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价值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体系

人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的普遍性,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正是引发不同价值体系安全问题的本质因素。狭义的价值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念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即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与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价值观安全)的统一。国家价值安全由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和国家价值的安全构成,前者以多元价值主体的价值认同为重要表征,后者以国家的价值主权为重要表征。就其对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意义而言,价值体系是元文化,且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因而价值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元文化安全,必然地成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安全又意味着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所有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因而又是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     

国际安全制度与总体国家安全：一种理论分析

一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贯穿这些领域的两条主线。国际安全制度构成了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重要依托：国际安全制度能够塑造各国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影响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利益,促进不同领域的国际安全合作,从而有利于实现各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二战结束以来,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等基本原则已经大大改善了全球安全环境,构成中小国家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普遍性的国际安全原则和规范也可以应用到各个具体领域的安全规则的构建,从而直接影响各国维护相关领域国家安全的能力与利益。多边安全联盟会带来高水平的国际安全合作,促进联盟成员的总体国家安全,但也可能减损其他国家的安全水平,从而导致冲突。纯粹的区域性集体安全制度在提升各成员国家安全水平的同时,也具有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优点。各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制度的构建,并有效运用国际安全制度提升本国的国家安全水平。     

思想·制度·工具——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一种分析框架

各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相关经验,可以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国家安全体系一般都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基本构成要素,但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内外环境和发展需求等方面的差异,这些要素的演变历程、具体内容和实际作用可能大不相同。作为超级大国,美国拥有最为庞大、完备且富于自身特色的国家安全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指导思想、法律制度和保障工具三类要素构成。其指导思想是维护全球性主导地位,并带有绝对安全倾向;决策机制既遵循一套完整的跨部门分级流程,也涉及各种非正式决策模式;法律制度与监管机制系统完备;保障工具与手段多样有力,包括超强的军事能力与联盟体系、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情报体系以及广泛的社会基础。然而,作为一个在冷战中形成的"安全化国家",美国的安全目标与手段、资源之间存在持续张力;空前庞大的国家安全体系也会受到内外条件的制约,经常陷入能力捉襟见肘、行为进退失据的境地;尽管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显著的"权力优势",美国同样面临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     

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现代国家安全决策、协调和咨询的最核心机构。从理论上讲,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每个环节,可以结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不同视角,同时又具有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实践上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从2013年开始也相继进行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尽管从人员构成、战略目标、运行模式等方面来看,三国变革后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还有差异,但是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化对东北亚局势还是造成了深远影响。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各国国内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主要涉及领域。东北亚地区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改革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转化和重构的一部分,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设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其中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小集团思维因素,在理念上要与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上要充分考虑其长期性、复杂性,并为体制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对国家安全特点与治理原则的思考

近年来,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并把它放在国家治理中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中国也不例外。然而,不少人对国家安全的理解还存在较大偏差,主要表现在要么笼统抽象地谈论国家安全,要么只是关注国家安全的某一个方面,对国家安全涉及问题的系统性讨论不多,即使那些为数不多的讨论也不够全面和深入。有效进行国家安全治理,需要全面、系统和深入地厘清“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国家安全与其他价值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家安全治理的原则和路径。国家安全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具有多面性、关联性、变动性、相对性、非唯一性、主观性和社会性等特征,深入研究和把握国家安全要有总体安全思维,从总体安全的角度全面审视我们面临的挑战,借鉴中外历史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认真应对。因此,国家安全治理的路径选择至少应遵循总体、全面、兼顾、适度、平衡、顺势与合作等原则。     

东北亚国家安全体系:从双边困境到多边合作的安全路径分析

作为经典国际安全理论的安全困境理论无法充分说明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区域国家安全状态。无论从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亦或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都难以找到东北亚各国安全战略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东北亚各国间的安全互动已经形成了一个超越安全困境并以美国为核心的地区国家安全体系。通过对东北亚国家安全体系结构和流动性安全要素的考察可以发现,各国安全战略的不同与其在国家安全体系结构中的位置和对流动性安全要素的控制能力密切相关。这有助于进一步探寻东北亚国家间安全关系从双边困境到多边合作的路径。     

中国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应对

中国边疆邻国众多、民族多样、文化多元,地缘政治与周边环境复杂。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相互镶嵌,安全互依互保。随着中国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加复杂多元,互为关联,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涵盖地缘、认同、利益与网络等不同安全场域,并融入周边安全、国际安全与人类安全之中。在新形势下,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问题与新难题,只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促进国际与国内相涉行为体之间的协同共治,加强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全方位、多层次的体系性治理,才能有利于推进维护总体国家安全。     

