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面向消费者的金融机构说明义务规则

近年来金融机构不当说明行为充斥金融市场,日益升级的金融监管规范却无法抑制层出不穷的虚假说明、不说明现象,相关的消费者投诉也是有增无减。归根结底,在于强制性的信息披露规则因其法律性质,无法给予消费者应有的法律保护。针对当前金融市场上日益泛滥的金融机构不当说明弊病,我国有必要借鉴日本的金融消费者立法的实践经验,在明确金融机构提供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信息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构建具有针对性、可理解性、可获得性这些体现消费者对信息需求的金融机构说明义务规则,以从根本上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证券法中适当性义务的解释论——以《证券法》第88条为中心

新《证券法》第88条规定了证券公司的了解义务、说明义务、匹配义务。但是，第88条的规则内容庞大、体系复杂，如果没有明确的适用标准对于其功能发挥而言将会产生巨大的障碍。该条应当定位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其功能中所具有的维护证券市场秩序的功能应当服从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要求。并在此前提下，将了解义务作为说明义务与匹配义务的前提，将说明义务与匹配义务作为两个互相独立的义务，从而构筑起清晰的适用标准，使第88条真正成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利剑。     

论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

21世纪以来,英德日韩等国金融法制出现了从纵向金融行业规制到横向金融商品规制的发展趋势。2006年日本将《证券交易法》改组为《金融商品交易法》,把证券、信托、金融期货、金融衍生品等大部分金融商品进行一揽子、统合性的规范,构建了一个横向化、整体覆盖金融服务的法律体系。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也深刻认识到其纵向监管机构对不断创新的金融商品缺乏横向统一规制的问题。本文考察国际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从金融商品和金融业的横向规制两个角度,对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的适用范围、行业规制、行为规制、投资者种类、自律规制机关等内容进行全面分析,进而探讨我国应对金融横向规制趋势的法律对策。     

反洗钱犯罪与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

“洗钱”犯罪助长上游犯罪的蔓延，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影响正常的金融秩序，我国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洗钱犯罪，在相关法律中规定了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金融机构应承担反洗钱的法定义务，反洗钱对于金融机构本身的生存与发展意义重大，金融机构应完善各项反洗钱措施，并从制度层面激励金融机构全面履行反洗钱义务。     

我国金融机构惩罚性赔偿责任落空的反思与制度完善

金融机构惩罚性赔偿对于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填补金融机构欺诈行为造成的社会性损害，抑制金融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与道德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过，该责任在我国实际上落空。落空的背后有深层次的制度原因，如“金融消费者”概念缺失与金融领域的“生活消费”解释困境使得其请求权主体不明；缺乏体现金融业专业性与特殊性的告知义务保障；与金融消费者弱势地位不相称的证明责任使得其难以证明金融机构欺诈；法院审慎控制其负面激励功能。因此，不仅要从请求权主体、金融机构告知义务以及金融机构欺诈的证明责任分配等方面加以完善相应制度，而且要以金融消费者所受损失为基础确定合理的惩罚性赔偿额，抑制其负面激励功能，以在金融领域实现正义的社会秩序。     

投资者到金融消费者的角色嬗变

金融产品的日益抽象化、复杂化和金融交易模式的日益综合化、专业化，导致金融市场投资者群体的身份转化与角色嬗变。非专业投资者或者大众投资者逐渐与消费者融合，成为一类新的市场主体即金融消费者。金融消费者是为满足非营业性的个体金融需要而购买或使用金融商品或者享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对于金融消费者存在其中的法律关系，需要建构体现特殊宗旨或调整方法的法律规范。我国可以在保留现有证券、银行、保险、信托分业监管和分业立法的格局下，建构以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为核心的金融服务法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我国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分析及完善建议

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是一种对金融机构服务提供者施加的,相较于普通商品销售者而言,更为严格的义务.目前我国现有的相关规范仅仅是散落于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之间,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有鉴于此,我们需要继续完善相关立法,加强金融监管机构合作,推动评级机构等市场中介行业发展,设置金融消费者保护局.     

