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兰法院 积极探索乡村司法治理新模式

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法院为主动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司法为民的职能作用,找准司法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结合点和落脚点,积极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通过努力融合各种资源解决纠纷,深入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保驾护航。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治理领域的体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已经形成以“体系-能力-效能”为核心内容的理论框架，其中，以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基础、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乡村治理效能现代化为导向。中国式乡村治理体系由高效的基层自治体系、完备的利益整合体系和科学的制度规范体系构成；中国式乡村治理能力由政党主导能力、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共治能力构成；中国式乡村治理效能由民本中心效能、远期振兴效能、系统发展效能构成。推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要以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效能现代化三个维度为重点内容，促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基层法院的乡村治理实践路径--以司法助推村规民约健全和规范适用为视角

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加强村规民约建设,实现村规民约行政村全覆盖”,为基层解决社会纠纷、创新治理模式提供了有效的规范支撑。围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人民法院要立足社情民意,创新司法供给形式,推动纠纷源头化解。人民法院参与基层治理,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和职能就是指导、规范和健全村规民约的制定及适用,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纠纷解决、乡风文明建设、依法治村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成效,助推乡村振兴。     

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治理模式初探

平潭综合实验区建设"两岸人民的共同家园",为两岸在社会乃至政治领域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试验平台。实验区在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目标模式中要合理设置政府行政权力,大力培育社会力量,发挥政府、社会和公众在社会治理中的合力;在社会治理模式的具体构建中应促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规范化,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培育社会力量促进社会自治,坚持两岸同胞平等原则,探索积累适合实验区发展的民主制度;应高度重视平潭合作共建的法制保障,正确处理中共作为祖国大陆执政党在实验区的地位和作用,并充分发挥政府在实验区建设初期的主导作用。     

从差序格局走向团体格局——农民组织化与乡村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学视野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解体,乡村社会结构走向具有现代意义的团体格局成为一种应然选择.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是建构团体格局的重要途径.推动农民组织化的健康发展,不仅能够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构建乡村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农民组织化既有利于完善乡村政治过程、优化政治关系、培育社会资本,而且有利于推进乡村治理结构的民主化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     

基于多元治理主体的乡村韧性比较研究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开启元年。当前,我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内外形势,构建更具韧性的乡村,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才能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但我国乡村韧性整体水平与各地各类型乡村韧性的差异目前都尚不明晰。据此,主要采用案例研究和对比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乡村村民及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访谈与相关资料分析,对乡村韧性整体水平及各类型乡村韧性的差异做出研判。研究发现:乡村整体韧性水平较以往有较大提升,但各类型村庄内不同治理主体的韧性和其整体韧性均呈现明显差异,乡村的整体韧性从大到小依次为城郊融合型村庄、集聚提升型村庄、特色保护型村庄和搬迁撤并型村庄。当下乡村各主体韧性发挥情况与乡村治理格局基本符合,多元治理视角下乡村韧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基层干部治理能力、村内成员团结度、村落在地化程度、村庄长久以来的历史积淀和基层组织的动员引导能力等。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野中的人民法庭及其功能塑造

人民法庭作为国家司法权在基层社会的表征,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功能。新时代人民法庭是乡村社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承担着通过乡村法治推进国家法治秩序生成的职责,应当着眼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制度规范引领下的乡村治理逻辑,重新审视人民法庭的设立依据,并赋予法律适用、乡村规范型塑、价值判断和法治文化培育等功能,打造以人民法庭为中心的乡村法治权威,建立现代乡村法治秩序。     

论基层政府权威的缺失与农村群体性事件——基于巴纳德“权威接受论”的原因分析及其对乡村治理的启示

在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基层政府对社会管理的失控,主要归结于基层政府权威的缺失。本文认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与基层政府权威的缺失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导致基层政府权威缺失的主要原因则可以归结为基层政府的行为失范。同时,部分农村出现"大宗族,小政府"的现象,"长老会"以及乡村"能人"成为农民群体权威的集中者,这些地方权威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基层政府的权威。本文拟从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角度来分析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基层政府权威缺失的原因以及对乡村治理的启示。     

告别基层政府失位、失语、失信

尊重农民主体意识，让农民不再“失位” 农民是乡村治理的价值主体，民心得失是衡量乡村治理成败的核心标准。当前基层政府擅自“为民做主”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手段操控村级选举、通过经济手段控制村组织等导致农民的主体意识缺失，农民“失位”。这就要求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     

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背景和内涵释义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方式的选择与运用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随着我国基层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强,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局限也逐渐凸显,如何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去应对危机和风险便成为政府和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后工业时代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不是传统的权治或法治为主导,而是建立在德治基础上的三种治理方式的结合,其目标是为实现政府与其他社会治理力量的合作共治.     