美国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国家安全逻辑及实现路径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家安全在美国全球供应链调整中的影响日益彰显。在国家安全的视域下,美国政府调整全球供应链的逻辑依据为“国防论”与“选择性贸易保护主义”。美国的国家安全侧重国家利益与价值,全球供应链调整则诉求产品(或服务)的可替换性,二者交互作用,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的“国防论”与“选择性贸易保护主义”就成为分析美国全球供应链调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国防论”侧重诠释具有国防意义产品(或服务)的进出口,而“选择性贸易保护主义”则分析了普通贸易实践对美国整体福利乃至国家安全的损害。美国在国家安全视域下调整全球供应链的路径依赖于软硬两种手段。一是无弹性的硬手段,表现为官僚体制、决策机制、相关法律制度与管理规范,美国全球供应链上的企业必须遵守,其具有吓阻功能。二是具有弹性的软手段,体现为国家战略以及政策说明等,其不具有强制性。基于此,这一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时下美国政府变动不居的对华经贸政策,构建合作与开放的中美经贸关系。     

美国国家安全认知的新视阈：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革命性技术,正在从根本上变革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及方式。面对这一发展趋势,美国已将人工智能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人工智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首先,人工智能是影响和塑造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变量。人工智能能够优化美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力量配比,弥合并纠正美国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失序状况,并助推美国军事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有效克服人工智能的负面效应是确保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人工智能可能引发诸多社会和道德问题,其固有的缺陷也将增加战争决策的风险成本,还可能增加武装冲突的频率和强度。最后,美国强调中国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已无法避免,美国认为中国正在试图“挑战”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为应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对华遏制政策,中国应制定和形成人工智能研发以及应用规则和规范;通过制度化协调与合作来规制中美关系,努力避免“科技冷战”的发生。     

"预防—震慑—应急"一体化:中国海外安保供给模式新探

基于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领事保护理念,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的海外机构、企业和公民的安全是中国海外安保供给体系的首要关切。后疫情时代的安全环境、安全威胁和安保内容的新变化凸显了海外安保的供需落差,如何通过完善海外安保供给体系来应对后疫情时代的挑战,成为总体国家安全治理不得不重视的紧迫性议题。根据风险/焦虑-威胁/恐惧-危机/恐慌的升级过程,可将海外安保区分为预防、震慑、应急三种类型,政府、军队、国际安保公司、社会组织和海外企业能够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在明晰中国海外安保“阶段-类型”及对应的多元供给主体职能的基础上,中国海外安保供给体系的完善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念指导下,遵循“预防-震慑-应急”一体化的供给模式,建构多元供给主体联动体系,从而弥补现有供给体系的不足,全面推进“海外中国平安体系”建设。     

国家安全视角下南极法律规制的发展与应对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从法律层面界定了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其中包括维护在南极等新型领域的国家安全。由于中国南极事业的开展须遵循一系列的南极法律规制,因此南极法律规制的发展对中国在南极的国家安全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南极法律规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和平利用与非军事化、搁置和冻结主权要求、科学研究自由、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海事安全以及全面保护环境等。近年来,随着人类南极活动的扩展,南极法律规制出现了一些前沿性的问题,如南极主权要求国仍然强化权利主张,南极旅游和非政府活动、航空活动、特别区域保护等规则酝酿发展以及南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面临重新谈判等。这些趋势将对中国在南极的国家安全利益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可通过国内立法、发布政策文件、积极行使享有的国际法权利等途径来维护国家的南极利益。     

东北亚地缘政治变迁与中国崛起的安全环境

从地缘政治角度研究国家安全环境问题是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民族国家永恒的主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问题。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是否有利,首先取决于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地缘安全环境。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与国家安全利益紧密相关,东北亚地区的中国崛起是不可遏止的必然过程,同时也是极为艰难复杂的过程,大国崛起必然也面临着“崛起困境”。哪些地缘政治关系和安全环境构成了“崛起的困境”,就成为东北亚安全环境中中国崛起的战略问题。     

东南亚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伴随着战后现代化、产业化的发展,东南亚国家同样发生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功能嬗变、城市化、失业、贫困、养老等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从而产生了创建和完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需要.东南亚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欧美福利国家经验的自身发展经验的探索,它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学习和借鉴欧美社会保障制度并依照自身的特点加以改进的.     

国际安全视域下的网络文化与网络空间软实力

网络文化不是纯粹的文化问题和文化现象,而是与安全具有广泛的内在联系。在网络空间本身已经全球化的时代,有必要从国际安全的视角审视网络文化。理想的网络文化是一个能够维系自身运转、净化和完善的体系,具有三个与安全相关的功能:传递功能(以信息技术实力确保信息文化流动的顺畅和安全)、纠正功能(纠正错误信息和越轨行为)和塑造功能(塑造观念、行为方式和组织方式)。这三个功能分别对应三种类型的国家软实力:第一,以信息传播和文化内容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主要是指信息传播实力和网络文化产品的吸引力。第二,以外交劝说和外交质量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即运用传统外交和公共外交等方式纠正有危害性的信息和越轨行为的能力。第三,以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指建构国家文化、国家形象和国际声誉的能力。网络空间软实力是数字化时代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成为未来国力竞争的焦点领域。     

