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当事人伪造证据的刑法适用

在民事诉讼中,伪造证据的行为时有发生,"其他人"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可以构成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伪造证据甚至毁灭证据,进而否定对方的事实与理由的行为也屡见不鲜,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司法秩序。但对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这一行为,目前我国的刑法中没有明确的条文加以规制。因而,有必要对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的行为进行分类,并界定民事诉讼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的行为边界,进一步探讨对民事诉讼当事人伪造证据进行刑法规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探析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罪状中的“帮助”应予去掉;变造证据不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隐匿证据属于毁灭证据行为;教唆、指使他人帮助自己毁灭、伪造证据的,不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共犯。     

浅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缺陷与立法完善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是1997年刑法修订时增加的罪名,在法律界定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加强对证据的刑法保护,从刑法条文对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规定入手,探讨该罪立法上的缺陷,建议完善该罪的罪名和罪状;同时,基于刑法人性化的考量,亲属帮助毁灭、伪造证据不应构成犯罪。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认定和适用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司法机关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又破坏了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本罪客观方面是实施了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行为,＂威胁＂和＂引诱＂的认定一定要慎之又慎;本罪犯罪主体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实践中多数是律师构成;犯罪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行为犯,因而必然存在未遂形态。要关注本罪的刑罚适用,免于处罚的情形亦不可忽视。     

藏匿肇事车的行为如何定罪

对于藏匿肇事车的行为是否构成“包庇罪”或“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这个问题,笔者认为, “藏匿”不同于“毁灭”、“伪造”,在现有法律的规定下,对藏匿肇事车的行为应定包庇罪, 此举并非一种随意的扩大解释。同时,笔者建议将“隐匿证据”的行为加入到“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罪名中,以完善立法。     

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行为的刑法分析

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但是现行刑法却缺乏对此种行为的立法规制。现实中,如何对这些行为进行定性分析便成了刑法学术界和司法界讨论的热点。     

论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是新刑法新增罪名。尽管是新罪名且发案尚不多见 ,但值得探讨的地方不少。本文就本罪的定义、犯罪构成及其他相关问题作了一番论述。     

期待可能性的本质与妨害司法罪的认定

在法学上；法益尊重的可能性可以看成是期待可能性的本质；在哲学上，相对的意志自由可以看成是期待可能性的本质。在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窝藏、包庇罪和脱逃罪的成立中，期待可能性都能给予解释。在妨害司法罪的认定上，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接受和运用体现着一种司法人性化。     

论诉讼欺诈之刑法调整

诉讼欺诈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以提供虚假陈述并伪造证据或串通证人提供伪证的方法,使裁判机关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从而使自己或与自己有关联的人从对方得到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诉讼欺诈罪,而诈骗罪、帮助伪造证据罪、妨害清算罪等现行罪名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妨害民事诉讼惩诫措施等均不能对诉讼欺诈进行完全调整。我国刑法应增立诉讼欺诈罪,以保护裁判机关的正常裁判活动和他人的财物所有权或财产性利益。     

对证据法中物证的理解

由于事物普遍联系的规律的作用,犯罪行为、民事纠纷和违反行政法规的活动,在其实施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对周围的事物产生一定的影响,留下某些痕迹。即使有人毁灭,伪造证据,其毁灭伪造证据行为又会留下新的痕迹。那些受到犯罪行为,民事纠纷或者行政纠纷发生过程中的影响而在形状、位置等方面发生变化的物品,就储存了有关案件实际情况的信息,从而可以成为证据。在大多数案件中都是可以收集到物证的,因而它是司法工作中经常使用的证据种类之一。     

我国洗钱犯罪立法思考——以美国刑事法为视角衡量

近年来,我国的洗钱犯罪日益严重化,新刑法对此也作出了反应,专门规定了洗钱罪,但该罪的刑事立法规定存在着主观方面、上游犯罪、刑事责任不足等诸多问题,致使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作为世界上最早制定反洗钱刑事立法的国家,美国在打击和预防洗钱犯罪的刑事立法方面的经验极具借鉴价值.笔者对中美两国在洗钱犯罪方面的刑事立法进行对比性探讨,重新审视我国的洗钱犯罪的刑事立法不足并对此提出若干完善建议.     

