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扒窃入罪的合理范围——兼评“两高”关于扒窃的限制性解释

《刑法修正案(八)》适时地将扒窃纳入刑法范围予以规制,但在维护社会秩序与保障人权之间存在激烈矛盾,加之无数额、无情节限制,因而引发了较大的争议。尽管两高的司法解释作出了公共场所与随身携带的限制,但处罚的范围仍然过大,与扒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相称,还是存在不足之处。以限制入罪为视角,通过厘清扒窃的行为性质,区分既遂与未遂,合理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圈定扒窃入罪的合理范围。     

“扒窃入刑”的司法困境及出路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对盗窃罪进行了修改,第一次明确将扒窃作为盗窃罪的一种规定在刑法之中,扒窃行为构成盗窃罪不受数额限制。尽管如此,扒窃行为依然高发,而司法部门定罪量刑的扒窃案件却屈指可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严重背离了扒窃入刑的立法目的。从扒窃的概念及社会危害性入手,分析扒窃入刑的意义,检讨实践中面临的困境,从刑罚正义的角度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扒窃行为特征与追诉标准的司法认定研究

2013年4月新公布的盗窃罪司法解释将扒窃定义为“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扒窃行为包括时空特征和对象特征两大行为特征.时空特征是“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对象特征是“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在司法认定存在都存在不少疑难问题.在追诉标准上,应当合理地确定扒窃之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应当确立扒窃与盗窃罪其他四种入罪标准竞合时的处理原则.     

扒窃行为的立法规制及其防治对策

分析《刑法修正案(八)》中扒窃的概念及特征,阐述扒窃入刑的必要性,提出完善扒窃立法的建议,以及扒窃行为的防治对策。     

扒窃嫌疑人的识别与辨析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从法律的层面将扒窃行为规定为盗窃罪的罪状之一,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构成盗窃罪的行为方式。尽管如此,扒窃案件仍然属于多发案件,各地公安部门都在加大反扒力度。反扒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首先要求反扒民警必须具有较强的识别扒窃嫌疑人的能力,能够把扒窃分子从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识别出来。本文主要从扒窃分子的眼神、动作、行为举止、衣着持物、相貌特征以及语言等方面入手,分析了扒窃嫌疑人的特征,以为反扒民警能够快速准确地识别出扒窃分子并做到精准打击扒窃犯罪提供理论依据。     

徐州城市扒窃犯罪分析及其对策建议

文章分析了徐州城市扒窃犯罪的四类作案人员即新疆籍扒窃人员、聋哑扒窃人员、一般作案人员和艾滋病等具有传染性疾病的违法犯罪人员，并分析了其行为特征和犯罪特点；提出了应扩大社会宣传力度，加强自我和他人的防范意识，加强对社会流动人口的管理、加强扒窃后向管理、充分利用现代科技为反扒工作服务等对策建议以降低扒窃犯罪率，为建立和谐社会提供保障。     

论扒窃案件的控制对策

扒窃行为的防控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根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犯罪控制基本方针,可以把扒窃行为的控制概括为道德控制、社会控制、司法控制三个基本方面。文章从道德控制、社会控制、司法控制三个方面,论述了扒窃行为的控制对策。     

浅析扒窃型盗窃罪着手之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规定为独立的定罪行为,因此使得扒窃犯罪成为盗窃罪的特殊行为类型。扒窃型盗窃罪着手的认定需要在坚持实质客观说的基础上通过时间和空间要素进行综合判断。只有当行为的实施对被害人财产法益具有现实而紧迫的危险时,才是扒窃犯罪的实行行为。具体而言,行为人为实施扒窃所进行的"试探行为",已经使得被害人的财物处于随时脱离占有的状态,对被害人的财产法益产生了紧迫的危险。但"试探行为"不能作广义的理解,只能是具有侵害财产法益紧迫危险的行为。     

盗窃罪修改及完善浅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的修改增加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这些应该作为行为方式还是作为加重处罚情节?凶器该如何界定?扒窃该不该入罪?对盗窃罪处以死刑在我国封建法律文化中并没有形成传统,在世界各国刑事立法中也没有形成通例,废除盗窃罪死刑是我国法治进程的一大进步。     

民间反扒行为的法社会学分析

扒窃是一种极具分散性、随机性的犯罪行为,隐蔽性强,取证难,不易破获。公安部门因警力不足,对扒窃打击不力。民间反扒组织是人们出于义愤、良知、正义而自发参与、成立的,通过协助公安部门打击扒窃行为来维护人民切身利益和社会秩序,是非营利的公益性的群众组织。     

聋哑人扒窃的社会分析

聋哑人扒窃犯罪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一些聋哑人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误入歧途;或错误地认为自己是残疾人,犯了法会被网开一面,处罚不会太重。预防和治理聋哑人违法犯罪行为仅靠司法部门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在建立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关爱聋哑人,从本质入手,从源头做起,把聋哑人扒窃案件的发案率降到最低限度。     