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传递机制论析

作为世界上情报体系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国家安全情报机制一直以来备受各方关注。九一一事件催生了美国情报体系全面而彻底的改革。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美国情报界实现了从机构林立的分散体系到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领导的有机整体的重大转型。从总体机制来看，美国情报界现已形成情报机构一体化与任务一体化的双轮驱动体系，其情报传递网络不仅涵盖领导、协调、执行三个层级间的纵向传送，而且包括不同情报机构之间的横向协调，基本实现了情报整合与信息共享。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国情报界统领，其下设的反恐、反扩散、反情报和网络情报中心构成了美国国家安全情报分类传递机制的四大支柱。通过比较，四大分类传递机制中最为成熟的是反恐中心，其次是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再次是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最后是反扩散中心。由于各类情报机制自身发展程度的不同，其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也不一样。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传递机制的改革“瓶颈”既有发展不足导致的结构性困境，也有外部安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此外，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使得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体系的发展方向呈现出新的态势。     

Ministry of Fear: The 1947 National Security Act in Historical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plan for a new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is often described a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effort at institutional reform since the 1947 National Security Act (NSA). Unfortunately, many of the references to the NSA are misleading. This study surveys the debates that culminated in the passage of the NSA, then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the key agencies created by the NSA from 1947 to 1991. The author considers why so little institutional reform took place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attacks of September 11, 2001, and then offers some points of reference for the evolving debate about post-9/11 reform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bureaucracy. He concludes that the president and Congress risk weakening, rather than strengthening, U.S. national security if they create a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but leave in place an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that was designed for a different time and a different set of problems.     

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应用范式、风险识别与路径选择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为社会提供强大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对国家安全治理造成了一系列影响。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基于进化赋能的实践应用,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以及两者间的重叠领域,为国家安全提供更为有效的维护和保障机制;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存在着超出预期设想的可能性。因此,人工智能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的应用就极易在"界域与有效性""效能与可靠性"以及"竞争与稳定性"之间出现矛盾。尤其是在因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所导致的力量失衡以及安全格局的转变下,国家安全就极有可能在国家竞争的稳定性、社会治理的有序性与技术应用的稳定性三方面遭受巨大的冲击。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所导致的国家安全风险已经逐步显现,而全面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对国家安全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是解决这一技术安全悖论的关键所在。为此,中国应在紧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契机的同时,更要加强对这一技术发展潜在风险的研判和预防,从而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安全与人民利益。     

Human Security and Constructivism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cept of "human security" as an academic and fledgling policy movement that seeks to place the individual—or people collectively—as the referent of security. It does this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evolving transnational norms relating to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that challenges orthodox conceptions of security. It suggests that human security is not a coherent or objective school of thought. Rather, there are different, and sometimes competing, conceptions of human security that may reflect different sociological/cultural and geostrategic orientation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human security—as a broad, multifaceted, and evolving conception of security—rreflects the impact of values and norm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also embraces a range of alliances, actors, and agendas that have taken us beyond the traditional scop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diplomacy. As a demonstration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evolving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this is best explained with reference to "social constructivist" thought, in contradistinction with the structural realist mainstrea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ivist vein,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empirical research is already building a case in support of human security thinking that is, slowly, being acknowledged by decision-makers, against the logic of realist determinism.     

重塑国家之责：人的安全保护、冲突与治理

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相比，“人的安全”观是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重要内容。人的安全受多维度影响。其中一个或几个维度出现问题，人的安全就受到威胁；威胁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导致冲突。这些维度构成冲突诱因。冲突诱因呈现多元化。有的诱因与冲突相关度较低，有的诱因对诱发冲突具有乘数效应。就触发状态而言，冲突可能由单一因素诱发，亦可由多种因素叠加引发。如果治理失当，会导致冲突恶化。一个国家要有效地治理冲突，就应当对导致冲突的诱因及相关度有深刻理解，如此方可对症下药。人的安全概念、国家保护责任与新干预主义是相继形成的三个概念。应当说，尽管以人为中心的安全框架日益被全球关注，但应当采取何种治理形式，何种治理形式属于最优方案，在国际社会中并未达成共识。但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保护人的安全的责任首先在于当事国政府。主权原则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解决人的安全问题必须遵守的根本准则。     

Re-conceptualizing State Responsibility: Human Security Protection, Confl icts and Governance

Differ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human security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Human security is influenced by multi-dimensional factors. Human security will be threatened if one or more of these dimensional factors get twisted. Such threats, once accumulated to a certain level, may trigger a confl ict. While some factors may have a low correlation with confl ict, some other factors may have a multiplying effect in triggering the confl ict. Further, confl ict may be triggered by a single factor or multiple factors. Poor governance may lead to escalation of confl icts. Deep understanding of triggering effects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confl icts is essential to addressing the root causes and the management of conflicts effectively. Concepts of human security, state responsibility of protection and neo-interventionism have been developed in succession. Though the people-centered security framework draws global attention, it should be recognized that there is no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on an optimal type of governance.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ies of human security protection should be rested on the government of a state. The principle of sovereignty remain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ich should be the guiding principle for addressing human security iss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