方法论视角下的治理理论与中国乡村治理

我国乡村治理理论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它立足于农村社会实际,寻求以历史和现实资源解决问题.乡村治理主要是以农村、农业、农民为中心,但又涉及到现实中国各方面的改革开放实践和社会产业结构、利益实现、社会结构、区域协调等问题.我国乡村治理的基本问题应包括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乡村治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推进乡村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等方面.     

告别基层政府失位、失语、失信

尊重农民主体意识,让农民不再"失位" 农民是乡村治理的价值主体,民心得失是衡量乡村治理成败的核心标准.当前基层政府擅自"为民做主"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手段操控村级选举、通过经济手段控制村组织等导致农民的主体意识缺失,农民"失位".这就要求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立法之应然论证

我国政府极为重视资源型城市治理问题，并确立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但由于缺少法律支持，整个可持续发展战略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国外治理资源型城市问题的成功经验表明，通过法律手段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关系，是解决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治本之策。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立法既是社会正义和利益平衡的诉求，也是现代发展权的要求。     

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内在优势及实践路径——以吉林省为例

基层党组织作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载体，具有引领乡村产业发展并为其提供组织支持、人才支持、资源支持的内在优势。在新时代背景下，各地农村基层党组织科学谋划、多措并举，在引领乡村产业发展上取得了长足进步。随着产业发展的走深走实，农村基层党组织也面临着党员队伍素质偏低、后备力量不足，执行能力弱、村“两委”职责模糊不清，监督机制存在漏洞以及农民对乡村产业发展参与不足等困境。对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应以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明确村“两委”职责权限、强化监督机制、发挥农民主体地位等为切入点破解乡村产业长效发展难题，开启新时代乡村振兴新征程。     

用法治行善治 夯实乡村治理法治根基

乡村治、百姓安。2019年,山东省平原县以王凤楼镇、桃园街道为试点实施乡村综合治理,为乡村振兴奠定基础。司法所作为基层法治建设的重要阵地,在推进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王凤楼司法所、桃园司法所在平原县司法局指导下,积极推进基层法治建设,用法治行善治,为平原县以法治助推乡村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行为逻辑的政治经济分析

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对于基层社会的公共服务化有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承担主体的基层政府也面临了更多的任务和目标。目前,基层政府在整个乡村社会公共化服务中,暗含有一种选择性治理的行政思维和行为惯性,不是以为基层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为依归。这也就使得对这一与现实基层社会的政治期许相脱节的行为成因性研究成为必要。     

网络传播中的公共治理

互联网与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变革了传播模式,形成了创新性的网络传播。同传统模式的运行要素相比,网络传播吸纳了大量的传播参与者以及信息和资源,整合了更多复杂的传播目标,模糊了传播路径。网络传播引发了对信息权、参与权和发展权的关注,对公共治理提出了更广泛和深入的参与要求。对此,需要赋予网络传播参与者相应的公共治理主体地位,在各主体间构建完善的信息交流平台,加速实现多主体参与公共治理的本土化,强化各主体对公共治理过程的监督。     

从善秩到善治:乡村治理有效的法治逻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而治理有效需要建立在良好的治理秩序基础之上.建构基于法治的乡村治理秩序,是从善秩到善治的关键,其取决于村内部治理秩序和村外部治理秩序的良性运转、协调与平衡.逻辑框架在于:村内部层面,村民依法自治、依法用权维权;村外部层面,政府依法行政,推进治理法治化;协调与平衡层面,良法善治、缘法而治...     

乡村的协作型治理机制——基于鄂西城郊L村的经验分析

城镇化背景下村庄存在权威资源衰落和乡村治权弱化的现象,乡村治理趋向协作型治理。协作是多个治理主体通过正式、非正式方式共同创建规则和结构进行交互的过程,协作型治理依靠组织性运作机制和程序性运作机制实现了乡村治理体系的优化。分析城郊L村协作型治理的基础和治理机制可以为乡村向城市的过渡转变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模式和样版,反思新时期的乡村关系转变,实现有效治理。     

基层自治制度的理论阐述与路径选择

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着力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通过开展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探索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面对地方治理需求侧(社会公民的期望)与地方治理供给侧(地方政府能力)之间的落差,应摒弃地方政府与基层组织二元对立模式,建立全新的"分权、互动"基层自治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多元主体纳入地方治理体系来共同履行公共职责。通过借鉴国外的经验并经过创造性转化,为基层自治提供包括培养自治能力、培育自治组织、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协商、衔接居民自治与村民自治在内的充分而有效的制度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