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警察介入家庭暴力法律制度架构之探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家庭暴力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为了应对这一跨越国界、人群的全球性问题,西方许多国家全面展开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改革,其中警察介入家庭暴力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制体系。无论在基础理论领域,还是在刑事立法和司法政策方面均有重大的发展与突破。警察有权主动介入家庭暴力,对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对施暴者采取限制措施。警察对家庭暴力实施者的逮捕权也不断扩大。     

关于警察干预家庭暴力问题的若干思考

家庭暴力作为构建和谐社会影响因素之一,笔者就其上升趋势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寻求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法律依据和政策依据。就现阶段警察干预家庭暴力不利原因进行分析,推动对警察干预家庭暴力机制的探索,促进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积极性。     

警察应不应该干预家庭暴力

充分认识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是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前提。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必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家庭暴力危害严重,应该干预;家庭暴力规律特殊,需要干预;有关法律明确要求,必须干预。警察对家庭暴力的干预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作用主要源于警察工作的特殊性、身份的特殊性和职权的特殊性。基层派出所民警干预家庭暴力具有重要意义:求助方便快捷,干预及时效果好;预防方法多样,教育宣传辐射广;有效干预家暴,综合治理好处多。     

我国警察干预和处置家庭暴力案件应避免的认识误区

目前我国一些警察在干预和处置家庭暴力案件方面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认为我国家庭暴力并不严重；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行为；家庭暴力仅仅是家庭纠纷，不是违法犯罪；警察干预和处置家庭暴力应以调解为主。鉴此，我国应当加强警察有关反家庭暴力方面的培训，提高警察反家暴意识和能力；结合具体情况，实行调解和处罚并存的干预模式；制定和完善警察干预和处置家庭暴力案件的规范和程序。     

警察干预家庭暴力模式之完善

家庭暴力已成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现阶段,我国对防治家庭暴力问题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探索和实践,但警察干预家庭暴力问题的研究仍然比较缺乏,探索警察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理论尤有必要。本文针对我国现阶段警察干预家庭暴力存在的问题,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构建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有效模式。     

中美警察干预和处置家庭暴力案件比较研究

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中国警察和美国警察在干预和处置家庭暴力方面存在以下不同：关于家庭暴力认识方面的不同；关于警察干预和处置家庭暴力模式上的不同；关于警察处置家庭暴力执法规范和技巧的不同；关于多机构合作方面的不同。我国应完善反家庭暴力方面的立法，树立正确的警察反家暴观念，转变调解为主的模式为调解和制裁并重的处置模式，强化社会多机构合作，有效地打击和防范家庭暴力案件。     

警察干预家庭暴力模式的构建——国外、境外的经验与我们的选择

警察是干预家庭暴力的重要职能主体之一,但目前我国还缺乏明确的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模式和规范。目前国外、境外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主要模式有三种,即积极介入、限制介入和法定介入。确定我国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模式面临着法定职责与法定措施不对应、警察权介入家庭暴力的限度定位不明确、缺乏充足的社会支持以及警察自身对干预家庭暴力的态度不够积极等四个方面的困境。综合我国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和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我国警察干预家庭暴力应采取法定介入和社区警务相结合的模式,并应制定详细的规范操作流程。     

警察干预家庭暴力实证研究——基于江苏四地(市)的调查

通过调查,结果显示:虽然警察对家庭暴力及司法干预有一定的认知,但因为认识不到位、培训不重视、立法不完善、机构不健全等,造成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意识、能力有欠缺,干预措施、尺度、目的有偏差,多部门合作有困难.建议重视警察干预家庭暴力意识和能力的提高,探索警察办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置规范,设立专门的防治官和建立家庭暴力事件信息库,发挥警察干预在反家暴立体网络中的作用,制定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     

社会性别主流化视野下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思考

社会性别主流化理念,有助于我们分析警察干预家庭暴力遭遇的执法困境,推动警察处置家庭暴力案件的社会性别视角的建设,从而探讨警察干预家庭暴力中如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公安机关处置家庭暴力案件的实证研究

公安机关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2016年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进一步明确了公安机关在处置家庭暴力案件中的法定职责,但在实践中,因缺乏配套细则存在一定的执行困难。本项目基于基层派出所民警、居委干部、妇女权益保护工作者的集体访谈,聚焦公安机关处置家庭暴力案件的现状,探讨执行中的问题和困难,就如何进一步完善《反家庭暴力法》提出建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