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员型组织到利益型组织———共青团组织服务青年的历史考察

对团的一大到十六大的团代会报告的文献研究显示，1922—1976的共青团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题下发挥了动员型组织的作用，而从1978年到2008年，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凸显，共青团利益型组织的形态也在发展。团组织服务青年职能的强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青团正从一个动员型组织往利益型组织转化。从动员型组织到利益型组织的变迁规律，主要包含制度变化、利益发展和发展张力等三个方面。     

利益格局的变迁与政党青年组织的策略

用政治学利益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国共青团在政党利益和青年利益互动发展中的策略选择,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国共青团90年发展的崭新视角。中国共青团90年发展的策略包含三个阶段:团一大到团五大——革命党的利益逻辑:青年利益的高扬;团六大到团十大——执政党的革命逻辑: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青年利益走向从属;团十一大到团十六大——执政党的执政逻辑:人民利益的分解,青年利益的凸显,体现了共青团职能发展的利益合理性。当前共青团组织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能否关照这种利益的宏观变化并采取相应的对策,要求共青团组织深入研究青年需要、青年利益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接受关系。     

社会变革视野下共青团组织动员方式创新

作为执政党的青年组织，组织动员青年是新时期共青团工作的重要课题。当前，共青团的组织化动员呈现弱化趋势，社会化动员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并且显现组织化动员和社会化动员相互融合的趋势，为此共青团组织动员青年必须在机制创新、载体建设和自身建设上下工夫。     

关于共青团组织统筹城乡工作几个问题的思考

笔者通过分析共青团组织统筹城乡工作的组织结构变化来分析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变化趋势。团组织从适应计划经济的传统的单位组织结构向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的社会组织结构转化，这是统筹城乡工作的本质所在。共青团组织建设要高度重视组织结点。当前，单位的结点依然可以发挥功能，但要将更重要的结点向社区转移，而兴趣和利益结点将是更有未来发展前景的基层组织核心聚集点。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上海青年工作新发展（上）——“第四届上海青年发展战略论坛”专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青年工作的方向

共青团是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党组织发展青年党员的主要渠道和重要来源。共青团作为群众组织的这个功能定位．决定了它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群众组织。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共青团组织是它联系和沟通社会、引导和影响人民的直接通道。共青团工作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整个青年社会群体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认同和拥戴程度的大小。     

五四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运动的历程、特征和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从青年运动中脱颖而出,并发展壮大。在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以青年为先锋队的革命队伍反抗＂三座大山＂的压迫,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党主要通过共青团来动员青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党始终围绕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青年运动。随着对青年成长成才规律和青年运动规律认识的深化,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逐步走向成熟：从直接领导到渗透性领导,从争取青年到组织青年、团结青年、引导青年、凝聚青年、服务青年。党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与时俱进,保持先进性,用科学、完整、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青年运动,通过青年的核心组织——共青团来领导青年运动;党必须不断改进、改善领导方式和方法,照顾好青年的特点,关心青年,始终代表和维护最广大青年的利益,才能领导好青年运动。     

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以广州个案为例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进程中一种新型的社会利益传递结构,当前对枢纽型社会组织存在不少质疑。基于广州个案的现实观察表明,枢纽型社会组织可以成为成员社会组织的孵化器、行业发展的示范区、协同创新的新平台。但实践研究也暴露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一些问题,如数量严重不足、垄断化色彩凸显、科层化特征突出和扶持效果不彰等,要从去行政化、理顺资源分配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双重认同真正实现"以社管社"、提升支持的力度与效果等方面建设和发展好枢纽型社会组织。     

组织嵌入与功能调适:执政党基层组织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体系是独具特色的。由于组织禀赋和政治使命的要求,执政党运用基层组织嵌入社会的方式,获得强大的动员和组织力量。改革以来的社会变迁,为执政党的基层建党策略提出新的问题。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提高基层党组织活力,需要培育和统筹发展多重政治功能,包括动员、组织、利益聚合与协调等。在各种利益冲突的复杂社会环境中,基层党组织应当着重发育利益协调功能。在利益协调中促进社会和谐,提升基层组织活力,为执政党谋求政治支持。     

枢纽型组织视角下共青团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路径研究——以嘉兴市为例

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共青团组织是否能有效参与到政府购买服务中,完善角色定位,向"枢纽型"协同管理转变,关乎今后青少年工作格局和共青团事业发展空间。共青团作为青年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联系和培育其他青年社会组织,引导协助他们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形成各方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正能量,正是共青团组织努力的方向。本文以嘉兴市范围内青年社会组织为切入点,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全面系统地调研当前嘉兴市共青团组织、其他青年社会组织与政府三方之间的互动与摩擦,最终以枢纽型组织建设背景下的协同管理为引导,提出对策建议。     

高校共青团建设新型“枢纽型组织”研究

本文在综合文献和研究枢纽型社会组织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得出枢纽型社会组织主要是面向社会组织发挥横向联系、服务和管理的联合型组织,“纵向”联系党群关系的作用和角色不明显.文章主张高校共青团组织作为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应该在党密切联系青年大学生中发挥枢纽纽带作用,做好“承上”“启下”的枢纽工作,建设成为新型“枢纽型组织”.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