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法治框架下的警察行政权

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增进公共福利,必须赋予警察在社会管理方面一定的公权力,这种权力即为警察行政权。警察行政权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直接面对着人民的个人生活,其行使如果越过必要的界限,极易造成对公民私权利的侵害。把警察行政权的行使纳入现代法治的框架,对其的运行强调法律、比例、程序、制约、救济等法治原则,重视行政相对人的能动作用,加强对警察机关及其警务人员行使警察行政权的行为—公安行政行为的监督,将会有效地防止警察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     

以法治官，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

１、一切行政权力必须授之法，施之于法，控之以法 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的行政权的行使，必须有法律授权，并有法定依据，一旦违法就必须追究法律责任。这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法律授予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行政权．实际上就是赐予义务与责任，它与公民的权利是不同的，公民的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而行政权必须依法行使，不能放弃，否则就是失职，就是不履行义务，就应该追究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对于被赋予行政权的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而言，他自身的自由权利相对于一般公民来说，也应该有必要的限制，也就是说，若无法律根…     

试论国家紧急行政权力的法治化

国家紧急行政权是一种非常态的环境下的权力，其行使对公民基本权利影响巨大。因此在法治社会中，要将其行使纳入法治的轨道，建立完善法律程序是国家肾急行政权力法治化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论美国对行政权的控制

一、美国行政权的特征 美国行政权首先具备行政权的一般特征。即行政权相对于社会组织、公民个人而言,则具有强制性、单方性和优益性等特点,而与其他国家权力和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的权利有所不同,它具有自由载量性、创造性、和广泛性等特征。由于具备以上特征,随着行政权的日益扩张,行政权的行使会因其他因素(诸如社会环境、伦理、素质等)而与     

浅论我国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

自20世纪以来,伴随着行政权的扩张,行政裁量权己发展成为行政权不可或缺的主体部分,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使得政府官员对公民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国家事务的许多决策上行使着巨大的行政裁量权。极其重要的是,要控制它不被滥用,要保证它公正地行使,否则将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澳大利亚的检察制度

澳大利亚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根据《澳大利亚联邦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的规定,其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部分。立法权由联邦议会行使;行政权由联邦政府行使;司法权传统上由法院行使。但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虽然只有议会才能通过法律,但这些法律又常常授权联邦行政机关制定条例、规则以及有关特别法的实施细则。由于受普通法系法律传统的影响,在澳大利亚对刑事案件的起诉权一直由警察行使,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建立独立的起诉机构(或称检察机构),起诉权才最终与侦查权分离,但时至今日,某些州的警察仍享…     

论我国警察权行使的法律规制

警察是社会文明秩序的护卫,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保证,警察权的状态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标志。在现代国家中,警察权是与公民联系最密切的公共权力之一,它以限制公民的自由为主要特征。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关系,即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的缩小,警察权的滥用必将严重损害公民的权利。因此,权力的行使必须接受法律的规制。警察权的特殊性,决定了警察权的行使直接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和切身利益。为了防止警察权被滥用,规范警察行政,必须加强对警察权的全方位法律规制。     

从行政异化看行政法的功能——兼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行政法的核心问题是行政权。行政权的主体可分为归属主体与行使主体。归属主体毫无疑问是人民，即社会成员的集合体。但分散的人民无法有效行使行政权，所以要由民意机关——立法机关将行政权的行使主体资格授予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即行政权的行使主体，它代表人民行使行政权，其任     

论程序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行政机关不仅在实体上享有行政自由裁量权,在程序中也有裁量的空间,程序中滥用自由裁量权也成为可能,如行政机关在行为的方式、步骤、顺序选择上不合理;行政权的拖延行使等。行政机关在程序中不合理行使裁量权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立法规定模糊、执法人员素质低、监督机制不健全。控制行政机关滥用权力一直是行政理论和实务界不变的主题,为此可以从立法、司法、社会、自身等角度进行控权制度的完善。     

宪政视野下的中国警察法治建设

随着国内外法治环境的变幻,中国的警察法治建设在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变革的契机。从宪政的视域出发,通过系统分析中国警察法治建设过程中的“双重困境”,以此提出中国警察法治建设的应对之策,包括改革警察管理体制、设立警察权配置和行使的基本原则、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控制警察权、完善监督机制以及落实警察责任。     

