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从现代化理论来看 ,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型刑事诉讼制度向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转化的历程。传统型刑事诉讼制度与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之间在程序理念、结构以及运作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异。对于这些基本理论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中显然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 ,正是这种认识上的误差 ,导致了改革目标的错位以及改革路径的错误选择。据此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定位为建立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     

刑事诉讼的制度变迁与理论发展——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切入

根据《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一书展示的两个理论命题（合作性司法模式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以一种制度变迁的大历史观和理性行动者视角,站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分别从刑民边界模糊还是清晰、两种司法正义观的冲突以及时空交错背景下的刑事诉讼制度变迁三个角度对刑事诉讼法学中的一些重要的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此,对于未来的刑事诉讼制度变革,＂拿来主义＂式的法律移植效果恐怕不佳。在司法实践层面,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方性的制度创新和试错;在理论研究层面,则需要更多扎实的实证研究和基于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     

论日本刑事诉讼制度的特征

日本的刑事诉讼制度是公认的大陆法与英美法的“混血儿”，因其移植立法较早，大陆法传统与英美法形式结合较好．并形成独具的特色而著称于世。研究日本刑事诉讼制度，对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是具有借鉴价值的。     

刑事诉讼制度的地方性试点改革

地方司法机关围绕刑事诉讼制度进行的试点改革,其兴起并趋于活跃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特有的刑事司法环境所形塑出来的多种因素与多重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这些试点改革由地方司法机关主导,所以,它们在具体的实施中表现出了一些体现中国司法管理与司法制度的运行特点。实践中各种类型的试点改革共享类似的制度逻辑,具有共通的内在特质。它们最大的价值在于可以充当全国层面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验室",为刑事诉讼立法提供实证依据与经验素材。作为一种高度技术化的法律改革活动,地方司法机关的试点改革存在诸多必须为我们所正视的技术缺陷。未来应该突破价值论的意识形态藩篱,采取有针对性的弥补措施,促进地方司法机关试点改革的发展。     

英美刑事诉讼制度概述

如何修改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早已引起法学界和司法实务工作者的普遍关注，并就各项诉讼原则、制度及具体程序的设计提出了完善立法的建议。本文不揣冒昧，拟通过分析一向以注重刑事司法程序著称的英美刑事诉讼制度，使读者对之有所了解，从而为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变革朝着正规化、科学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17世纪，英国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但由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没有彻底摒弃封建主义的法律，不蒙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有一部统一的完整的资本主义刑事诉讼法典，而只是在承认封…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改革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新一轮司法改革改变了刑事诉讼运行的技术与制度环境,从而提出了进一步改革刑事诉讼制度的要求。由于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改革不可避免地涉及更为全面的权力结构重组与激烈的利益博弈,其深刻性和复杂性远超以往,改革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也会遭遇更大阻力。在此背景下,改革方式与路径的选择就显得非常重要,甚至是事关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根据既往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发展的经验以及改革可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改革应该根据不同的改革项目,灵活运用不同的改革方式,整体采用一种复合型的推进模式。     

刑事诉讼鉴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良好的刑事诉讼鉴定制度会对司法裁判产生巨大积极影响，是保证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必不可少的制度设计之一。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司法实践表明，刑事诉讼中的鉴定非常混乱，立法不完善，机构设置重复，管理分散，鉴定程序封闭，缺乏监督和制约，没有一套完整的鉴定人资格认定程序，没有鉴定效力制度。改革与完善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鉴定制度势在必行。一、完善立法我国刑事诉讼鉴定的法律规范散见于法律、规章，地方性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刑事诉讼法从第１１９条至第１２２条以及第１５８条共规定了５个条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宏观思考

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但是对于应当怎么改的问题．由于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未达成默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改革的进程。笔者以为，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有赖于我们妥善处理好观念定位、目标追求、模式选择、焦点锁定等问题。     

刑事诉讼目的新论

“惩罚犯罪”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两大目的之一,存在六大缺陷。刑事诉讼的目的应当是“发现真实、保障人权”。“发现真实”的“真实”是一种法律真实。“发现真实”作为刑事诉讼的目的,有助于实现我国诉讼认识论和刑事诉讼构造的转变,在证明标准等问题上促进我国证据制度的发展。     

应确立刑事诉讼代表人制度

应确立刑事诉讼代表人制度８／１９９８人民检察所谓代表人诉讼制度是指具有共同或同种类法律利益的一方当事人由于人数众多，不可能共同进行诉讼时，由其代表人进行诉讼的一种法律制度。刑事诉讼之所以需要设立这样一种诉讼制度，一是多被害人参加刑事诉讼的需要。我国刑...     

