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愚”的学理

道家褒愚,并且主张以愚治国。对于智慧则加以贬斥,认为"智慧出,有大伪"。然而,道家所说的愚不是大愚,而是指保持自然质朴的本性,潜心探求大道,一切顺应自然,不用人为去破坏自然。挖空心思运用机巧去破坏自然的本来面目,从自然攫取人所追求的享受,就是道家所贬的"智"。道家褒愚贬智的观点,对学理、人生和治世都有重要意义。     

理学“生生”观念的儒道阐释

"生生"观念是宋代理学本体论和境界观的重要内容.儒家仁学发展到宋代,形成"生"的哲学,仁的内涵由"爱"而演变为以"仁性爱情"为特征的"天地生物之心".以"生生之仁"为特征的万物一体境界,是理学家的共同追求,并形成宋儒特有的"气象".本文认为,理学"生生"观念不仅仅来自《周易》,而且深受道家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生生"观念与老子的"道"及老庄阴阳观念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其次是理学"生生"观念也吸收了道家自然主义思想.     

从“天下”到“中国”:中国概念的变化和演进

中国的民族国家观念构建萌芽于"天下观",在中国近代民族危机催化下不断成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开始流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概念的内涵不断丰富,逐步演化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中国,即强化现代民族认同的共同体国家。民族国家观念是西方政治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天下观念则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政治思想。从民族国家构建角度解析"中国"概念的变化和演进,阐述民族国家观念的觉醒,以及随之带来的文化认同与其影响,旨在厘清"中国"概念的变化和演进,为当今"中国"概念的全新发展提供历史支撑,为民族认同的强化提供历史依据。从更深层的意义来看,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对国家的政治生态和政治体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代乡村叙事中的“身体政治”

在中国当代乡村叙事中,＂身体＂是一个重要的叙事对象。在赵树理、柳青的新中国乡村叙事中,＂身体＂在革命、劳动等话语的操控与规训下获得了异形生存的可能。1980年代以来的＂文革＂叙事文本则对＂身体＂寄予了突破政治禁忌的厚望。而在1980年以后的大部分乡村叙事中,＂身体＂不仅逐渐成为它本身,在＂去政治化＂叙事之时又奔向了＂欲望化＂叙事,走上了悖反的极端。     

老子“公平正义”思想解析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诉求之一,这一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公平正义"的社会思想。本文从老子"公平正义"思想的哲学基础、道德修养、政治手段、现实保障四个方面进行的挖掘和诠释,以期为当代以和谐社会为核心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     

论申不害“由名而术”之政治思想

春秋时期,诸侯势力渐盛,建立在氏族血缘基础上的贵族宗法制度逐渐瓦解。严刑峻法与防奸之术也不能让君臣摆脱无穷无尽的战争状态,于是,儒家提出＂克己复礼＂,墨家提出＂兼爱非攻＂,而申不害在继承黄老道家的基础上则提出了自己的＂循名责实＂。循名责实理论提高了国家的行政效率,也为有才之士提供了一条建功立业之路。在申子的政治理论中,术治是其国家理论的重要环节,但它必须以法治为基础,法治与术治的结合使得申不害政治思想成了专制法制下的一套独具特色的国家政治理论。     

论近代从“为政治”到“为人生”文学观的转型

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是在近代文化观念转换背景中逐渐演进而来,新文学虽然也承担着改革社会和改造"国民"的重任,但它显然发生着鲜明而深刻的变革,现代文学不同于近代文学的根本性标志就是新文学不仅朝着平民化方向发展,重要的是文学的内在本质发生着不可忽视的变化,即从"为政治"到"为人生"文学观的转型。文学不仅是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工具,而且把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革融进了一个以"个性解放"为前提的视野中,把"理性"很完美地渗透到"感性"中,呼唤着新的时代到来,具备了明确的现代性意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适应"五四"精神的现实主义理论。     

浅谈道家中的“和谐文化”渊源

一、道家中的和谐图景是建设中华民族“社会”文化的历史渊源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文化,是与中华民族“和合”文化传统相承接的,道家中和谐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选择、伦理道德和行为习惯,特     

安倍“正常国家论”的实质

<正>安倍谋求"脱离战后体制",让日本人"对日本历史、文化有一种骄傲感"的民族主义理念,已经影响到日本的内政外交及政策制定在日本民族主义日盛的形势下,日本政治右倾化愈演愈烈。以否认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摆脱"战后体制"、制造周边领土纠纷、修宪和强化日美同盟等方式追求日本国家利益,已经成为日本安倍等保守势力谋求的政治与外交主题。安倍上台伊始就明确表示修宪是自己的"历史使命",力图改变战后体制意愿十分明确。在安倍看来,修改"和平宪法"是日本成为     

