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问题研究

赦免,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盛世时赦少,乱世赦多也是历史所证明的。赦多则宽暴徒、伤良民,使国家法令废弛,更有鼓励犯罪之嫌。当今社会,赦免是许多国家弥补法律僵化的重要手段,然而赦免对于法治的违背使人们对赦免的合理性产生怀疑,而且赦免存在滥用政治目的的可能。目前,我国关于特赦的立法并不成熟;社会的后续接受能力也有限;老百姓对特赦所产生的危机感更是难以消除。因而在目前情况下不宜进行特赦。     

对监狱服刑罪犯实行特赦释放的思考——以国庆60周年为契机

我国宪法规定了特赦制度。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特赦取得良好的效果,至今仍为人称道。以史为鉴,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宣布对一批被判处刑罚已经执行一定时间、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监狱服刑罪犯实行特赦释放,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贯彻实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体现。     

现代特赦制度新探

通过对特赦制度一般理论的分析,可以揭示特赦的概念、类型、效力及其适用范围,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在我国的现行法律框架内重构特赦制度。     

涉黑涉毒涉枪罪犯的特征及监管改造对策

涉黑涉毒涉枪的罪犯 ,是我国新的政治经济形式下所产生的新的罪犯类型。这类罪犯在犯罪成因上 ,具有相互交叉、背景复杂、涉案人员多、犯罪种类多样化等特征。由于“三涉”罪犯的犯罪原因和人格特征 ,决定了在其改造过程中具有更大的反改造能量和人身危险性。因此 ,对“三涉”罪犯的客观界定 ,严格甄别 ,分类关押 ,严格监控 ,强化矫治措施 ,是十分必要的     

解读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法律含义

“社会危险性”是指可作为适用具体强制措施的法定依据的,有证据证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和其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的可能性。在刑事诉讼中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或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     

新刑诉法二审发回重审制度的思考——以一个三次发回重审的案件为分析视角

新修订的刑诉法对发回重审制作出仅限发回一次的修改,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以下弊端：一是有违“公正与效率”的诉讼价值取向；二是违背刑诉法的二审终审制；三是有违“疑罪从无”原则；四是程序性违法发回重审,形同虚设；五是发回重审的周期过长,不利于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解决之道需从“立法”入手,即用“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代替“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制定统一的证据法典,完善追究机制.     

虚假诉讼罪的司法认定问题探析——以全国首例律师“部分篡改型”行为无罪判决为例

虚假诉讼行为妨害司法秩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司法实践中一般将虚假诉讼罪的客观对象限定为“无中生有型“行为，对于“部分篡改型”行为一般不认定犯罪。通过对虚假诉讼罪的理论概念诠释，结合全国首例律师因“部分篡改型”行为被判无罪案件的探析，应该加大对虚假诉讼行为的惩戒力度，以及对“捏造”的内涵立法予以明确诠释，将“部分篡改型”行为纳入犯罪体系。     

关于诉讼证明标准的若干思考

证明标准是诉讼证明的最基本问题 ,也是当前我国证据法学领域研讨十分热烈的问题。这场学术论战的中心在于诉讼证明活动中应当坚持“客观真实”标准 ,还是应当坚持“法律真实”标准 ;其中最具争议的焦点是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比较而言 ,“法律真实”证明标准在理论上更具严密性 ,在实践中更具优越性 ,在体系上更具包容性。融合“客观真实”说合理内核后的“法律真实”标准 ,应当成为整个诉讼证明活动的统帅。     

异步诉讼的现状窥视及远景构想——以“广场化”转型为视点

作为一种源自我国的新型庭审模式，异步诉讼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诉讼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局面。法官通过异步诉讼可以完成庭审、证据交换、调解等审理活动，法院通过异步诉讼向“智慧审判”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然而，在实践中，异步诉讼的诸多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其中既有主观方面及客观方面的因素，也有立法方面及法理方面的因素，更有实践操作及认知习惯方面的因素。为了进一步释放“数字红利”，实现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应继续借鉴互联网时代社交软件的发展和创新成果，以更现代化的方式实现异步诉讼。通过构建全新的“诉讼微广场”，让法官与诉讼参与人出现在同一“广场”中，并让异步诉讼不再局限于审理阶段，而是融入诉讼活动的各个环节。     

