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提升城市韧性吗?——一项准自然实验

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治理模式,智慧城市建设的初衷是解决由于快速城市化而导致的各种城市问题,以此提升城市韧性能力。然而,城市系统能否通过智慧城市建设而变得更具韧性呢?论文基于中国2012年启动的智慧城市建设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2001—2016年15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方法首次评估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韧性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和异质性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城市韧性水平,这一结果在经过了反事实检验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验证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主要借助创新驱动产生的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对城市韧性发挥作用;(3)异质性研究表明,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越大的城市,其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韧性的改善效应越显著;(4)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会与创新型城市等其他政策一道对城市韧性产生叠加效应。研究对指导现实智慧城市建设以及城市韧性治理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论乡村振兴的人权治理

在乡村振兴人权治理的二元主体中,国家治理体现为人权思维的落实,农民治理主体则表现为人权追求的实现。以人权为元价值机理整合,在乡村振兴人权治理中构建起了彼此承认的主体间性。乡村振兴人权治理的交往系统,既是交往制度得以顺利开展的理论根基,也是交往机理的外在制度建构。借由交往机理与交往制度的有效运转,在交往商谈中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交往理性得以获得各方认同,并借助法律建制化的方式搭建起稳定的人权规范体系,进而为人权治理的开展提供稳定的规范保障。乡村振兴人权治理的合作面向是国家与农民两大治理主体最终形成的合作关系,并在乡村振兴人权治理中确保多元主体的生存权、发展权、政治权利与幸福生活权等得到切实保障。     

论农村民间组织对村庄治理的合作式参与——基于湖州市荻港村的个案分析

在当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之下,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各类民间组织与村两委之间相互支撑、相洽互适。梳理并总结农村民间组织对村庄治理的这种合作式参与实践的成果和经验,有助于国内其他条件类似的地方更好地学习和借鉴,从而达到整体提升我国农村治理水平和治理创新能力之目的。     

基层政府分层治理模式考察——基于农业产业培育行动逻辑的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也是维护和保障农民发展权的必然要求。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基层政府围绕如何培育农业产业,形成“差序治理模式”的行动逻辑,即基层政府依据村庄间实际条件的差异确定优先扶持的秩序,并据此提供种类和数量不同的扶持政策。从提升农业产业扶持资源的使用效率来讲,差序治理模式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这种模式也易造成产业扶持和培育资源的非均衡分配,导致不同权利目标间的失衡和农民发展权的不平等对待。基于法治视角的分层治理模式,应当遵循公平与效率相兼顾的原则,采取法治化的分类治理策略,扩大农民参与权,促进农民发展权的平等保护。     

方法论视角下的治理理论与中国乡村治理

我国乡村治理理论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它立足于农村社会实际,寻求以历史和现实资源解决问题.乡村治理主要是以农村、农业、农民为中心,但又涉及到现实中国各方面的改革开放实践和社会产业结构、利益实现、社会结构、区域协调等问题.我国乡村治理的基本问题应包括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乡村治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推进乡村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等方面.     

乡村的协作型治理机制——基于鄂西城郊L村的经验分析

城镇化背景下村庄存在权威资源衰落和乡村治权弱化的现象,乡村治理趋向协作型治理。协作是多个治理主体通过正式、非正式方式共同创建规则和结构进行交互的过程,协作型治理依靠组织性运作机制和程序性运作机制实现了乡村治理体系的优化。分析城郊L村协作型治理的基础和治理机制可以为乡村向城市的过渡转变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模式和样版,反思新时期的乡村关系转变,实现有效治理。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治理领域的体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已经形成以“体系-能力-效能”为核心内容的理论框架，其中，以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基础、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乡村治理效能现代化为导向。中国式乡村治理体系由高效的基层自治体系、完备的利益整合体系和科学的制度规范体系构成；中国式乡村治理能力由政党主导能力、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共治能力构成；中国式乡村治理效能由民本中心效能、远期振兴效能、系统发展效能构成。推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要以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效能现代化三个维度为重点内容，促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舒兰法院 积极探索乡村司法治理新模式

