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体系的制度完善和效能提升——基于法律修订与预案调整的并行策略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指示要求,强化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需要从我国乃至全球在COVID-19疫情防控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推动法律修订与预案调整的并行实施。立法中应当以包裹立法的方式推动有关法律的系统性修订,地方立法也应紧跟国家立法进行动态调整;同时,通过程序性规则保证应急预案体系的并行调整和定期优化。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法制之完善——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为视角

自2003年抗击SARS后,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法制体系建设得以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已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类别性。但检视2019年12月底以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的决策反应、领导机制和措施实施,仍集中暴露出决策程序繁琐和时间耗费、领导主体混乱、基层防治法治化不足等问题。基于此,需要有针对性地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法制体系中进一步完善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的防控机制,理顺应急领导体制,并健全基层应急组织的动员制度。     

公安机关应急处理突发重大传染病疫情的角色定位、现实困境与实践追求——基于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应急处理的视角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不只是简单的人民健康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系统的社会问题,考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危机应急处置能力。公安机关是应急处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职能部门,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社会普遍认可,但依然存在着应急处置权责边界模糊、职能无限放大;应急处置风险意识不强、预案不完善;应急处置准备不足、技能不专业等问题。公安机关要提升应急处置突发重大传染病疫情能力,必须健全公安应急法律制度,明确公安机关应急处置的权责范围;提升危机意识,建立完备的应急工作预案;做好应急处置勤务保障,提高应急处置专业化水平。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字化治理的价值证成——基于风险社会的分析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字化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结合新冠肺炎疫情,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字化治理提供价值依据。风险社会时代的强流动、个体化社会结构和不确定性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的积聚,风险管理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核心内容。数字科技以其智能化、精准化优势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内在价值契合,一定程度上纾解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风险。具体而言,数字科技通过在线沟通、在线组织和在线服务将物理流动转换为线上的虚拟流动,不仅以再造流动空间的方式满足人们需求,而且有效降低了因社会流动而导致的疫情扩散风险;智能物资调度平台、线上公益推动了资源聚合,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增强了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大数据技术为追踪病毒传播路径、定位感染源及实行精准化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持。正是因其解构公共卫生风险的价值,数字化成为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机制的基本方向。     

新冠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密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发挥“五治”合力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传染性极强且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特征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考”。处置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要把握预防、管控、救治三个环节,既尊重生命又保护健康,多元治理主体要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完善问题导向、科学思维、依法防控的联防联控联保联护机制,提高合作治理效能。党政军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紧急行动、全力奋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扣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加快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充分发挥“政治、德治、法治、自治、智治”的合力,共同打响打赢疫情“防—控—治”的人民战争、攻坚战、总体战、阻击战。     

建立与完善统战部门参与的预防和处置突发性社会群体事件机制研究

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整合手段,统一战线的工作理念、方法和机制,在预防和处置突发性社会群体事件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建立完善统战部门参与预防和处置突发性社会群体事件的机制,要进一步健全各地制订的处置民族宗教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完善信息公开、舆论导向机制;强化对口联系、协商共管机制;建立外来人口市民化管理和服务机制;建立与完善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统战干部主动应对群体性社会事件能力的培训机制;不断完善预防、化解、处置突发性社会群体事件的法治保障体制。     

大数据时代下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优惠政策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不仅严重损害了公众的健康，还为整个社会经济造成了不利影响。在疫情防控工作当中，税收优惠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抓手”之一，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恢复社会经济发展活力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这些政策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尤其是在大数据背景下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缺乏法律依据、税务部门缺乏大数据思维等问题，因此，要从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税收优惠法律保障、培养税收大数据思维等方面入手。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治理研究

在依法治国背景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现有法律机制的运行不畅和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解决网络群体性事件必须走法治化改造道路。在社会层面(私权角度)重视法治文化环境的培育,促进公民、新闻媒体以及全社会层面的自律意识和公平正义理念的形成;在国家层面(公权角度)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法治手段的完善,形成良性立法、相关法律制度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应对处置能力提升,公正司法、社会冲突化解有效的"三位一体"的法治局面。     

大数据下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思考

当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范围不断扩大,构成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多国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的严重影响。我国政府科学组织有效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基本得以化解。而大数据技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与化解过程中发挥着技术支撑的关键作用,充分彰显工具理性在公共行政实践中的不可或缺性。大数据下理性看待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共卫生危机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对完善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体系,构建科学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科学机制,从而提升政府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特色公共卫生应急联动体系的支撑条件与实践路径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极易诱发复合性社会危机,因而能否及时有效地应对此类事件已经成为检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无论是从国际经验还是从国内实践来看,构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应急联动体系势在必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应急联动体系强调从单一主体包办向多元主体协同的方式转型,旨在构建"政府力量为主导、市场力量为支撑、社会力量为依托"的实践路径,是危机应对下的中国之治与中国方案。此外,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应急联动体系的有效运转,还有赖于制度、信息、资源、信息、人才、科技等多维度的支撑条件。     

