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应急管理的经验与启示

西方国家应急管理从灾害应急管理起步,经过持续的改革和发展,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逐步提高,应急的机制和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完善,公众的应急意识不断增强。西方国家应急管理的经验和做法,主要体现在健全的政府应急管理体系,成熟的全社会参与型应急治理体系,完善的应急管理法律法规体系以及完备的信息管理和先进技术支撑。这些经验和做法对于我国应急管理中协调机构的设置、应急规划、应急治理体系等都有借鉴和启发。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应急措施法治化——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出发点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也是对我国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免疫力"的检验。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在全面防控过程中,凸显出缺乏法治思维、应急法律体系不协调、应急处置机制不健全三大方面的法治化不足问题。鉴于此,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需要树立和运用法治思维、推动应急法律体系完善、完善应急处置具体机制,构建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的法治化应对框架。只有从思维到法律构架再到具体机制全面覆盖,才能依法、有序、有效防控疫情,推动突发公共卫生应对的法治化进程。     

美国政府科研不端行为治理实践及启示

本文分析了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完善法律体系、成立专门治理机构对科研不端行为进行治理的实践,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政府治理科研不端行为提出了两点建议:制定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形成治理科研不端行为的统一法律体系;建立治理科研不端行为的专门机构。     

新时代应急管理法治化的生成逻辑、内涵要义与实践展开

应急管理法治体系涉及国家安全法治体系与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交叉融会,根植于公共安全治理实践,伴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理论和国家安全体系发展而不断健全完善。新时代应急管理法治化展现出历史、理论和实践的三重逻辑。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责权利统一、多主体协同共治以及系统思维和方法,为我们清晰勾勒出新时代应急管理法治化的应然轮廓。面对应急管理法治存在的碎片化困局,需要衔接国家法律体系与党内法规体系,系统构造以主体、程序及责任相配套的法治框架,并将分散、脱节的法治实施资源转化为整体、协同的力量和优势。     

北京市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研究

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是北京市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成果之一,它通过划分区域网格、整合基层力量、规范运行机制、融合信息系统、完善监督体系等举措,有效提升了社会管理的精细化、服务化与综合化水平。未来,北京市“网格化”建设还应加强基层网格的应急处置能力、中层网格的动态管理能力和高层网格的源头治理能力,朝着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三者相结合的方向进行完善。     

江苏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路径

随着社会多元治理格局的形成,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兴的力量在应急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江苏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视角,结合当前江苏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气象灾害、环境污染、养老、就业等问题以及江苏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了从加快政府自身革命、完善相关法律、出台相关鼓励政策及加大专业化培育等方面优化江苏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路径。     

完善我国公共安全应急管理法律体系的思路

我国目前的公共安全应急管理尚未完全步入法治化发展的运行轨道。必须重新审视我国当下的公共安全应急管理法律体系,特别是法律规范体系建设、政府行政权力规制和公民合法权益保障这三个层面的内容。以上述三个层面的制度建设为突破口,一方面立足于相关制度的国内现状,分析问题之所在;另一方面立足于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力求制度之完善。     

公安应急处置机制建设研究

为了对突发事件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应急处置,我国公安机关的应急处置机制建设应该重视和加强以下工作:建立突发事件信息收集网络和分析中心,形成科学、灵敏的预警机制;建立以公安指挥中心为基础的指挥机制;建立高效的应急协调机制;建立公安应急公关机制;建立应急管理学习机制;完善应急处置的法律体系.     

论我国网络社会治理的三个有效结合

我国网络社会治理需要三个有效结合,即政府管理与社会自律结合、立法防控与技术防控结合、国内治理与国际合作结合。要实现政府监管与社会自律有效结合,政府必须转变网络社会管理理念,明确网络社会治理主体的责任边界,提升对网络社会的治理能力,推动公民有序参与网络社会治理。我国应借鉴网络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在完善网络立法体系的同时改进技术防控体系,更好发挥法律与技术的双重作用,也就是要完善网络立法体系,改进技术防控体系,实现法律防控与技术防控的有效结合。目前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治理仍面临困境,中国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有重要的责任担当,也就是要加强网络治理能力建设,努力消减"数字鸿沟",支持联合国协调网络治理,积极参与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谈判。     

我国流域综合管理法律制度的构建

流域水系具有整体性和连贯性等特点，但我国现行分割的行政区域管辖和部门管理体制，容易导致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碎片化”，这与流域整体性治理的要求相背离。分析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流域综合管理法律制度发现，以流域为单元的综合管理是新时代流域保护和治理的发展方向和必然趋势。我国现有立法尚未全面对流域综合管理法律制度作出明确规定。基于域外流域综合管理经验，完善流域法律规范、改革流域管理体制至关重要。因此，未来应进一步健全流域综合管理法律体系、深化流域管理机构改革、建立跨区域的磋商合作制度、健全流域公众参与制度，以推动流域综合管理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