究竟谁动了谁的奶酪——加多宝与广药之争案评析

应当结合激励理论和财产权劳动理论来确定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归属;知名商品的判断除了应当考虑商品销售地域、销售时间、销售量、销售对象、广告持续时间、程度和地域范围等因素外,还应当考虑商品所使用的原材料、本身包含的成分、商品包装装潢、生产厂家等因素;商标权许可使用合同终止后,原商标权许可人和被许可使用人都负有防止混淆的义务;合同未明确约定财产权益的归属时,应当按照民法中的公平原则确定其归属。     

论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

随着金融产品走向多样化、专业化,金融消费者在金融交易中的信息弱势地位日益凸显。传统法律将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视为平等的民事主体,未要求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履行充分的信息披露义务,从而使两者处于权利义务不对等状态,并由此引发了诸多金融机构侵犯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事件。有鉴于此,一些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在立法中对金融消费者实行倾斜保护,强化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义务,引入适合性规则。我国立法并未在实质上贯彻金融消费者保护理念,在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保护上存在诸多缺陷,亟须进行改革。     

探讨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

伴随着当前我国的金融产品越来越专业化和多样化,金融消费者在自身的金融交易过程中,其信息弱势地位越来越明显,过去传统的法律将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之间放在了平等民事的主体地位,并没有要求我国的金融机构对于金融消费者充分履行信息披露这一义务,进而使得金融消费者以及金融机构这二者处于一种义务和权利不平等的状态,并且因此引发了很多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权益进行侵害的事件。知情权是法律赋予金融消费者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基本权利,也是金融消费者行使其他权益的重要基础。本文从金融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必要性入手,对金融消费者知情权法律保护制度的建立提出了几点建议。     

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中的卖方受信义务

金融衍生产品十分专业、复杂,买方往往无法弄懂自己所购买的产品,而只能依赖卖方提供的建议进行投资决策。在此情况之下,买卖双方之间存有信赖关系,卖方应当对买方承担忠实与勤勉之责。信赖关系与受信义务是英美金融法的重要基石,存有信赖关系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卖方应当对买方负担受信义务。我国公司法引入衡平法观念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应通过专门立法对信赖关系、受信义务以及违反受信义务的特别法上的请求权进行规定。     

网络金融消费者认知偏差的法律应对

网络金融的兴起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商品和服务消费环境,使得消费者更容易产生认知偏差;此外,网络金融消费的方便与快捷还会刺激消费者认知偏差的进一步放大,导致其做出非理性决策。在逐利性驱使下,网络金融机构对消费者认知偏差的利用会在无形之中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然而,现有金融信息披露、金融营销宣传监管、金融消费者教育等制度却无法对这一问题进行有效应对。科技融合金融的创新远快于自然人心智的进化速度,因此消费者保护制度需要进行回应性调整。一方面,要根据消费者心理认知特点建立网络金融产品标记制度,对金融产品属性进行标明以帮助消费者高效识别;另一方面,要通过明确网络金融机构的消费者教育义务与建立依托消费场景的教育机制来完善金融消费者教育制度。     

我国投资基金运行的法律思考

我国投资基金运行的法律思考郭锐，李波投资基金作为金融中介是金融信托的一种。它是由基金发行者发行基金股份，集中投资者资金，由基金经营机构分散投资于各种金融资产，为投资者谋取最高利益，所得收益定期按投资者所占基金份额，分配给投资者。目前投资基金已发展成为...     

违反金融业行为监管规范的私法责任体系优化

为了保护好与金融机构存在交易或信赖关系之特定个人或特定范围个人的合法权益,行为监管规范所规定的内容正呈现出从现场检查向更注重完整交易流程监管转变的新趋势。本质上,这源于行为监管直接介入金融交易关系,并对金融机构不负责任行为进行限制的切入点选择。在一般私法“权利—义务—责任”逻辑的指引下,完全性和宣示性、转介性特别私法责任对行为监管规范所设特别义务的回应,改变了行为监管规范目的实现仅依靠公法的局面。不过现有特别私法责任规范设定的责任类型、责任构成,无法适应创新金融产品设计开发、营销宣传、销售缔约、后续跟踪等不同交易环节多主体协作的商业实践以及据此创设的特别义务,具有明显的零散、笼统和不连贯特征。对现有特别私法责任规范缺陷的系统修补,不仅需要在同一金融交易不同参与主体义务协同分担的基础上完成法定型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优化设计,还需要巩固好转介性特别私法责任规范的枢纽地位、发挥好一般性私法责任规范填补漏洞的功能。     

