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制度.工具

各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相关经验,可以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国家安全体系一般都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基本构成要素,但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内外环境和发展需求等方面的差异,这些要素的演变历程、具体内容和实际作用可能大不相同。作为超级大国,美国拥有最为庞大、完备且富于自身特色的国家安全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指导思想、法律制度和保障工具三类要素构成。其指导思想是维护全球性主导地位,并带有绝对安全倾向;决策机制既遵循一套完整的跨部门分级流程,也涉及各种非正式决策模式;法律制度与监管机制系统完备;保障工具与手段多样有力,包括超强的军事能力与联盟体系、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情报体系以及广泛的社会基础。然而,作为一个在冷战中形成的“安全化国家”,美国的安全目标与手段、资源之间存在持续张力;空前庞大的国家安全体系也会受到内外条件的制约,经常陷入能力捉襟见肘、行为进退失据的境地;尽管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显著的“权力优势”,美国同样面临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     

殊途同归——论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外交理念是外交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从美国立国之日起,始终贯穿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外交实践,构成了美国外交的特点.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对外交事务的看法虽然对立和分歧,但都是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彼此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国际安全制度与总体国家安全：一种理论分析

一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贯穿这些领域的两条主线。国际安全制度构成了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重要依托：国际安全制度能够塑造各国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影响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利益,促进不同领域的国际安全合作,从而有利于实现各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二战结束以来,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等基本原则已经大大改善了全球安全环境,构成中小国家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普遍性的国际安全原则和规范也可以应用到各个具体领域的安全规则的构建,从而直接影响各国维护相关领域国家安全的能力与利益。多边安全联盟会带来高水平的国际安全合作,促进联盟成员的总体国家安全,但也可能减损其他国家的安全水平,从而导致冲突。纯粹的区域性集体安全制度在提升各成员国家安全水平的同时,也具有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优点。各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制度的构建,并有效运用国际安全制度提升本国的国家安全水平。     

美国在非洲的石油战略

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美国历来把石油安全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本国石油的安全供应,历届美国政府把控制主要产油国作为外交和对外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要时,甚至不惜动用军事力量和发动战争来达到目的。一、非洲石油关乎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美国被称为"安在轮子上的国家",庞大     

美国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国家安全逻辑及实现路径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家安全在美国全球供应链调整中的影响日益彰显。在国家安全的视域下,美国政府调整全球供应链的逻辑依据为“国防论”与“选择性贸易保护主义”。美国的国家安全侧重国家利益与价值,全球供应链调整则诉求产品(或服务)的可替换性,二者交互作用,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的“国防论”与“选择性贸易保护主义”就成为分析美国全球供应链调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国防论”侧重诠释具有国防意义产品(或服务)的进出口,而“选择性贸易保护主义”则分析了普通贸易实践对美国整体福利乃至国家安全的损害。美国在国家安全视域下调整全球供应链的路径依赖于软硬两种手段。一是无弹性的硬手段,表现为官僚体制、决策机制、相关法律制度与管理规范,美国全球供应链上的企业必须遵守,其具有吓阻功能。二是具有弹性的软手段,体现为国家战略以及政策说明等,其不具有强制性。基于此,这一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时下美国政府变动不居的对华经贸政策,构建合作与开放的中美经贸关系。     

美国文化渗透战略及其影响

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一直奉行文化渗透战略,积极构建对外文化渗透的制度框架,同时不断强化对外文化渗透的手段和渠道。当前,美国对华文化渗透不但直接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也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华构成了严重挑战。     

东北亚国家安全体系:从双边困境到多边合作的安全路径分析

作为经典国际安全理论的安全困境理论无法充分说明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区域国家安全状态。无论从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亦或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都难以找到东北亚各国安全战略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东北亚各国间的安全互动已经形成了一个超越安全困境并以美国为核心的地区国家安全体系。通过对东北亚国家安全体系结构和流动性安全要素的考察可以发现,各国安全战略的不同与其在国家安全体系结构中的位置和对流动性安全要素的控制能力密切相关。这有助于进一步探寻东北亚国家间安全关系从双边困境到多边合作的路径。     

国家利益的论争及界定对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家利益中的核心要素,如安全、经济繁荣和价值观的内涵和外延发生重要的变化,与此同时,这些核心利益在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优先顺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围绕着这些问题,美国国内各派发生了激烈的论争。美国不论如何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确定国家利益的内涵或国家利益的优先顺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美国政府采购的国家安全保护机制及其启示

政府采购不仅是财政管理手段, 也是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有效工具。更为重要的是 政府采购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 一方面作为实现社会经济政策目标的工具, 政府采购可以发挥保护 国内民族产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政府采购透明化和信息公开的过程中, 涉及有效保护政府信息安全的问题。所以政府采购必须考虑一个决定性因素———国家安全问题。 但我国目前的政府采购制度对保护国内产业和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却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缺乏 有效的保护机制。美国政府采购拥有完善的国家安全保护机制, 其经验对我国完善政府采购制度 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中国国家安全体制研究

为了应对日益复杂多样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战略要求,并把“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作为总目标,这充分体现国家安全体制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国家安全体制是指国家安全管理具体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目的是为确保国家拥有安全状态和能力提供制度支撑。国家安全职能划分、国家安全机构管理制度、国家安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权责机制和法律保障等构成中国国家安全体制的基本要素。对中国国家安全体制进行历史追溯,可以明晰不同时期的特点,把握国家安全体制发展的脉络。另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国家安全体制研究严重不足、国家安全职能划分模糊、国家安全机构建设乏力、国家安全法制建设滞后等问题制约中国国家安全体制功能的发挥,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将不利于化解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挑战。因此,科学合理界定中国现阶段国家安全职能、发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功能、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国家安全队伍等举措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的有效途径。     