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法院为主动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司法为民的职能作用,找准司法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结合点和落脚点,积极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通过努力融合各种资源解决纠纷,深入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保驾护航。     

人民法庭参与乡村诉源治理的定位、困境与出路

诉源治理的重点在基层,人民法庭贴近人民群众,参与诉源治理具有天然优势,是乡村诉源治理的重要主体,其与政府等主体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共同参与诉源治理。在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过程中,存在着“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乡村纠纷化解难度大、复合型的乡村法官短缺以及诉源治理合力不足等问题。有必要通过将治理理念融入司法裁判、协调人民法庭和其他主体的关系、加强智慧科技手段的使用以及加大立法供给等方式来提升诉源治理的成效。     

论法院的非司法化社会治理

我国法院系统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具有鲜明的非司法化特征,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退隐式治理、错位治理与跨界治理三种类型。对于这一现象的成因,可以从治理技术、治理主体以及治理的历史进程三个方面展开。当前各类型非司法化治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司法化治理负功能的回应与矫正,此外尚有法院系统主动提升司法权地位、提高司法效率的用心。但是,法院参与非司法化的社会治理存在较大风险,在信息、工具以及绩效等方面呈现出利弊互现的二律背反,亟须研究相关的优化方案。     

法治乡村视域下解纷治理中的多元路径建构刍议

法治乡村建设需要将乡村治理的效能、成果纳入至国家整体治理的关切领域，这对于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国家治理水平的整体化提升具有积极效用。乡村日渐陌生化、市场化的变迁走向，使得解纷机制的运作融入了较多的现代治理元素，同时，多元化解纷策略也应以一种适宜的组合、衔接模式来契合乡土治理逻辑。乡村解纷治理中存在法治解纷冗杂与粗疏、自治权与公权交互失衡、绩效激励弱化、弱程序化的行为偏向等亟需调试的治理困境。解纷机制的多元路径可以通过多元治理主体的物理集合、多元治理资源的充分激活、多元治理策略的灵活采用来予以建构，并通过多元治理风险的预警来防范、消解制度运行中的异动元素，以促进多元化解纷机制的良性、可持续性运行。     

论国家治理体系下的检察公益诉讼

检察公益诉讼是富含治理内涵的司法体制创新。该制度体现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具有的在执政党领导下、改革与建构并重、注重社会主义公益保护、兼具国家主导与半开放性等特征。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形成了关联深广、多层嵌套的复杂网状治理结构。文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剖析了检察权与行政权、审判权、立法权和公民权的关系演变,描述了网状结构中各主体不同的权能定位,以实现提升检察公益诉讼的治理效能。检察公益诉讼的治理效果明显,表现为治理领域广泛覆盖、治理力度全程深入、治理主体全面带动、治理规范充分法治化、治理方式刚柔并济。为了实现检察公益诉讼的治理目标,还需增强协同治理效应、完善治理机制与规范建设,并逐步提高检察机关司法治理能力。     

封闭性公共池塘资源的多层级治理——一个情景化拓展的IAD框架

对于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讨论,学界聚焦于集体行动的自主机制,较为忽略资源的属性类型及其治理机制的差异。借助情景化拓展的IAD框架,论文考察了江西省Y县农村宅基地改革,发掘和讨论中国情景中普遍存在的封闭性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逻辑。财政和组织资源的局限,决定了县级政府不能直接而全面地主导村庄层面的操作,转而以较具弹性的制度嵌入、涉农项目的导入、组织赋权激励以及村庄发展话语等策略,激活和引导村庄自组织的自主行动。村庄共同体强关联特性和内生凝聚力,配以县级政府的行政赋权,成为社会自组织主导的改革动能和绩效要因。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的宅基地改革,本质上是具有较强封闭性特征的公共池塘资源的多层级治理,治理有效的关键在于完善多层级的治理结构,并强化基层自组织的自主行动能力及其可持续性。论文从公共池塘资源的类型属性差异性切入,辨识中国场景中该类资源存在的较强封闭性特质,把研究焦点从自组织的集体行动扩展到其他相关主体及其行动逻辑,并立足基层实践对IAD框架情景化拓展,从而增强中国情境下治理经验的理论解释效力。     

