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同案被告人口供

同案被告人口供,是指同一案件中共同被告人向司法机关所做供述和辩解,即在承认自己罪行或否认自己罪行同时,又供述共同参与的其他被告人的罪行。同案被告人口供能否作为证言,其证据属性及其证明力如何,长期以来是司法实践和理论界的难题及争论焦点。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由于这一规定比较原则和抽象,对被告人供述是否包括同案被告人供述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致使在理论和实践中对同案被告人口供的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存在严重的分歧。     

“只有被告人供述”案件司法证明的谬误与厘清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之目的,在于改善司法机关依赖口供定罪的现状,从而避免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真正实现保障人权的基本目标。但是实践中不仅存在仅凭口供定罪的情形,还存在通过异化口供形式或者形式化口供补强,以规避第55条约束的现象。异化的口供形式,本质上仍然是“被告人供述”;形式化的口供补强规则,是以“被告人供述”为中心形成虚假印证。考虑到《刑事诉讼法》的根本目标,应当对第55条进行实质解释,既不能通过异化口供来定案,也不能进行形式化口供补强,将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依据。换言之,应当不断降低口供在司法证明中的证明力,积极寻找其他客观性证据,并结合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要求,从而达到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才是《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合理适用。     

试论口供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上)

<正> 我国刑诉法第31条明文规定,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刑事证据的一种。在司法实际部门,一般习惯于将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统称为“口供”。本文为通俗易解和叙述简便起见,仍拟采用“口供”一词。中国诉讼史和世界诉讼史共同表明,人类社会在结束了神判法统治的时候,便进入了以证据判案的历史。而口供又是最早为人们所利用的一种证据。在我国,周朝就已有以口供来判案的文字记载。如《礼记·月令》云:“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狱讼”。肆掠即刑讯拷打,目的在于取得口供。在西方,古代希腊准许办案人在审问奴隶时使用刑讯,罗马法也规定可以在严刑下拷问自由民和奴隶。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刑讯便成为公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于英美。英美普通法上的非法证据排除法则可分为自白排除法则和违法证据排除法则。自白排除法则源于英国历史上的“考罗门原则”。是指把基于不当诱因的自白（即被告人口供）或不自由的自白，从证据中排除出去。美国独立后，以其最高的法律形式继受了“考罗门原则”。联邦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任何人在刑事案件中，都不得被迫成为不利于己的证人”。联邦宪法规定这一权利的最初目的在于排除虚伪的自白，以防止刑事诉讼发生冤错，侵犯公民的权利。因而．被告人的自白能否作为证据，其标准就是这种自白是否具有“自愿性”。被告人自愿供述不利于己的事实，此项供述可以作为证据运用；被告人被迫自证其罪，则应将其自证有罪的证据予以排除，不得运用。20世纪40年代，自白证据排除的根据发生了变化，由“供述的非自愿性”发展为“程序的违法性”。即无论自白是否具有自愿性，只要证明警察在收集自白证据的时候有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的行为．此项自白排除不用．具体体现为米兰达规则。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口供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一、我国现行口供制度的缺陷 缺陷之一:口供制度本身存在内在的矛盾与不足。 《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表明,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不承认口供对案件事实独立和完善的证明力,禁止以刑讯逼供获取口     

非法取得的供述不能采为证据

以刑讯逼供或其它非法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能否采为证据?这是司法实践中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也是刑事证据理论需要深加探讨的课题之一。笔者认为,从国内外法制经验和刑事诉讼的根本利益来看,非法取得的供述不能采为证据。我国封建社会的诉讼制度历来奉行“罪从供定”、“无供不录案”的口供主义,并将刑讯拷问作为获取口供的合法的、有效的手段。欧洲中世纪国家的法律规定被告人的自白或承认,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刑讯逼供,只要是被告人亲口陈述,就认为是完全可靠的证     

自白规则——外国证据规则系列之五

一、英美证据法上的自白 　　　　英美证据法上的自白和大陆法上的被告人供述在概念上并不完全等同。所谓自白,是指“被指控实施犯罪的人对另一人自愿作出的承认自己犯有指控罪行,并披露罪行实施的情况或参与实施的情况的陈述”。也就是说,自白仅指被告人就其被指控的犯罪所作的对自己不利的供述。自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自白包括自认,即对所涉嫌的犯罪事实的部分承认或有保留的承认。狭义上的自白则专指对于所涉嫌的犯罪事实的全部供认。自白规则所针对的是狭义上的自白。 　　英美对抗式审判得以开展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控辩双方…     

被告人检举之证据属性探讨

<正> 刑事被告人检举,在证据性质上归属于被告人口供还是归属于证人证言,是证据理论中颇有争议的问题。证据理论上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被告人检举在证据上属于口供之列。如近年来出版、发表的不少著作、教材、论文都普遍认为被告人口供的内容包括被告人检举在内。但在具体表述上则有所不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①口供包括三方面内容:(一)供述;(二)辩解;(三)“检举他人犯罪的陈述”。②口供包括两方面内容:(一)供述;(二)辩解。而在供述中又包括了“检举他人”。③口供包括“检举同案的被告人”。④口供包括“揭露本案其他共犯犯罪事实的陈述。”⑤口供包括“检举揭发被控的犯     

被告人口供的证据效力及立法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种证据，这无疑肯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证据效力。但是，该法第四十六条却又同时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条规定可能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被告人口供的证据效力究竟如何？为此，笔者认为，正确认识被告人口供的证据效力，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     

