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下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工作机制研究——以新旧刑诉法比对为视角

在基层检察机关的司法实践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它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基层检察机关办案人数少与案件数量大的突出矛盾。当然也存在着诸如适用范围不明确、被告人没有选择权等方面的司法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新刑诉法的修改,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了刑事案件简易程序,明确了适用条件、检察机关的建议权和被告人的选择权,尤其强调对检察机关公诉工作影响最大的就是明确了公诉人必须出庭公诉的程序。     

略论刑事简易程序正当化的基本保障

正当程序体现的是诉讼价值目标——程序公正.刑事简易程序的创设及适用,也必须符合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如何实现刑事简易程序的正当化.本文提出己见:明确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确认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的选择权;检察院、法院的选择权和审查决定权.     

刑事简易程序出庭应对机制研究

应新刑诉法要求基层检察机关公诉人全面出席简易程序案件庭审,这虽是刑诉法中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但公诉人该如何兼顾公正与效率,却是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通过对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受理的案件数量、公诉人办案情况以及出庭经验的分析、总结,对建立科学合理的简易程序出庭应对机制进行了研究.     

桐梓县“简易程序”案件实现全面出庭

为强化对简易程序刑事案件的法律监督，桐梓县检察院自去年11月份起，全面实行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制度，目前，出庭公诉简易程序案件已达122件190余人。     

多措并举加强适用简易程序刑事案件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

适用简易程序办理被告人认罪的刑事案件,是解决近年来检察机关案多人少矛盾的必然选择,也是维护司法公正,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本文旨在通过对简易程序刑事案件公诉人出庭现状进行分析,解读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基层检察院工作带来的影响和挑战,探求践行简易程序刑事案件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的新举措。     

公正和效率维度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公正和效率是现代司法制度的两个最为重要的价值理念,也是检验一项诉讼制度运行实效的重要标尺。从实体公正维度看,刑事速裁程序在简化诉讼程序的同时,也增加了错误追诉的风险。从程序公正维度看,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被追诉人并未获得有效的法律帮助,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真实性、自愿性和理性未得到有效保障。从诉讼效率维度看,刑事速裁程序提高了诉讼效率,有效缓解了"案多人少"的矛盾;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简易程序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案件的适用中,非但没有提高诉讼效率,反而增加了一些办案流程,加重了司法人员的办案负担。对此,应当重新审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目的,准确理解其内涵,科学设计制度运行方式,完善律师参与机制。     

论刑事被告人简易程序选择权

简易程序选择权是指刑事诉讼被告人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启动刑事简易程序以及在适用简易程序后变更该程序的诉讼权利.这不仅是被告人所享有的一种重要诉讼权利,而且刑事简易程序的正当性也来自被告人程序选择的自愿性.我国新刑诉法中虽然规定了刑事简易程序,但没有赋予被告人完整的简易程序选择权.立法应当明确赋予被告人该项权利.     

试论新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

刑事简易程序在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相关规定进行了完善,有力推动了司法正当性建设。但新法简易程序仍存在一些不足,随着刑事发案率的提升以及刑案多样化的凸显,明确被告人程序选择权、建立多元简易程序等诉讼改革要求已成发展趋势。     

效率与公正维度下的刑事速裁程序

刑事速裁案件中效率的提升建立在被追诉人的自由意志和权利处分基础之上,但是这种权利的处分和诉讼程序的简化必须以保障被追诉人受到公正的处遇为前提。为了提高速裁程序的效率,未来立法应扩大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提高侦查阶段的办案效率,不应确立将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转为速裁程序的机制、不宜实行一审终审制。为在速裁程序中体现最低限度的公正,速裁案件的庭审应实质化、提高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和非监禁刑的适用率、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宜对速裁程序做公开审理的例外规定、不能降低速裁案件的证明标准及实行书面审理。     

一个半小时起诉四起案件

上海检察机关适应新刑诉法试点简易程序公诉人全面出庭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下称新刑诉法),新刑诉法二百一十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新的刑事诉讼法增设刑事简易程序是非常必要的 ,它的设置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 ,起到了及时惩罚犯罪的目的 ,但却存在着适用比例低、缺乏可操作性、对被告人权利保障不够充分等问题。目前 ,应适当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进一步加强简易程序中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改变简易程序不简易的状况。     

刑事速裁程序运行机制问题研究

刑事速裁程序的设立不仅可以缓解案件压力、提高诉讼效率,也迎合了刑事程序分流的司法改革趋势,弥补了我国现行简易程序功能的不足。我国刑事速裁程序试点改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实施一年有余,取得显著的成果,但也出现了诸多问题。试点改革的下一步工作,应在我国简易程序层次分化的基础上进行程序设计,在适用范围、证明标准、适用程序以及相关配套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使我国的速裁程序更加成熟、更加高效。     

