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学上达：朱熹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探究

朱熹的“道德”概念比一般伦理意义之“道德”概念更为复杂：其范围更宽，泛指一切人伦日用之事，并兼具践履意味与形而上学意味。朱熹道德知识不同于西方传统自然科学知识，也不同于西方道德知识论语境下的狭义道德知识。它的最终形态表现为一种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但就整体而言，它有着更为丰富复杂的内容，表现为朱熹对“知”的各种二分（如生知/学知、深知/浅知等）。这种二分，从当代知识论的话语视角，可对接于道德命题之知与道德能力之知的区分。对朱熹而言，不同形态的“知”之间又并非截然二分，而下学上达是达至道德能力之知的基本路径，同时贯穿朱熹道德知识内部所有形态的知识。     

“良知说”的主体性道德思想

"良知说"是王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它把道德基础从外在的天理内化到人的本心,凸现道德实践过程中的主体性、自觉性和能动性.致良知,从道德实践活动和道德修养的角度,体现着主体性道德精神.     

何为颜子克己？——理解朱陆异同的一个新视角

朱熹与陆九渊对“颜回克己”的诠释大相径庭，朱熹认为颜子克己是克胜“声色利欲”，强调克私欲；陆九渊却主张克除个人知见，认为颜子克己是克私意。朱熹在天理人欲之间，论克胜私欲的仁学工夫；陆九渊则对理欲之辨不以为然，而以“天德己见之进退”论克己；朱熹强调克己与明理工夫配合，陆九渊却提倡易简工夫，要学者超拔“私意陷溺”。朱陆围绕“颜回克己”的不同诠说与工夫主张分歧，更爆发为针锋相对的“学术批评”，陆九渊直指朱熹“沉溺私见”，朱熹斥责陆九渊“颜子无己可克”“无意见”之说。由此，“颜回克己”超出单纯的经学诠释向度，在通常所论“朱学陆学之异”如“心即理”与“性即理”之分、“尊德性”与“道问学”之别外，提供了考察“朱陆异同”学术公案的一个新视角。     

学校思想政治课程教育的立美设计

德育活动中的立美构成主要体现在主体对德育内容、德育形式、德育作品的立美创造和不断追求上。因此，这里着重就德育内容美、德育形式美和德育作品美的构成加以论析。从德育的角度来看。其立美的实质是创造人类活动中真与善的统一，并向道德实践主体“许诺自由”或“施展自由”的中介结构形式。显然，     

关于腐败产生原因的几点分析

目前，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有很多种，大体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即主体论、客体论、环境论、“私有制剥削根源论”。现将其各自的观点简单地逐一加以说明。１、主体论：主要是从权力的主体，即掌握权力的个人和集团上来探索腐败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①人性说，这种观点的持有者认为，人性是恶的，人生来就有自私、贪婪、趋乐避苦的本性，一旦有机会，私欲就会膨胀导致腐败。②道德说，权力的主体，在运行权力的过程中，其所选择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与社会公德、群体利益相悖，道德沦丧，价值观堕落，所以，在运行权力的过程…     

论儒道思想及其异同

儒家和道家哲学的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儒家从“性即心而显诸情”的角度理解人或人性,以“仁性”的实现为前提达成整体性的人格智慧,通过“生命实现之证成”的道德进路,实现和证立其超道德的形上本体。道家亦从人本学和文化批判的角度论“道”。就人文说,道乃即“有名”而见其“无名”之本真;就主体说,人乃在其作分别之状态中“观”道的无分别之“妙”。道家的道论,强调的是在人的修为澄汰之体证中道的全体绽出和澄明。儒道两家的不同点表现在其为学进路的差异上,而其形上境界本无不同。历史上的儒道同源说是有根据的。     