刑事证明标准客观化的理论与实践审视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因其立法理想化而受到诸多批判。为强化其实践指引功能,学界及司法实务部门对证明标准进行了外在化、具体化的客观化探索。证明标准客观化具有现实的社会基础和正当性价值,但也存在使诉讼证明走向形式化的法治风险。对此,未来刑事证据立法应当明晰证明标准客观化的合理界限,转变从立法上追求证明标准明确化的思路,激活法官排除合理怀疑的心证功能。同时,随着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深度运用,实践中亦当理性对待证明标准数据化问题。     

腐败存量特赦之证伪

我国腐败高发,特别是腐败犯罪黑数巨大,腐败存量惊人的现实情况,已严重影响我国反腐斗争的信心和进程,基于此,腐败存量特赦论浮出水面。腐败存量特赦论作为一种政治话语,以交换形式谋求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有重大缺陷,在实践上对刑事法治有质的破坏力,违背国际反腐条约的基本精神,损害社会正义和国民的法情感,不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治理腐败必须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零容忍的司法态度。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革新

诉讼证明标准 ,是法官判断案件事实的衡量尺度 ,对审判方式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明确辨析“证明任务”与“证明标准”的概念入手 ,借鉴两大法系国家的相关规定 ,提出了对我国诉讼证明任务及证明标准的革新———在“法律真实”这一诉讼证明任务统领下的多元证明标准的适用。在此基础上 ,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了具体论述     

关于逮捕条件的论证及修改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的规定存在一定的缺陷,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司法实践中出现问题.通过从诉讼法学、立法学以及逻辑学的角度,对逮捕的三个奈件逐一进行分析、论证,认为:逮捕的第一个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表述既不符合文法,也不符合逻辑;逮捕的第二个条件"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缺乏法律用语的严谨性;而第三个条件"具有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在司法实践中不易把握,亟待进一步明确.     

罪犯释放和安置若干问题研究

罪犯释放和安置是一项严肃的执法工作。尽管目前法律有所规制,但存在不少问题。在释放方面,现行法律对释放的类型规定得不够全面,罪犯释放后凭释放证办理户籍登记已经不合时宜,路费发放缺少制度规范,特赦尚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释放衔接还缺少法律规制。在安置方面,政府帮助安置与时代要求不相吻合,过渡性安置实体数量明显不足,缺少民间性质的回归保护组织,前科报告制度影响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就业。针对罪犯释放和安置存在的问题,亟待从立法层面予以规范,积极探索社会管理创新。     

论证明标准的多元化与具体化

鉴于同一诉讼类型的不同案件甚至同一案件在不同诉讼阶段中的不同证明对象等因素的影响,为了避免证明标准“表述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应当沿着证明标准多元化的基本思路,将“具体化与多元化相结合”作为证明标准问题研究的基本方向。     

关于构建监外执行罪犯防控机制的思考

对监外执行罪犯的防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罪犯监外执行工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应当通过完善立法、规范监外罪犯交付环节、加强督察等方式构建与完善监外执行罪犯防控机制。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特别诉讼程序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未成年罪犯实行特殊保护和司法救济也是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本文通过对设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特别诉讼程序的可行性分析,进而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适用的一系列特别诉讼程序展开研究,以期对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立法,充分保护未成年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促进社会和谐有所裨益.     

论单纯昏醉状态下的危害行为

单纯昏醉状态下的危害行为与原因自由行为是同属于“自招精神障碍下的危害行为”之下的两个不同范畴.单纯昏醉状态下的危害行为在本质上与原因自由行为相互排斥,不可混淆.将两者混为一谈的理论误区,助长了悖离责任主义的实践操作.同时,该行为具有公共危险且在现实中已大量存在,因此有必要借鉴域外经验即德国刑法所规定的“自醉行为构成要件”,在立法时增设“完全昏醉罪”这一犯罪类型.     

略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彰显了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重视以及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和改造的方针。然而在立法理念尚须进一步推敲与配套制度缺失等诸多司法环境限制因素的影响下,新刑诉中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仍有未尽之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立法原则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立法体例相对集中,具有“社会调查”、“附条件不起诉”以及“犯罪记录封存”三大创新性制度。     

论ngo在公益诉讼中的主体地位

面对愈加严重的公共利益危机,传统的国家维护机制已经力不从心.这就客观上需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利益之维护.因此,通过赋予其公益诉讼之主体地位将有效弥补国家和公民个人在这一领域的缺位.从公益诉讼的发展来看,我国应当参照先进国家之立法与司法实践.尽快赋予NGO公益诉讼之主体资格,以充分发挥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