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现代国家安全决策、协调和咨询的最核心机构。从理论上讲,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每个环节,可以结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不同视角,同时又具有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实践上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从2013年开始也相继进行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尽管从人员构成、战略目标、运行模式等方面来看,三国变革后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还有差异,但是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化对东北亚局势还是造成了深远影响。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各国国内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主要涉及领域。东北亚地区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改革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转化和重构的一部分,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设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其中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小集团思维因素,在理念上要与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上要充分考虑其长期性、复杂性,并为体制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国家安全视角下南极法律规制的发展与应对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从法律层面界定了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其中包括维护在南极等新型领域的国家安全。由于中国南极事业的开展须遵循一系列的南极法律规制,因此南极法律规制的发展对中国在南极的国家安全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南极法律规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和平利用与非军事化、搁置和冻结主权要求、科学研究自由、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海事安全以及全面保护环境等。近年来,随着人类南极活动的扩展,南极法律规制出现了一些前沿性的问题,如南极主权要求国仍然强化权利主张,南极旅游和非政府活动、航空活动、特别区域保护等规则酝酿发展以及南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面临重新谈判等。这些趋势将对中国在南极的国家安全利益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可通过国内立法、发布政策文件、积极行使享有的国际法权利等途径来维护国家的南极利益。     

EU internal security governance: the case of counter-terrorism

There are clear indicators that in spite of the sensitivity of internal security in terms of essential state functions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an EU governance framework with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has emerged in the counter-terrorism field. Common threat assessments guide governance responses, and specific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cooperation mechanisms, legal instruments, and forms of external action have been put into place to respond to the cross-border nature of the terrorist challenges. However, in line with the general subsidiary role only of the EU as provider of internal security in addition to the Member States, this governance framework remains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national counter-terrorist systems and capabilities that remain largely under national control and still enjoy relatively wide margins of discretion in terms of priorities, legal framework, and organization. This analysis concludes that the EU's internal security governance – as evident from the counter-terrorism field – may be best characterized as an advanced institutionalized system of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national governance frameworks constructed around a core of common instruments and procedures with a cross-border reach.     

美国国家安全认知的新视阈：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革命性技术,正在从根本上变革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及方式。面对这一发展趋势,美国已将人工智能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人工智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首先,人工智能是影响和塑造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变量。人工智能能够优化美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力量配比,弥合并纠正美国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失序状况,并助推美国军事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有效克服人工智能的负面效应是确保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人工智能可能引发诸多社会和道德问题,其固有的缺陷也将增加战争决策的风险成本,还可能增加武装冲突的频率和强度。最后,美国强调中国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已无法避免,美国认为中国正在试图“挑战”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为应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对华遏制政策,中国应制定和形成人工智能研发以及应用规则和规范;通过制度化协调与合作来规制中美关系,努力避免“科技冷战”的发生。     

论价值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体系

人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的普遍性,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正是引发不同价值体系安全问题的本质因素。狭义的价值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念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即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与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价值观安全)的统一。国家价值安全由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和国家价值的安全构成,前者以多元价值主体的价值认同为重要表征,后者以国家的价值主权为重要表征。就其对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意义而言,价值体系是元文化,且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因而价值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元文化安全,必然地成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安全又意味着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所有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因而又是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     

On Value Security and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nature determines the universality of values and its particularity determines the diversity and plurality of values that is the fundamental determinant of security problems among different value systems. In a narrow sense, value security refers to a situation in which value concepts of a state, region, or a nation, social class are not under threat from the external adversaries, which is called conceptual value security. In a broad sense, value security refers to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system of realistic value security and that of conceptual value security. National value security encompasses both value security in a nation-state and security of national values, in which the former is featured by the re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of a prevailing value in a nation-state, and the latter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overeignty of national value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issue of value system is a meta-theoretical one and the security of conceptual value system is part of cultural security, value security holds a core position in cultural security and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dditionally, value security embodies the security of value pursuits and value criteria in different spheres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therefore, it is also an indispensable and flexible support to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大国安全与地区发展的悖论?——基于冷战早期美拉关系的考察

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战后初期美国积极在西半球编织反共防务安全体系。与此相比,美国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援助需求消极怠慢,对它们所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视而不见,采取了“贸易而非援助”的经济政策,激化了美拉矛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拉美国家实行了国有化和土改等民族主义改革,并同苏联加强贸易往来,反美反独裁的游击运动风起云涌。在美国看来,这与其在西半球的经济安全和反共战略相悖。为了化解危机,美国一方面以反共和集体安全为名,对“敌对”政权进行军事干预,另一方面也在不断调整自身政策,加大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援助力度。不论怎样,谋求和巩固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始终是美国制定拉美政策的根本目的,安全和稳定是其维护的主要利益。在理论上,只有拉美国家的深层经济发展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才能消除不稳定的隐患,所以,美国国家安全与拉美地区发展是并行不悖的。但在现实中,由于拉美国家的既得利益集团与美国关系密切,美国不可能切实推进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同时美国又常以安全防务政策化解由经济发展引发的拉美问题,这种立场上的偏差注定了美国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的“无效性”,而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     

Who Cares about the Weather?: Climate Change and U.S. National Security

Is climate change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This question remains a subject of debate in academia and has received renewed emphasis in the policy community. Even taking a narrow defini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climate change already constitutes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both in terms of direct threats to the country as well as its broader extraterritorial interests. While some of these purported threats—abrupt climate change and sea-level rise—have been overstated by advocates, several concerns, mostly related to the effects of extreme weather events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strategic interests overseas, are sufficient enough that they already constitute security threats. That climate change potentially poses a direct threat to the U.S. homeland and its overseas interests suggests the subject warrants serious att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