杨简心学的形成及其浙学精神的展现

通过考察杨简和陆九渊之间“本心问”前后的历史线索,可以揭示杨简心学并非如后世所传那样是“以心传心”的顿教禅学,而是恰恰展现了慈湖心学的两个特质：学问上是超越现实的“本心论”;生活上是道德实践主义。另外,如果以浙学的角度来审视杨简学问和人品,我们可以发现杨简心学并非是个例：事功学、心学、浙东史学都有其内在的“浙学”共性,即强烈的自主开拓精神和基于实干的实践取向、批判和创发式地继承和形成自己特有的学问路数,用一种理性的态度来坚持某种信念并且贯彻于整个生命之中。杨简正是这种“浙学”精神的典型代表,其“本心”论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心学”范畴,用了一种超越世俗的态度践行着道德理想主义。     

伊藤仁斋、朱熹《通书》诠释之比较研究

在本体论上,伊藤仁斋批判了朱熹以诚为贯通未发已发之理的诠释,指出周敦颐受道家影响以诚为未发之实理。在人性论上,仁斋批判了朱熹以五性为五常,以理气善恶、未发已发区别性情,以复性为复归于仁义礼智本性的诠释,指出信是四德所规范的行为,周敦颐以仁义作为道德规范而非本性,因此复性是复归于作为性命本源之诚。在工夫论上,仁斋指出周敦颐受佛道影响的无欲主静说与先秦儒学的积极主动不符,并批判了朱熹存理灭欲的理欲观。     

邓小平伦理思想的时代特征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规划与设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蓝图的过程中，总是高层建瓴，站在时代的高度，充分重视社会伦理问题，提出和论证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伦理学观点或命题。比如：强调物质利益基础作用的社会主义功利论；反映初级阶段实际的社会主义道德层次论；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核心论；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论；“四有”与“三个面向”的理想人格论；以“五爱”为主体的道德规范论等等。这些伦理学观点或命题，一方面表明邓小平理论中不仅包含有丰富的伦理思想，而且这些伦理思想已经初步形成了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非人类中心主义”

“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主客体关系、自然的内在价值、自然的权利和道德关怀对象等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偏差．而其泛主体论、泛价值论和泛道德论恰恰造成了主体的缺失、价值的缺失和道德的缺失。“非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鸟托邦”式的幻想。     

儒家的理性直观及其形上学的道德进路

本文在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中，阐释了儒家立足于生命整体的理性在视观念，强调儒家之“观”是在“感”之内在性中成立“通”性的，内在性与客观性是贯通的。本文认为，以这一理性直观的观念为基础，儒家建立了由道德的进路而达致一超道德的真实境域的“道德的形上学”，体现了一种真正价值平等的精神和智慧。这对愈趋物化和功利化的现代社会，仍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马克思道德思想的语境分析与价值审视

马克思对道德的表述主要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上。他的道德批判具体表现出三种不同的维度：一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的批判，二是对一般道德的理论批判，三是对社会现象背后社会结构与制度的道德批判。通过对马克思的道德理论进行辨析和阐释，可以在历史语境下更深层次地解释马克思理论中的道德思想。本文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马克思的道德理论进行价值审视。在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以“自由人联合体”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的价值旨归；在实践层面上，马克思的道德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向和现实关怀，它为人们提供了通达“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和寻求美好生活的科学途径。     

冯友兰、钱穆对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及其学术冲突

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作了较多不同的诠释。冯友兰认为,朱熹依据理与气的关系而讲性与心的相互区别,讲“性即理”,而与“心即理”截然不同,因此把朱学界定为理学,而与陆九渊心学对立起来,同时还认为,朱熹讲“心统性情”,只是讲情“从心上发出”,性“在于心中”。与此不同,钱穆认为,朱熹讲心性,犹如其说理气,均属“一体两分”,由此进一步认为,朱熹既讲“性即理”又在工夫论的层面讲“心即理”,同时强调朱熹“心统性情”中“心”的主宰作用,因此把朱学界定为“心学”,并肯定朱熹心学对于陆九渊心学的超越。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体现了冯友兰从差异不断推展到对立的思想方法与钱穆从差异中寻求圆融的思想方法的学术冲突。     