民族主义思潮对青年人“国家—民族”观念的影响

民族主义思潮的主流是积极的,且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日益得到人们的认可和重视;但民族主义也有其非正常和非理性的部分。青年群体容易受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思潮会对青年"国家—民族"政治观念的形成产生恶劣影响,健康的民族主义思潮对青少年形成理性的"国家—民族"观念大有裨益。     

“为官不易”背后的真问题

正无论是从政治伦理,还是从民意期待,"官不聊生"都是个伪命题。刚刚过去的春节长假,对一些干部来说,过得有些"乏味":年礼没人送了,单位福利不滥发了,不敢开着公车走亲访友了,有人宴请也不敢贸然答应了,窝在家里过了个"裸年"。岂止是春节。去年以来,治吏之网日渐收紧,一系列针对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的"禁"字头举措密集出台,内容不仅涉及工作要求,还细化到生活领域,给干部戴上了一道道"紧箍咒",使不     

两岸解套唯“九二共识”

正从蔡英文给民进党员的公开信,可看出她在内政上已使不上力,甚至可以用无能来形容她没有能力解决当前困境。因为无法解决台湾当下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所以转而向基本教义派靠拢。她又以自我的意识形态来诉求这么做的正当性,所以开始强调要去抵抗中国大陆,然后说要摆脱对中国大陆的依赖。蔡英文这样的说法根本忽略了现实面,两岸关系从地缘政治到经济互相依赖,所谓抵抗中国、摆脱对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意义危机”探究

思想政治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力求其意义和价值最大化,但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依然"不能承受生命之重"。"现代性的隐忧"、主体"去语境化"、公共性的漠视等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意义并使其趋向黯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当代社会中正遭遇严重的"意义危机",即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对"时代焦虑"的"无意义"治疗、主体"话语自由"的缺乏对"话语意义"的禁锢、主体间"话语间距"隔绝"意义共享"等是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意义世界遭遇的主要障碍。因此,必须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自主话语体系的建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话语"意义共生"的旨归、思想政治教育"反思性话语"的解构,破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意义危机"。     

日本的“政治大国”梦注定难圆

"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正经历战后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危机。在当代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形势下,日本以"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承担"国际责任"等方式追求国家利益,力求实现与日本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政治大国地位。     

孩子们去哪儿“找幸福”?

正美食、游戏、小动物、电子产品,都能给"零零后"的孩子们带来开心与幸福,但仅仅有这些就够了吗?孩子们还需要朋友,需要陪伴。"零零后"是最舒服、最幸福的一代人吗?有人说,在经过几代人的跋涉之后",零零后"们终于摆脱了"80后""90后"们的"过渡"状态,从身体到心灵,都更加解放。五年前的2012年,15位"零零后"接受《小康》杂志的采访,共同勾勒出属于     

“社会主义”的现代性重建:芬伯格的技术政治目标考论

芬伯格的技术政治的目标是通过重建"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实现对合理社会的建构。"社会主义"的现代性重建以现代技术背景下"可选择的"现代性为依据,对社会主义观念的重新阐释为基础,通过社会化、民主化及革新来实现。芬伯格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技术政治观对社会主义观念的深化发展具有启迪意义。     

“新发展共识”与政治优势

对社会主义政治优势的理解,要放到价值和制度层面,而不是仅仅从操作层面去理解。社会团结不团结、人民满意不满意,是衡量我们"政治优势"的根本标准     

落实“三性” 抓好“三创”

思想政治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本质要求。贯彻落实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抓好观念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充分发挥政治优势,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推进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一、体现时代性,抓好观念创新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抓好观念创新,是贯彻落实体现时代性的坚实基础。抓好观念创新,首先要抓好中心意识的转变。当前党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必须找准思想政治工作的位置,不断创新工作意识,切实树立“服务”观念,更好地…     

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环境伦理价值

中国古代道家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给现代环境伦理学进一步考察和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表现为对自然界系统性、规律性及生命价值的肯定。对中国古代道家传统"天人合一"思想进行现代环境伦理学价值维度的思考,对于在社会发展中构建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树立科学发展观,有重要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作用。     

先秦儒家“崇公”观念公共性的反思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流代表即先秦儒家所力倡的"崇公"观念在规范个体行为、维系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等方面起到过积极的作用。然而,从现代公共性的视角来看,其存在"公而不公"的内在缺陷,其长期流变限制了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对于我国公共领域的形成、民众公共意识的形成和公共精神的培育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从现代公共性视角对先秦儒家的"崇公"观念进行扬弃,首先要在理念层面进行"私的官"与"公的民"的双重价值调适,其次要在实践层面培育独立、成熟与理性的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