论保险人的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以对保险行业的实践考察为基础

归纳实践中保险商品的售卖方式以及对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方式,揭示争议的缘由。解决问题的向度包括:统一法律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和保险合同中包含的"责任免除"条款的范围,要求保险人在合同中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方式标明;保险人履行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应当在确定保险合同之前进行;判断是否"明确"的标准应当根据具体的交易情景做出;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保险人举证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理顺保险代理人销售保险商品的利益驱动力,投保人应对保险合同内容主动获知;强化投保人"保险人已经对免责条款对我进行了明确说明"复写及签字的做法。     

金融消费者的法律定义

对"金融消费者"进行法律定义,应充分挖掘概念与制度之间的理论逻辑,根据制度内容来推导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提出以及相关倾斜性保护制度的构建,是基于其与金融经营者之间"实力不对等、信息不对称"的理论预设。根据这一制度逻辑,顺应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国际立法和监管趋势,并考虑我国国情,我国金融消费者应该是指"已经、正在或正打算购买、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商品或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但专业投资者除外"。     

论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制度

证券投资基金的本质是信托，它是信托品种的创新。证券投资基金立法的重点是权利义务设计。在进行权利义务设计前，须正确认识三个基本问题：信托契约、基金财产权、主体关系。在此基础上，以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为核心展开，特别强调了经理人将基金资产交由保管人保管的义务，信息披露义务，监督保管人的义务，保管行使与基金资产有关的权利及受益人的受益权。至于证券投资基金法律体系设计，考虑到对证券投资基金我国应走先规范再发展的道路，并考虑到证券投资基金立法与证券法、信托法、公司法的衔接，提出了单独制定调整证券投资基金规范的主张。     

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纠纷中的过失相抵法理

当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时，应当承认过失相抵规则的适用空间，从而实现买者当心和卖者尽责两项原则之间的平衡。既有的司法实践揭示了当事人在分担损失时应考虑的要素，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相当的恣意空间。过错、原因力、风险三项要素的综合权衡方案的可操作性存疑，应转向过错要素的单一权衡方案。具言之，应区分投资者类型、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的大小以及金融机构类型，对双方的过错程度进行判断。在此基础之上，区分投资者与金融机构均为故意或重大过失、金融机构为故意或重大过失而投资者为一般过失、金融机构为一般过失而投资者为故意或重大过失、投资者与金融机构均为一般过失四种情形，确定更为精确的损失分担方案。     

金融创新视域下的公司治理——公司法制结构性变革的一个前瞻性分析

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使金融法和公司法出现了交错,并给公司法制的结构性变革描绘了全新的图景:在公司融资方面,证券市场将成为重要的资本来源地,直接融资取得主导地位;在股权结构方面,机构投资者将异军突起,不但成为资本市场的稳定力量,而且促使股权结构趋于合理;在投资者保护方面,混合金融商品将给投资者利益保护添加难度,金融商品的风险隔离机制与投资者的诉讼救济机制将得到完善;在公司监管方面,金融商品的统合规制将是大势所趋;公司主体方面,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规制与监管将会成为焦点。在金融创新滚滚洪流的不断冲击之下,中国公司法制同样需要放弃对公司人情伦理、自我治理机制及自我实现型公司法的一厢情愿式的迷恋,构建起内外有效监控的现代公司治理模式。     

我国商标法上的“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历史、逻辑与制度

"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被纳入我国《商标法》并非仅带有"工具选择"的偶然意味,而是销售产业崛起、商标权扩张、刑民事法律互哺的复合结果。我国现行《商标法》上的商标"使用"无法当然包含"销售"之义而涤除"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独立存在的价值。就制度层面而言,"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民事责任规范尚能平衡各方利益而自足,但传统的"混淆"标准或"使用"标准在"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判定中则难以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