论我国刑事一审的程序增设

我国刑事一审程序存在多样性不足、难以满足实务需要的问题，严重妨碍公正和效率两大诉讼价值的实现。应当增设庭前预审程序、缺席审判程序、刑事和解程序、未成年人案件审判程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以确保刑事一审程序的功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实现公正和效率两大诉讼价值。     

论在我国建立更换公诉人制度

案件的发回重审和再审,不仅是对原审判决的否定也是对原审诉讼活动包括公诉活动的否定。让原审公诉人继续出席发回重审和再审的法庭支持公诉容易受到思维定势的影响,也与另行组成合议庭制度不相衔接,不利于实现发回重审和再审的立法目的,影响案件的实体和程序公正的实现。在我国建立区分情况的更换公诉人制度具有应然性及可行性。     

浅谈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的完善——从新刑事诉讼法对公诉工作影响的视角分析

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直接、言辞原则体现得更加充分。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对公诉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公诉人审查证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加了庭审的抗辩程度和出庭的难度、增加了办案的难度。公诉部门应牢固树立证据意识,强化证据审查;适当地提前介入,加强与侦查部门的沟通,认真审查证据,将非法证据排除在起诉之前;重视庭前会议,关注辩护人意见,加强与法院的沟通,及时补救相关证据;加强对公诉人的培训,增强公诉人的庭审抗辩能力。     

对刑事速裁程序侦查阶段试点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刑事速裁程序试行已近两年,在侦查阶段由于制度粗略、警力不足等原因,存在试行积极性不足的问题,公安机关各试行单位对速裁程序启动时间、侦查办案期限、办案力量、取证规则及证明标准等具体问题存在不一致的认识和做法。总结侦查实务部门观点及经验,建议速裁程序可以在侦查过程中启动,也可以在侦查终结时建议检察院适用;因地制宜地决定案件的具体侦查工作是否由相对固定人员办理,并在法制或案审部门设立速裁案件的专职阅卷人员;侦查期限以一个月为宜;制定《速裁案件证据收集指引》,明确取证要求和证明标准;建全办案协作平台、网络办公系统,合理简化办案环节。     

我国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体系化构建——以效率为价值导向的思考

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是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相较于以公正为价值导向的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以效率为最主要的价值导向,具备程序更加简化、期限进一步缩短的特点。速裁程序在极大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仍存在着适用范围过于狭窄、程序阶段性衔接不足、侵犯被告人基本诉讼权利等缺陷。对此,应当坚持以效率为速裁程序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总结我国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经验,借鉴域外成熟经验,构建贯穿侦查、起诉、审判等刑事诉讼各个阶段的制度体系。     

浅析轻伤害案件的公诉困境及解决思路——以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办案实践为视角

轻伤害案件一直是基层检察院公诉部门办理的主要案件类型,轻伤害案件发案率高,2008—2011年江汉区检察院共受理3049起案件,轻伤害案件就占8.9%。在轻伤案件的办理中,存在案件事实认定难、嫌疑人无法到案、和解诉讼程序有缺陷、诉讼周期长等困境。解决此困境,应加强侦查引导、落实侦查监督权,谨慎选择轻伤害案件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措施,规范刑事和解的诉讼程序,加强当事人对轻伤害案件的诉讼参与,认真评估轻伤害案件的信访风险。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案件的办理质量及效率,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争取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浅议加快建立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保障机制--以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为例

证人是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参与人,对于查明案件真相和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价值。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刑事诉讼对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真实的一致要求。但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普遍过低,以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为例:2004年该院适用普通程序、普通程序简易化方式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458件,仅有6案有证人出庭作证,占全部案件的1.3%;2005年1至6月适用上述程序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297件,也只有6案有证人出庭作证,仅占全部案件的2%,证人出庭作证率之低,由此可见一斑。其后果是直接影响刑事诉讼活动的公正和效率。从…     

民事简易诉讼程序需进一步完善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应进一步完善简易诉讼程序的内容。这是因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案件所适用的诉讼程序应当根据案件的简易和复杂程度这一客观标准，通过立法的方式加以确定。如果任由当事人单方面约定适用简易程序，则将隐含着很多无法预测的风险。例如，简易诉讼程序中允许通过当事人的口头诉讼行为，但如果是比较重大或复杂的民事案件也通过当事人约定适用了简易程序进行诉讼，那么，法官将难以确定当事人所争议的事实范围以及争议的法律焦点，也很难精准确定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