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针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思想,倡导在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领域引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打造基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新型环境治理模式,为解决日益复杂化和动态化的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实践中,多元共治模式面临着环境治理权力结构安排不尽科学合理、跨部门治理主体间信息共享和协调性差、政府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不足、企业主体性作用发挥不够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的有效性和有序化偏低等诸多挑战。为此,需要从厘清多元主体职责分工、创新生态服务投入机制、优化环境治理协同机制、提升政府环境监管效能、引导社会力量有序有效参与等方面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以推动新型环境治理体系高效运转起来。     

数据开放、公众参与和环境治理创新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大数据的产生,公众对于政府各类数据开放共享的要求日趋强烈,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数据开放共享推动公共治理创新。研究表明,政府通过环境数据开放可以让公众更好地参与环境治理,从而推动环境治理创新;环境数据开放使公众能够获得更多的环境信息,与政府进行有效沟通并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提升环境治理效果。针对数据开放与环境治理创新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改革政府环境数据管理体制,加强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加强环境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打造"一站式"环境数据服务;加大宣传力度,调动公众利用开放环境数据的积极性。     

“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探析

城市风险治理体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其治理主体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结构,不仅需要政府准确、及时地制定公共政策,还应正确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到城市风险治理过程中。"互联网+"为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搭建了良性互动和有效耦合的平台,"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的路径在于:培育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互联网+"思维,畅通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网络平台与渠道,构建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科学制度体系。     

政府公共决策与网络公众参与互动机制的构建

网络的兴起与普及推动了政府公共决策与公众参与之间的互动,目前在政府公共决策与网络公众参与互动上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构建政府公共决策与网络公众参与互动机制,应建立适合网络公众参与特性的辅助决策机制;加快对网络公众参与行为的法律规范;构建地方性的网络公众参与长效机制;建立快速有效的政府回应机制。     

环境治理体系的主体间性问题

环境治理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多元主体参与,但三者之间尚未形成相互监督、制衡的关系,这是造成环境治理主体间关系协调性失灵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明确不同主体的权责定位并理顺主体之间的关系,形成三者互相制衡、有序竞争的机制,才能有效推动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     

环境理性主义抑或环境民主主义——对中国环境治理价值取向的反思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环境治理的专业性使世界各国的环境行政受到理性主义思维及其实践模式的主导,中国的环境行政也奉行理性主义治理模式。这种环境行政的理性主义,在动用政府权威性的组织与政策力量以及专家的技术知识上显示出一定的有效性,但政府决策目标的多元化与政府的自利性、技术理性的有限性与不确定性,常常导致环境理性主义治理模式的失败。于是,环境民主主义则成为补救失败的新思路。尽管环境行政的民主化也受到自由主义与权威主义的质疑,但绿色价值的优先性、民主政治的动员力、开放的生态信息的生产与自由流动使环境民主主义成为环境治理中的强烈呼声。在未来中国的环境治理中,应及早确立环境民主主义的价值,加强社会公众在环境立法、执法与环境评估过程的参与,赋予公众环境知情权、环境监控权与第三方诉讼权,是弥补环境理性主义治理缺陷的新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民环境治理主体性构建研究

发挥村民主体性作用是实现农村环境有效治理的关键。当前农村环境治理中存在村民参与动力不足、参与深度和广度不够以及参与无序无效等三个层面的问题,村民的生态主体意识薄弱、村民参与渠道缺乏、参与机制不健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带头作用发挥不明显是制约村民主体性作用发挥的主要原因。基于主体、动力、制度三个维度,可以从提升村民生态主体意识、提高村民环境治理参与能力、健全公众参与激励机制、组建农村环保NGO、加强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等九个方面构建农村环境治理村民主体性。     

制度视域下政府生态责任完善的法制保障

政府生态责任是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其作为目标之落实,需要科学的制度创新和法制保障。从现实实践看,政府生态责任制度创新方向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维护公众环境利益和保障生态公正。政府生态责任完善的法律保障应着力于强化可持续发展的政府综合决策责任,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保障公众参与制度以及建立生态文明考核评价和多元生态行政问责制度。     

我国小流域网络化治理路径的探索——以福建省长汀县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难点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这意味着,加强多元主体间合作治理的网络化治理模式已经成为治理工作的主要治理模式。探索小流域网络化治理路径对于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级贫困县和南方水土流失典型区域——福建省长汀县为例,运用网络化治理理论分析长汀县小流域治理经验,研究发现:该案例在培育小流域多元治理主体,建立新型公共治理体系;创建纵横联结关系,构建行政主导型网络治理结构;保持信息对称和有力监督,维持网络稳定运行等方面,为我国小流域的网络化治理路径提供了普遍意义上的经验与借鉴。     

论环境治理中区域行动者网络的建构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政府治理效果的不佳与多元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诉求等,促使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成为应对复杂环境问题的新方案。面对跨域环境问题的共生性、外溢性与流动性等特征,为了有效地将多元行动者组织起来,应建构区域行动者网络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结构。亦即,只有打破现有官僚体制的封闭性并突破现有行政区划的界限,才能实现区域环境合作治理的良好局面。在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区域行动者网络的建构既是国家机构改革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态维度——以政府生态治理能力为视角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能否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生态治理能力能否实现现代化。当前,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执行能力和回应能力不足,这不仅不利于环境政策和环保法律的出台和完善,更容易激发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威胁社会秩序。提升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的路径是:政府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应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继续完善经济社会考核评价体系;有效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治理经验,完善具体的环境治理制度;实现环境治理的法治化等。     