我国法律对待口供的应有立场

我国法律应当对现有法律进行完善与改革,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采取以下立场:合理界定口供,口供只包括供述;应当合法取证,对非法口供应当排除;不能轻信口供,确立口供补强规则;充分使用口供,重视口供扫诉讼功能;废除刑事诉讼法第93条关于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确立沉默权制度。首次全面论述了我国法律对待口供的应有立场,纠正了存在于司法实践中对口供看法上的偏见和片面看法。     

口供补强规则在贿赂案件证明中的适用

贿赂案件是一种高隐蔽性、缺少物证证明的案件，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在案件证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口供证据又是一种具有真焦难辨性和不稳定性的证据，适应口供定案必须遵循法定的规则，其中口供补强规则就是一项基本的证明规则。这一规则要求，被告人口供必须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也就是说，作为定案根据的口供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这一规则的提出，是为了增强口供的证明力，防止对案件事实的误认而确定的。英美法、日本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法中都有口供补强的证据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就是说仅凭口供不能定案，这实际上就是对被告人的供述要求补强的补强证据规则。在贿赂案件的证明中，有两个涉及该规则适用的问题有待于明确。     

浅议新《刑事诉讼法》中口供制度的完善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口供制度的新规定有进步性,但还存在不足,要通过建立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确认标准、明确非法口供的排除程序、确立自白任意性规则、建立沉默权规则、完善看守所管理体制等路径,完善我国口供制度设计。     

我国口供补强规则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实际确立了证据运用的一个基本原则——重调查研     

被告人口供的证据价值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其中规定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也是证据之一种.所谓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指被告人向公安机关、检察院或法院就案件事实所作的口头的或书面的陈述.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被告人口供.有的国家对被告人口供这一证据的概念,只是笼统的表述为"被告人供述".我国刑事诉讼法则表述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这就明确指出,不但被告人承认犯罪的陈述是证据,被告人说明自己无罪或     

论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再完善——以非法口供证明力的阻断为视角

我国目前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仅能从形式上排除非法口供,非法口供实质上已经通过庭前案卷移送预先进入审判者的视线,并最终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对是否排除“重复自白”和以非法口供为线索取得的物证是否排除没有规定。这些问题都会影响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能否达到彻底排除的效果,因此有必要从证明力的角度对非法口供进行研究,并对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进行再完善。     

律师介入权的不当限制与保护措施

侦查讯问是一项法定的侦查行为，我国是个重口供的国家,通过侦查讯问所获得的口供是诉讼中的重要证据之一,口供向来有“证据之王”之称。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非常依赖，获取口供几乎成为侦查讯问的惟一目的,侦查人员超乎寻常重视口供,并以口供为线索收集其他证据或破获案件,为获得口供,侦查人员往往以立法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为借口。     

侦查讯问中律师权利的侵犯及重建

侦查审讯是一项法定的侦查行为．我国是个重口供的国家，通过侦查询问所获得的口供是诉讼中的重要证据之一，口供向来有“证据之王”之称。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非常依赖，获取口供几乎成为侦查询问的惟一目的，侦查人员超乎寻常重视口供，并以口供为线索收集其他证据或破获案件，为获得口供．侦查人员往往以立法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为借口，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刑讯逼供．     

挑战与回应:口供制度的重生——兼论律师法对侦查工作的影响

口供在证据价值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司法人员应该认真对待口供。从实证的角度，废除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义务，有利于建立口供的激励制度。口供制度的重要基石分别是口供的任意性和真实性，我国刑事诉讼应该建立告知制度和口供补强标准。对待口供，既要反对口供无用论的“口供虚无主义”，又要反对口供无法获得的“口供无奈主义”。合理的口供制度的建立，可以减轻司法机关口供举证责任的负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应成为量刑的评价因素。     

从排除原则到排除规则——以威胁、引诱、欺骗方法获取口供排除规则的教义学构建

站在法教义学的立场上，《刑事诉讼法》第52条相关规范文本的演变、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条款的引入以及司法实践的经验均表明排除以威胁、引诱、欺骗方法获取口供的主要目的已经由防止口供虚假转变为保障口供自愿。威胁、引诱、欺骗取供行为构造的核心是对被讯问人供述自愿性的破坏，可鉴于此类取供行为的特殊性以及与正常讯问策略的相似性，相应口供的排除应符合“破坏供述自愿性——行为达到特定严重程度或者可能导致口供虚假”这一双阶层标准为宜。此类违法口供达到排除标准后，可类推适用《刑事诉讼法》第56条将其排除。证据取得禁止与证据使用禁止的关系为取供违法与口供排除的逻辑关联提供了理论参照。综上，排除目的、行为构造、排除标准与排除方法共同构建出以威胁、引诱、欺骗方法取供排除规则的教义学。     

虚假供述的第二道防线：口供实质补强规则

虚假供述一旦被采信，极有可能导致错案。近年来，我国先后通过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和修改刑诉法，确立了一系列有关口供的证据规则。由于虚假供述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和虚假供述的多样性，它们在整体上防范能力有限。以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防止虚假供述在我国存在着现实困难和内在困境。同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相比，以口供补强规则实质化作为突破口不仅具有理论根据、比较优势，也具有现实根据。为切实防止虚假供述，必须要结合虚假供述的形成机制和真假供述的识别原理，参考其他国家的口供补强规则，分别从补强证据要求、待补强口供要求、补强对象和程度等方面使口供补强规则实质化。经过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过滤后的任何口供，只有在特殊情节排除了诱供指供和案情泄露的前提下获得的，并得到了具有证据能力、证明力的被告人供述以外的独立证据或者新证据的印证，且供述中的犯罪客观方面的特殊细节与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吻合一致，才能作为证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