论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若干正义要求

"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毫无疑问,刑事诉讼简易程序追求快速实现正义。但是,效率和正义之间的冲突却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探求一条既能保证效率同时又能保证正义的途径。     

论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改革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作者选取其中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刑事再审程序)作为研究对象,从其存在和改革的必要性、重构的理念以及改革的具体设想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作者认为,刑事再审程序的存在是符合诉讼规律的,是实现司法公正所必需的;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提高效率存在明显的缺陷,需要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文章指出,现代化的刑事再审程序必须把追求公正、纠正错判和既判力理念、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结合起来。作者还就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提出了若干建议。     

论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理论基础

对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改革和完善 ,就要对刑事再审制度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研究。对于西方国家既判力理论、避免双重危险理论等原则中所体现的有益价值观 ,也应从我国的实际出发 ,在构建我国刑事再审制度的理论基础中加以吸收。通过研究刑事再审制度的理论基础 ,推动刑事诉讼改革 ,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刑事再审制度 ,努力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目标。     

新刑诉法技术专家质证规则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及新近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中技术专家的出现将会对刑事诉讼中鉴定意见的质证产生很大影响.技术专家对刑事诉讼质证具有很强的必要性.我国刑事诉讼技术专家质证规则包括一般性规则、原理性规则、程序性规则.这些规则应当达到的效果包括司法与社会两个方面.     

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的诞生与成长

2 0世纪初 ,在引入西方刑事诉讼法学成果 ,对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和律学进行改造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夏勤的《刑事诉讼法要论》、陈谨昆的《刑事诉讼法通义》、徐朝阳的《中国诉讼法溯源》等著作对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大多留学日本 ,所以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 ,无论是框架体系、基本内容 ,还是概念术语 ,都深受日本刑事诉讼法学的影响 ,在理论深度和研究方法上也带有比较幼稚的痕迹。     

程序公正与刑事诉讼中的鉴定启动权

鉴定启动权本质上是举证权,而不是准司法权。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鉴定启动权的配置具有单向的控方主导型的特点,有违程序公正理念,削弱了当事人的举证权,与大陆法的"鉴定权主义"和英美法的"鉴定人主义"制度均存在差距,不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和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法》可以通过赋予辩方有条件的鉴定启动权和救济权的方法对鉴定制度予以完善。     

法律现实主义与转型社会刑事司法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刑事司法面临着新的挑战。西方的法律现实主义能为我国转型期刑事司法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论和改革思路。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在批评形式主义与三段论式审判的基础上,把法律看作具有多重目标的社会引擎,关注司法行为、纠纷解决与社会问题。在中国语境下,引入法律现实主义,不是要简单地否定形式主义,而是应理性对待形式主义并在其中融入客观主义;应在刑事司法裁判中适用利益权衡,重视经验归纳而不拘泥于简单的演绎推理;应以实现社会正义为核心,构建合理衔接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刑事再审程序改革研究

从近年来的司法实践看,法院和检察院对再审程序的适用呈不断减少的趋势,但同时不服生效裁判的申诉却呈不断增加的趋势.调查表明,人们对现行刑事再审的制度设计评价并不高.现行刑事再审程序的运作实际上也已陷入了困境.这是因为立足于发现事实真相、纠正错误裁判理念的原制度设计存在启动主体不适当、再审理由不具体、审理程序不规范、裁判效力不确定的"四不"缺陷.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从创新制度的立论基础出发,树立以程序正义为核心价值的"特殊救济"再审理念,以启动程序的法定理由具体化为切入点,严格限制法院自行再审的职权,规范检察院的再审抗诉权限,赋予当事人启动程序的主体资格,并确立再审一审终审原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修改刑事诉讼法再审程序的多条立法建议.     

走向程序法治:中国刑事程序改革的宪政思考

刑事程序法治化是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推动宪政建设的原动力之一。由于刑事诉讼法的"涉宪性",进行刑事程序改革必然会牵涉到宪法的修正,触及到宪政体制改革。而宪政制度中法律秩序、司法制度、政治体制等宏观问题的科学性、合理性同样将影响刑事程序法治化的进程。只有理顺宪政、法治与刑事程序改革之间的关系,才能为我国刑事程序改革找到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