苏南地区环境治理困境及ENGO作用分析

目前影响苏南地区环境治理的因素主要有环境问题突出和ENGO被政府边缘化。而导致困境产生的原因是政府责任意识不明确、制度建设有缺失、政府对ENGO作用认识程度不够。根据苏南地区ENGO的产生特点和发展现状,建议政府应该更加注重发挥ENGO在资源整合、信息供给、倡导和促进政府之间协同治理的作用,从而深度参与环境治理,构建有利于苏南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多方参与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     

协同治理:农村环境治理的方向与路径

协同治理是在对碎片化治理批判基础上形成的全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政府内部机构间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互动合作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有效性,其中,协调、整合与信任是实现协同治理的关键。随着农村环境治理日趋复杂多变,传统环境治理碎片化呈现出价值理念碎片化、组织结构碎片化与方法体系碎片化等诸多不良状况。协同治理强调资源利用最优化与公益最大化,不仅是化解农村环境治理碎片化的有效工具,也是实现农村环境治理创新的理性选择。农村环境协同治理格局的实现需要塑造协同治理文化理念,构筑农村环境治理信任机制;构建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塑造农村环境治理整合机制;搭建协同治理信息共享平台,构筑农村环境治理协调机制。     

建设法治政府需健全重大决策公众参与机制

公众参与,是指公民通过一定的渠道对公共事务表达意见,并且对公共事务的决策和治理产生影响的行为。公众参与是信息时代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常态,有效的公众参与应该是公众与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良性互动的过程。近年来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公众参与在方式、理念等方面对公共决策和管理正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公     

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一项双案例比较研究

基于对H市庭院改善工程与B市地铁5号线加站两个案例的比较研究,得到如下结论:政府动员下的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不一定低于自动自发的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其在"公众参与的成本"指标中的表现甚至优于自动自发的公众参与。原因在于,公众参与中的"信息渠道""互动方式""决策权分配"影响了公众参与行动的有效性。而公众参与行动聚焦的公共议题的性质通过影响"政府对公众参与行动的态度",决定了公众参与行动中信息渠道是否通畅、公众与政府的互动是否充分以及公众是否拥有决策权。那些涉及公众私人空间、公众与政府利益耦合的公共议题中的公众参与更能够被政府接受,甚至得到政府的动员和支持。     

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

现代社会的媒体已成为公共领域信任关系的中介。公众对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可能对政治信任产生复杂、多元的影响。本文总结出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两种影响路径:直接的认知效果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果,并分析互联网作为公众政治认知、互动、表达和参与的媒介,对其政治信任水平的可能影响。对一项2010—2011年全国性公众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和电视与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具有不同的政治涵义。当控制住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后,在网上接触海外"另类媒介"越多、网上公共事务参与越频繁的公众,其政治信任水平越低;但网上政治信息获取、政治互动和表达与政治信任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研究还发现,传统媒体在"涵化"公众政治信任方面的功效极其微弱,体现出新媒体互联网对传统媒体政治传播效果的"挤迫效应"。本研究的结果提请相关管理部门以互联网为平台展开有效的政府-公众沟通,以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未来研究有必要采用随机样本,同时需要对政治信任概念的测量更加精细化。     

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公众评价：央地差距与结构性制约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政府在环境治理工作中的表现正成为公众关注的重点。但是,我们对于目前我国政府环境治理工作公众评价的基本情况和影响因素还知之甚少。基于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CGSS2013）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我国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评价显著高于地方政府,包括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社会经济地位感知、政治身份、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在内的结构性因素制约着公众对于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评价。在对研究发现进行深入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了研究发现在政策意义上的启示。     

外在激励视角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解析

环境治理形势严峻,而且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因此需要社会公众积极支持与理性的政治参与。目前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政策在博弈中难以落地,相关法律实际操作层面相对匮乏,治理引导上一概而论,缺乏层次性与差异化等。必须建立完善机制,进一步促进政策的落地落实;注重程序,进一步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差异对待,建立适应性治理机制,加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外在激励,更好地促进公众参与到环境治理中。     

开放决策、公共对话与地方治理创新——以温州特色智库体系为例

面向和回应日益高度复杂的决策生态,开放型决策及其公共对话过程是新常态背景下公共决策咨询的基本模式。温州特色智库体系基于“总部—网络”的组织创新与多元智库主体线上线下良性互动的公共对话网络,构成了我国地方政府探索建构开放型决策模式的典型案例;其有效整合了官方智库的政策性与服务引导、专家与高校智库的理论性与专业知识、民间智库的民生性与民主参与、企业智库的应用性与实践影响等多维力量。温州智库体系的开放型决策过程不仅促进了多元主体间实现“1+12”的信息聚合,而且有助于平衡多元利益偏好诉求和保障公共利益实现,增进公众民主智识,回应充满不确定性的动态治理情境,有效促进公共决策的社会建构过程,通过扬长避短、合作共谋的聚智促公模式,最终积极推进了多元治理主体的有序衔接与良性互动。     

基于协商民主的生态治理公众参与研究

发展以协商民主为主要形式的生态治理公众参与,可为生态治理体系和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内生动力。协商民主理念在公共性、责任性、平等性和回应性上与生态治理的价值内核具有较高契合度,是在生态治理中赋予公众参与民主权力的理想形式。来自日本和浙江嘉兴的典型案例表明,协商民主可有效促进公众与决策者的双向互动以达成利益聚合。为提升协商民主在公众参与生态治理实践中的应用效果,还需从空间、时间和操作等维度全面客观地审视协商民主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