扒窃类案件接报笔录制作规范探析

扒窃类案件接报笔录应该客观、真实、规范地记载扒窃类案件发生的具体情况,这对于查明扒窃犯罪事实、证实扒窃犯罪、准确定罪量刑、检查办案质量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是基层民警执法办案水平的最直接体现。但是,实践中从公安一线收集到的扒窃类案件接报笔录中发现还存在很多不规范的地方,需要对这些不规范的情况进行分析、思考,总结出制作扒窃类案件接报笔录应注意的要点,做到有效打击扒窃犯罪。     

新司法解释视角下“扒窃”的特征探究

2013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2013年《盗窃罪解释》）,该司法解释第3条第4款对扒窃给予了明确界定：“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应当认定为‘扒窃’。”从此定义中可知,“扒窃”具有与其他盗窃方式不同的两大明显特征：一是“场所特征”,即扒窃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     

论扒窃案件侦查对策

扒窃案件是盗窃案件的一种特殊形式,属于多发案件。由于扒窃案件发案数多,破案率低,严重侵犯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破坏了社会治安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扒窃案件的侦查对策根据侦查模式的主动或被动程度不同,分为现行扒窃案件侦查和既遂扒窃案件侦查。对现行扒窃案件的侦查主要是通过识别、跟踪、控制和抓获等侦查过程来破获扒窃案件;对既遂扒窃案件的侦查对策主要有:询问受害人;对发案现场进行调查和搜索;查找犯罪情报资料;查看监控录像;使用特情;抓获现行作案扒窃分子;查找控制赃物;联合专案。     

自由抑或犯罪——聚众淫乱行为性质探究

法学上自由的含义在于:自由是法律上的权利,其边界就是不能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自由和对自由的合理限制是对立统一的。法律对自由的合理限制通常体现为通过法律确认和保障自由。南京副教授换妻案再次引发人们对聚众淫乱罪的追问与反思。聚众淫乱行为究竟属于公民行使性自由行为还是一种犯罪行为?对聚众淫乱行为的性质应当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第一,自由人权的保障力度;第二,追责入罪的合理根据;第三,程序运行的司法成本。     

法律问答

乘客求助 ,司机未理 ,开门放走歹徒的行为如何定性编辑同志 :陈某乘坐个体中巴车途中 ,被三名歹徒扒窃。陈当场扭住其中一人 ,其余扒手立刻拥到陈某身旁 ,以恫吓语言威胁陈松手。陈求助司机将车开到附近派出所 ,司机非但未予理睬反而停车并打开车门 ,致使歹徒逃脱。请问 ,司机的行为是否构成包庇罪？邯郸市公安局峰峰矿区分局法制科邯郸市公安局峰峰矿区分局法制科 :从本案的情况看 ,认定司机的行为是否构成包庇罪 ,关键要查明以下两点 :一是司机是否“明知三名歹徒是犯罪的人” ,如果该三人当时扒窃的财物数额较大 ,或者司机知道该三人是经…     

关于救助义务入刑问题的法律思考

见危不救现象频频发生,在拷问公众良心的同时,也引发了法律思考。当道德不足以规制人的行为时,应当寻求法律途径来解决,救助义务入刑遂成为一种尝试。从我国古代及其他国家的做法看,救助义务入刑有其可行性,立法上可以对救助义务入刑进行具体操作。     

“智慧公安”背景下提升地铁扒窃案件打防效能的思考

在当前社会治安形势下,扒窃案件依然是城市多发性侵财案件的重要亚型,地铁作为扒窃的"热点"案发区域,给市民日常出行安全带来了较大威胁。虽然,严厉打击和防控地铁扒窃犯罪已成为公安机关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共识,但是,受地铁人员流动性大、侵财目标广、重点人员多、侦查取证难等因素影响,扒窃案件依然发案数较高,破案率较低。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已有40个城市开通运营地铁,总线路里程达6736.2公里,(1)地铁扒窃案件的持续高发,严重影响了广大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新时代,地铁公安机关应深入分析地铁扒窃案件高发的原因和机理,转变思维理念、深化机制改革、深挖智慧赋能,依托"智慧公安"建设,增强地铁扒窃案件打击的科技含量,精准防控地铁扒窃犯罪,进一步提升地铁扒窃案件的打防效能。     

食品安全监管:机制与能力并重

食品安全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话题,也是社会管理的热点问题。如何破解食品安全监管这个民生难题,正在考验从立法到执法的诸多环节。"七八顶大盖帽"不能"单打独斗"□接连不断的食品安全问题,给人民群众的健康带来了损害,引发了消费者对不良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谴责,对政府监管部门的不满。不少人认为,引发食品安全问题自然有     

盗窃罪既遂标准研究:以新型盗窃为视角

盗窃犯罪是财产犯罪中发案率较高的一项罪名,研究盗窃罪的既遂标准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携带凶器盗窃以及入户盗窃这三类行为纳入盗窃罪的范围,将极大地影响定罪与量刑。本文即从新型盗窃罪的视角,研究其既遂标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