法治公安：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在公安工作中的新发展

公安工作是法治原则最为直接的贯彻执行。正当性是法治公安活的灵魂。法治公安首先要求均衡地把握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界限。公安工作可以犬幅度地公开事实性理由，警察执法的商谈性体现于个案之中，尽力减少强制性依赖。     

公安盘查与人权保护

公安盘查是人民警察法赋予人民警察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中的行政强制权。公安盘查权行使是否适当,直接关系到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利,必须严格规范盘查的适用对象、盘查的方式、盘查的程序及盘查的救济等方面内容。     

行政立法不作为研究

所谓行政立法不作为,是指特定行政立法机关未依照上位法的规定,未尽到合理的立法责任,在合适时间以合适的方式或者程序,展开立法创制、修订或废止活动的行为。行政立法不作为危及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行政立法机关因此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控制行政立法不作为上,应该强化授权行政立法规则的完善以及妥当地处理好立法裁量权的使用,并加强行政自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社会公众对立法不作为的监督。     

公共行政民营化的正当性基础

公共行政民营化一般分为组织民营化与任务民营化,具体形式更是多样。国家任务、国家权力的范围及运用都涉及公益的问题,一般来说,法律保留与法律优先理论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调整,公共行政民营化实施没有法理障碍,即使干涉行政也可以通过功能、手段实现民营化,但考虑民营化涉及到公益以及人权保障,原则上仍有法律保留的必要,只是密度大小不同而已。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公权力的规制

公法产生与发展的初衷就是限制和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行使。现代法治国家是以“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为核心构筑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公法，从立法宗旨和原则、立法内容等方面对公安机关的公权力进行了有效的规制．以最终彰显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建构中国的警察比例原则

作为国家权力之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权的法治化运作乃公民基本权利之最有力保障,然而公民基本权利也面临来自警察权滥用的威胁。被誉为西方国家公法领域之“帝王条款”的比例原则起源于德国警察法,蕴涵着丰富的控权思想,对警察权的运作具有极强的监督与控制功能,并为实现行政目的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和防止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提供了可操作的标准。因此,为保障人权,弘扬法治,应尽快确立我国的警察比例原则,从而实现对警察权的有效规制。     

CITIZEN RATINGS OF THE POLICE: The Difference Contact Makes

Recent surveys repeatedly indicate that the public holds favorable attitudes toward the police. This analysis suggests positive public evaluations of the police may be in part the result of citizen satisfaction with police actions in handling specific incidents. Citizen-police contacts are found to be relatively common, and in the majority of these contacts, citizens are found to rate police actions favorably. Four types of citizen-police contacts are analyzed: contacts resulting from victimizations, assistances provided by the police, stops initiated by police, and citizen calls to the police for information. Contact type alone is found to have relatively little influence on citizen evaluations of the police services provided to their neighborhoods. But citizen satisfaction with police handling of contacts has a stronger impact, which appears to vary with contact type.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警察权

维护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是警察权的重要内容,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警察权的这一功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和所有制形式的变化、社会自治领域的形成,社会价值观念趋于多元化,警察的社会管理职能及其公共权力的特征日益凸现。警察权作为公共权利的一种,本源于人民,并应服务于人民,在促进广大人民群众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同时实现社会成员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强制性以及必要时使用暴力是警察权得以顺利实现的有效途径,但不是目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也就是把强制性权威真正转变为合法性权威的过程;警察权还具有不断扩张的特性,必须对其进行规制。     

Race and satisfaction with the police in a small cit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public opin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ystems is essential for the proper functioning of police departments. Since the 1970s, police organizations wer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with their external social relationship. This was particularly true in the era of community policing. This study explored determinants of satisfaction with the police. Data from 235 residents of a small northeastern 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Hispanics had the lowest global satisfaction with the police, while Caucasians had the highest. The results also revealed the importance of separating global satisfaction from specific satisfaction.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police departments must work harder at gaining public satisfaction among African Americans and Hispanics and work toward increasing public feelings of safety in order to improve citizen satisfaction with the police.     

公法权利的实践——结社现象的法学意义

我国公法权利实践之所以可能,主要是与公法本身的发展分不开的,私法权利实践也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思想观念的变化、普法教育的开展以及法律体系的完善和法治原则深入人心,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为我国公法权利实践提供着可能性。从公民结社权的实践来看,我国公法权利实践的最重要特点是,它是依附于行政权力的权利,是需要行政权力提供保护的权利。约束行政权力,改变依附于权力的现状,并使之成为真正具有法律意义的权利,是我国公法权利实践未来发展的大致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