回顾·反思·展望：公安机关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践进路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事件的考察分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公安机关作为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社会公共秩序安全的重要力量,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主要包括: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保证;紧紧依靠人民是制胜法宝;坚持依法防控重要手段;提早防范风险是关键所在;队伍忠诚担当是坚强保障。但依然在应急处置、基层治理、综合保障和队伍管理上面临挑战。为此公安机关要总结经验、直面风险,破除困境。必须要建立协同配合的一体化应急处置机制、警网深度融合的社会联动基层治理机制、精准防控的云上监测机制、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一体化管理机制和队伍特殊时期的职业安全保障机制。     

从法治治理到治理法治--突发疫情“大考”下地方治理效能提升

地方是突发疫情防控的实施者,地方治理奉法,疫情防控治理效能就显著。疫情的突发应急性要求地方治理打破常规治理思维,甚至采取超常规治理措施,而这些措施一旦使用不当,公民人权保障和国家法治秩序就会面临威胁,鉴于此,有立法权限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须加强属地疫情防控的预防性立法;地方政府要以法治政府建设为抓手,强化疫情防控的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严惩涉疫情犯罪须坚持主客观统一原则,警惕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强化疫情防控公众守法意识的培育,以"两个区分"提升公众"知法"能力,以良善社会政策促进公众"守法"自觉。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舆情危机及其应对策略

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舆情复杂多变,舆情危机出现的频率增多。舆情危机的发生暴露了部分地区应对舆情的不足,存在舆情应对理念过时、能力欠缺、预判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政府和主流媒体作为应对舆情危机的主体,应当树立现代化的传播思维,健全全媒体式的应对体系,掌握科学有效的引导方法,凝聚社会共识,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民主党派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实践空间与路径研究

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需求为出发点,从应急决策、物资保障、人才支撑、民主监督四个维度,分析了民主党派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实际成效及改进空间,提出民主党派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完善路径：突出党派特色培育优势领域,加强参政队伍建设,提高参政议政专业化水平;规范党派应急物资管理体系,科学统筹调配物资,提高物资分配公平性与效率性;加大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力度,完善人才评价体系,提高应急协同治理能力;健全民主监督制度,完善信息交流沟通机制,提高风险研判与即时响应能力。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权力扩张与规制——以新型冠状病毒防控为例

为更好地开展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防控工作,需要扩张权力采取诸如封城、居家防疫、停产停业等措施来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维护公共秩序稳定,在此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权力的扩张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权力扩张在某种程度上致使财产权、隐私权等权利消减。结合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工作实例,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构建以依法防疫为前提、人民至上为要义、完善机制为效能和强化监督为保障的权力扩张的规制路径。以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紧迫性、公益性"与"权力过度扩张侵益性"冲突的解决。     

民主党派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作用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检视与思考

在抗击疫情的战役中,民主党派各级组织及广大成员坚决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发挥自身优势,助力疫情防控。回顾与总结民主党派在应对疫情中的应急响应能力,在健全体制机制、实现协同治理、发挥职能优势、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仍需不断提升与完善,以适应突发公共事件对民主党派防控能力提出的新挑战、新要求。     

新时代应急管理法治化的生成逻辑、内涵要义与实践展开

应急管理法治体系涉及国家安全法治体系与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交叉融会,根植于公共安全治理实践,伴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理论和国家安全体系发展而不断健全完善。新时代应急管理法治化展现出历史、理论和实践的三重逻辑。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责权利统一、多主体协同共治以及系统思维和方法,为我们清晰勾勒出新时代应急管理法治化的应然轮廓。面对应急管理法治存在的碎片化困局,需要衔接国家法律体系与党内法规体系,系统构造以主体、程序及责任相配套的法治框架,并将分散、脱节的法治实施资源转化为整体、协同的力量和优势。     

人类抗疫史的回顾与反思

瘟疫,既危及人类的生命健康,也影响人类历史的发展。通过回顾人类抗击瘟疫的历史,研究分析重大疫情发生的特点,可以看出,瘟疫的影响比较广泛,既摧残人类生命、冲击民众心理,也影响政治格局、导致经济衰退。同时,瘟疫的发生,既需要有特殊的环境,也需要有特定的客观条件,具有一定的历史规律。只有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反思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短板和不足,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借鉴历史经验,强化对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视,加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预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健全重大疫情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才能更好地应对和防控重大疫情。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警察执法功效提升的路径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对国家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治理应急体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使警察肩负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宁的重大使命更加艰巨。警察要展示良好作为,就必须充分认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执法环境的变化,主动对接卫生防疫等部门,与人民群众联手构筑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区环境,正确引导相关舆情,缓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环境带来的冲击,结合实际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同时公安部门要加强对警察自身的心理干预。     

基于“5-CM”理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比较研究——以“非典”与“H7N9”事件为对象

非典事件与H7N9事件这两起典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曾先后对中国政府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工作构成挑战。以中国各级政府为主导的政府应急管理系统对两起事件的回应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既见证了中国政府在应急管理工作上取得的重大进展,也揭示了中国社会应急管理工作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前景。本文基于荷兰学者阿金·伯恩(Arjen Boin)提出的5-CM理论,对上述两例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管理进行系统比较,以期为进一步落实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和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综合治理机制,推动应急管理工作的常态化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