浅议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与我国犯罪论体系

违法性在大陆法系的三阶层犯罪成立体系中,仅是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一个层次,与我国刑法理论中的刑事违法性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与我国的犯罪论体系中的部分概念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虽然我国的犯罪论体系并未对违法性进行独立判断,但是在整体上亦可以起到与大陆法系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违法性层次相同的出罪作用。     

数额犯未遂问题研究——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为例

在数额犯中,"数额"不是界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尺,也不是数额犯刑罚发动的内在动因,"数额"是数额犯犯罪构成要件中量的规格,是一种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在犯罪成立层面起到区分罪与非罪的作用。数额犯存在未遂的犯罪停止形态,这并非是由"数额"本身所规定,而是由刑法总则中关于未遂犯罪的一般规定与刑法犯罪概念的"但书"规定所决定的。     

试论我国刑法中"利用职务之便"的界定

利用职务之便是我国刑法中某些罪名的客观要件,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其关注颇多,但往往局限于在某具体个罪中认定其内容,很难形成系统的认识.因此跳出传统研究视角,不拘泥于某个罪,同时以若干典型个罪为参照,有必要对我国刑法中利用职务之便的概念内涵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探讨.     

票据诈骗罪犯罪客体新论——从公私法区分的角度

已有观点对于票据诈骗罪犯罪客体的认识,囿于“纯刑法”或者“纯公法”的思维方式,认为其主要客体是票据管理秩序。然而,对于此问题应从整个法律体系(刑法与其他部门法或者公法与私法的关系)的角度,并结合刑法分则的体系结构进行整体把握。本罪的主要客体应该是“票据流通秩序”,而不是所谓的“票据管理秩序”,二者分别代表了“公”和“私”两种不同的法益。     

转化犯立法评析

转化犯是我国刑法所独有的名称,是对犯罪行为发生转变后罪数形态的概括。转化犯的提出拓展了刑法罪数形态的理论,对司法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我国有些转化犯的刑事立法存在一定的缺陷,需加以完善。     

英美刑法共谋罪属性述评

共谋罪是一种抽象危险犯、继续犯和合伙型犯罪,这种观念和制度设计对共谋罪的刑事司法运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法益保护的早期化,犯罪认定的宽松化,责任范围的宽泛化,外化行为要件的形式化,追诉时效的延长化,脱离共谋的困难化,传闻证据例外规则的虚置化,管辖地选择的任意化等是共谋罪独特属性在刑事司法运作上的深刻反映。共谋罪的运用,在对付有组织犯罪、恐怖犯罪等严重犯罪,提前保护法益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同时也具有易被滥用、侵犯人权的潜在风险,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缓刑考察制度

鉴于未成年人犯罪在犯罪心理、犯罪原因及犯罪后的矫正等方面的特殊性,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尽量适用缓刑。我国刑法中的缓刑考察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应当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结合当前正在进行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完善我国刑法中的缓刑考察制度。     

中日刑法涉计算机犯罪客体的比较研究

高度信息化的时代,计算机犯罪方式手段、犯罪客体呈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亟需完善。我国刑法关于计算机犯罪的有关规定存在比较多的缺陷,具体表现在:犯罪客体不明;犯罪客体错位明显;计算机犯罪侵入的“领域”规定狭小;计算机犯罪中单位犯罪主体的法律规定欠缺;计算机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偏高等。我国刑法在立法完善过程中,可以参考理论与实践结合较好的日本刑法。     

再探我国刑法中的转化犯

转化犯是刑法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并存在很多争议。文章认为 ,转化犯是指在行为人实施的已构成某一故意犯罪 (本罪 )的基本行为的同时或者非法状态持续过程中 ,由于特定行为或结果的出现 ,使基本行为与特定行为或结果的结合该当另一较重的故意犯罪 (转化罪 )的构成要件 ,依法律规定以转化罪定罪处罚的犯罪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