从道德上限制生育的本能

马克思说过，社会文明“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的”。恩格斯也曾强调：人类必须“从道德上限制生育的本能”。遗憾的是，我们曾经长期忽视甚至遗忘了经典作家的这些科学论断。为此，我们付出了足够的代价，尝到了难言的“苦果”。现在，我们必须从道德上来审视人口问题，对人的生育行为进行道德价值判断，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提供强大的社会舆论和道德支撑。 　　生育行为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行为，而是一种社会行为，道德对人类生育行为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从历史上看，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就一直在调节人…     

论领导者的环境道德

环境道德是规范人对环境的观念和行为，调整人和人之间与环境相关的利益关系的准则，它是主体行为以对环境的作用为中介而关涉到客体的权利、利益，由此形成的一种道德关系。领导的环境道德在道德作用方式、道德实践结果、道德约束力、道德影响力方面与一般主体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培养和提高领导的环境道德，就主体方面而言，要增强五种意识，明确五种关系：一是增强环境危机意识，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增强历史责任意识，正确认识现实和长远的关系；三是增强环境效益意识，正确认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关系；四是增强整体全局意识，正确认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五是增强奉献利他意识，正确认识环保与政绩的关系。     

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制度构建与实践理路——基于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困境的解析

当前学术界对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主体要素及其结构所作的探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村民自治已取得的成就和对其未来良性发展的价值期望，更趋向于是基于现实中国民主化建设背景下进行的一种规范性的“应然”的学理分析。而当我们将视线聚焦于实践中的农村治理运行过程时，则不得不注意到，“实然”的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状况存在着诸多制约，且随着其发展．这些制约力量逐渐呈现于农村场域，进而构成农村治理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在法律和制度框架下寻求弥补缺陷的方法和路径，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的完善来促成理性秩序的达成，是走出这种结构困境的有效选择。     

“守法道德化”教育探析

自觉守法除了需法律的外在控制外,还需道德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守法道德化”实质上是把“守法”自然地融于大学生道德实践过程中的一种新的行为模式,因此,它除了具有守法的特征之外,还应当反映道德实践的一般特性。只有当内在性驱动因素占绝对优势时,大学生对法律的遵守才能获得深长的、潜在的、持久的动力机制。     

论道德结构的内在逻辑关系及其价值实现

道德结构主要由道德规范、道德价值判断、道德价值构成.其之间的逻辑关系是:道德的内容是道德价值,形式是道德规范和道德价值判断.道德价值又由道德目的、行为事实构成.行为事实是道德价值构成的源泉和实体,道德目的是道德价值构成的条件和标准.道德结构其内容和形式都是双重的.道德在深层次上分析,其作为社会精神现象,其本质上是实践的,表现为实践经验、实践理性和实践假说.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从状态结构来看:经验是基础,理性是主体,假说是目标.从价值结构看:经验是稳定部分,理性是主导部分,假说是超越.     

对我国现阶段道德状况的辩证思考

从伦理学角度来看，人类的实践活动一旦缺乏伦理的约束，就必然出现盲动。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决策的提出，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生产力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对此“经济奇迹”，世界为之瞩目，海内外一致公认，学术界并无异议，但对于现阶段中国的道德状况，学术界先后提出过几种不同看法，如“道德滑坡”论、“道德爬坡”论、“道德失范”说等，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些看法略加评论，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现阶段的道德状况进行辩证思考，以便能更好、更准确地评价我们面对的道德状况。     

道德悖论及其研究之我见

周德海教授在《论道德悖论与新道德体系的构建》中彻底否定了道德悖论的客观存在，引发了我们对道德悖论及其研究的进一步思考。笔者所理解的道德悖论，是在主体进行道德价值选择和实现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逻辑矛盾，它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虚假命题”。同时我们认为，揭示道德悖论的客观存在及其基本性状和形成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悖”的可能性和基本理路，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道德问题”，厘清哲学和伦理学史上一些经典的“困惑”的真实原因，揭示逻辑学史上一些“经典悖论”的“道德真面目”，培育和提升我们的思维品质．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