浅议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乡村治理是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是治理理论在我国乡村社会中的运用。现阶段,我国乡村的公共服务需求快速增长,乡村治理的重心在于通过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以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由于我国社会力量发育不完全,在公共服务提供中要注重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的发展,建立政府主导、多主体积极参与的农村治理模式。     

面向产业链的治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技术机理与治理逻辑

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型生成式语言模型通过对海量自然语言文本数据的学习，运用统计学和概率分布预测下一个单词或句子，从而实现流畅连贯、语法正确、具备逻辑的文本生成。这一技术机理虽能提升模型性能，但却在内容公平性、真实性和可靠性方面带来治理挑战。概率生成文本的方式存在难以控制内容质量的问题。基于网络文本语料库的训练可能嵌入算法偏见，人类反馈强化学习可能加剧虚假信息的生成与传播风险，模型的涌现性还可能产生意料之外的治理风险。迈向“模型泛在”的人工智能2.0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应遵循敏捷治理与韧性治理并重、精准治理和参与式治理协同的原则。针对“模型即服务”的新型产业生态链，围绕信息生产变迁和产业链变迁的核心特性，构建基于应用程序接口模式的治理、基于插件模式的治理和基于模型垂直部署模式的治理架构。     

从“送法下乡”到“法治乡村”——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的社会学考察

乡村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的关键一环。当代中国的乡村法治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三个并行交互的进程，但三者呈现不同步、不协调的内在张力。鉴于中西古今的多重话语体系影响，乡村法治在理论上呈现出内生与外嵌，自主发展与外来思想、制度引入的角力与融合等多重景象；在实践层面上表现出对发展焦虑以及治理困局的积极应对和艰难探索。为此，对我国乡村法治的考察和实践推进，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三农”或乡村振兴这两个大的框架下进行，最终实现法治与“民情”的内在契合。对此既不能无视“民情”用强制的方式来实现乡村法治，也不能坐等“民情”的自然变迁，而应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目标下，积极推动现代乡村社会的构建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实现“强国家-强社会-强治理”的内在统一。     

基层法院的乡村治理实践路径--以司法助推村规民约健全和规范适用为视角

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加强村规民约建设,实现村规民约行政村全覆盖”,为基层解决社会纠纷、创新治理模式提供了有效的规范支撑。围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人民法院要立足社情民意,创新司法供给形式,推动纠纷源头化解。人民法院参与基层治理,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和职能就是指导、规范和健全村规民约的制定及适用,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纠纷解决、乡风文明建设、依法治村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成效,助推乡村振兴。     

多元权威主体互动下的乡村治理——基于功能主义视角的分析

文章以功能主义理论为视角,探讨乡村治理中的多元权威主体参与治理问题,借鉴了帕森斯的AGIL模型,结合具体实践对其进行部分修正,构建了以文化系统为中心的"适应型权威——目标实现型权威——整合型权威"的"权威三角"分析模型,并选择深受"老爷"文化影响的S村作为研究对象以检验分析模型。结果表明,特定的文化能对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各权威主体形成规范与约束,并使它们在分工的基础上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呈现稳固的"权威三角"治理格局,使乡村治理成为可能。     

治理理论视角下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能力提升路径探析

我国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直接代表了政府处理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升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可以使我国更加从容地应对转型时期多发的社会问题。治理理论为我国社会管理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本文结合治理理论,认为制约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能力提升的障碍主要有公民社会发展的滞后、区域经济和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中央政府权力的过于集中,只有解决这几个问题才能从源头上解决提升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问题。     

我国社区治理“碎片化”整合机制探析

在我国社区治理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面临着"碎片化"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的"碎片化"和治理过程的"碎片化"。治理主体"碎片化"分化为内部"碎片化"和外部"碎片化",治理过程"碎片化"表现为整体过程"碎片化"和具体过程"碎片化"。导致社区治理"碎片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多元治理主体的错位及协动不足。在未来的社区治理中,可以参考日本的社区协动治理机制,明确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完善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协动治理机制,以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