实践与我国目前对行政法基本原则适用的现状进行了对比、分析和借鉴，并对我国未来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用之路进行了制度化的构想——通过判例确认和发展。     

判例法与我国法制建设

判例法是人类法律实践的重要类型之一。它是联结立法与司法的枢纽,是沟通法律规范与社会现实生活的桥梁。我国素有判例法的悠久传统,并形成了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独特样式。今天,我们应努力清除那种认为“法制=成文法”、“判例法=破坏法制”的误解与偏     

学说与判例研究推动立法活动

《判例与研究》创刊的时候我正在日本，首次接触该本杂志是我从国外留学回国的时候。我是杂志的忠诚读者，作为法官、法律人，我感到最欣慰的是有这么一个杂志存在，它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十年以来，我的办公室里已珍藏了杂志的各种版式。阅读杂志已是我日常法律生活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说到判例，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在历史上是水火不容的，但时至今日大际法系也研究判例、     

论判例主义的推理模式

本文针对普通法国家以判例法为基本特征的法律结构,对法律推理中的判例主义模式进行了初步探讨。作者从判例主义遵循先例的基本前提入手,对法律推理中的事实和法律的发现,基本方法的采用以及推理结果的获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判例主义的推理模式是综合性的推理过程的体现,其终极目标是落实法官心中的正义观念。     

"判例法"质疑

理论界对把判例法制度引入我国,并把判例作为我国法律渊源(法源)之一的讨论已有十余年,[1]几乎所有的讨论者都是持肯定的态度,建议中国建立以成文法为主、判例法为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尤其是在我国的刑法典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之后,怎样弥补刑法的漏洞又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此时,很多的学者都又将目光投向了判例法.     

为判例制度正名——关于构建我国判例制度的思考

我国当前并无明确的判例制度,但实际上存在着＂近似判例制度＂,如案件请示批复制度是有实无名的判例制度,案例选编公告制度是心照不宣的判例制度,案例指导制度是欲言又止的判例制度,这些制度有诸多不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应当建立判例制度。建立判例制度有利于维护法律的稳定性,树立法律的权威;有利于矫正我国的近似判例制度,树立司法的权威;有利于提高我国个案审判和判决书的质量,树立法官的威望。我国构建判例制度的基本思路应当是,使判例制度与法律方法相结合,使判例制度与司法解释制度相结合。我国应当构建一个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审案的人民法院共同制作判例、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判例的判例制度,这是构建我国判例制度的关键。     

判例:一种法律解释的方法--兼论我国国际私法判例制度的构建

判例法和成文法分别是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主要法律渊源.然而,作为一种创制法律、解释法律的技术方法而言,判例法与成文法并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来自法官个案司法经验总结的判例法,由于其独特的直观性、灵活性,可以弥补大陆法系成文法适用与解释之不足.成文法亦是我国的传统,借鉴和移植判例制度,有助于克服我国司法解释中存在的种种缺陷,增强法律适用的确定性、灵活性和公正性.尤其在国际私法领域,立法的严重滞后,使得判例制度的引进和重构成为完善我国国际私法的一个重要路径.     

法治国家与判例法

英美德日皆为公认的法治国家，而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分别以差别极大的判例法和成文法作为各自的法律渊源。本文从法治国家的概念以及判例法的产生和发展入手，阐明了法治国家建设和采用判例法不具有必然联系。中国无须采用判例法。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以判例作为一种法律渊源对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建立判例制度时，必须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合理进行构建。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需要克服的障碍。     

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司法适用问题探究——以行政判例制度的建立为视角

行政法基本原则是行政法律的要旨与目的,其指导行政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也同样指导行政审判活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对行政法基本原则能否作为行政审判的依据一直颇有争议。本文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法律效力入手,对主要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基本原则适用的实践与我国目前对行政法基本原则适用的现状进行了对比、分析和借鉴,并对我国未来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用之路进行了制度化的构想——通过判例确认和发展。     

归纳法在判例主义法律推理中的有效性与论证

法律推理既具有逻辑特性又具有法学特性,所以法律推理的有效性也应当分别通过逻辑视角与法学精神进行论证.判例主义法律推理融类比推理、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为一体,具有良好的自我检验功能.归纳推理在判例主义法律推理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归纳推理在逻辑上仅仅具有相对的有效性即具有"归纳问题",但在"归纳原理"的作用下至少能够保证推理结论的"概率真理性".     

论我国判例制度的建立

我国以制定法为基本法律渊源 ,排除判例的法律渊源地位的法律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 ,因此 ,在我国建立判例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建立我国判例制度宜采取法律移植的途径 ,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克服多方面的障碍。     

判例价值初探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加速和司法改革的深入，判例愈来愈引起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的重视。尽管学者们角度和主张不一，但都承认判例对我国法治进程有重要意义，司法改革中应该重视判例。本文一方面论述判例的特质和属性，这主要是属于“形而上”的抽象层面，笔者将之归纳为判例的理论价值；另一方面论述判例对我国的价值，或曰“判例在我国的合目的性和合需要性”，这主要是基于我国当前的现状，是“形而下”的具体层面，笔者将之称为现实价值。     

我国的成文法传统与行政判例

成文法与判例法各有利弊，两大法系逐渐融合，相互借鉴，这是对两种法律形式利弊取舍的理性选择。目前在我国，成文法仍作为唯一法律渊源，判例不具有法律效力。鉴于目前行政法的发展状况，以行政法为先导，确立我国的行政判例制度是现实选择，因此应重构我国的行政法律体系，赋予行政判例的法源地位。建立我国行政判例制度会面临重重困难，当然也存在着有利条件。目前，我国急需进行司法改革，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加强行政审判的组织建设，确立我国行政案例的采集和发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