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律师介入侦查的几点思考

新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了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法律地位,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活动遵循诉讼规律的体现,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里程碑。律师介入侦查在我国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在侦查阶段确定律师的辩护人地位充分体现了人权保障意识和程序公正理念。因此,应当切实发挥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保障侦查活动公正合法的进行。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研究

由于侦查阶段的特殊性和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重要性，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从发展历程上看，律师由审判阶段进入侦查阶段是各法治国家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趋势；从比较法上考察，两大法系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律师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从刑事诉讼构造的视角着眼，借鉴两大法系国家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论涉嫌犯罪现场勘查的法律性质

涉嫌犯罪现场勘查的法律性质与实现我国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密切相关。由于所处的诉讼阶段不同,涉嫌犯罪现场勘查具有双重法律性质。立案前公安机关所进行的涉嫌犯罪现场勘查,是立案前的一般审查措施,而非法定意义上的侦查。立案后公安机关所进行的涉嫌犯罪现场勘查,属于侦查阶段中侦查行为的一部分,是法定意义上的侦查。     

试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刑事辩护制度是现代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国刑事诉讼程序民主化与科学化的重要标志。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建立较晚,尚存在许多问题。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才能发挥辩护的职能作用,也才能保障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论律师法的修改及对刑事诉讼理念的影响

修改后的律师法,扩大了执业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权利,从理论上解决了律师执业中"会见难"、"阅卷难"和"调查取证难"的三大难题.从立法机关的立法理念上来讲,这次律师法修改,是一种刑事诉讼理念上的进步,赋予了律师与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更加平等的权利,给予了律师以充分的法律信任,表明律师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待遇在不断提高,他们将在刑事诉讼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谈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问题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辩护制度,仅仅在侦查阶段允许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有限的法律帮助是无法很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根本的做法应当是,取消"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与"辩护律师"在称谓上的不同,而统称为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即赋予律师以辩护权以及在侦查阶段即赋予犯罪嫌疑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以弥补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之立法不足,这对于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中英两国刑事证人证言可采性标准及检测方法

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一直是各国主要关注的问题 ,而证言运用的核心又在于证言的可采性问题。本文从比较研究的角度 ,对中英两国刑事证人证言可采性标准及检测方法作了具体分析 ,认为中英两国刑事证明标准的不同 ,决定了两国证人证言可采性标准的差异 ,从而导致检测这一标准的方法也各异 ,并认为英国现行的刑事证明标准及由此决定的证言可采性标准有可资借鉴之处     

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思考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律师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会见难和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等重大缺陷.造成这些缺陷的原因主要在于相关法律不完善、执法过程中违法现象严重和诉讼观念陈旧.我国应完善刑事辩护制度,赋予律师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保证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和保证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     

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目标模式和完善途径

非诉行政执行的案件远远高于行政诉讼的案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非诉行政执行中当事人对于行政决定是持认可态度。行政诉讼法出于充分保障公民救济权利的需要,将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延长至6个月,于此同时,如果单行法没有对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另作规定,行政机关若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将要等待法定期限届满,这无疑是对行政效率的延误。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应改变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期限规定、完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前的催告程序、扩展间接强制执行的种类和实施主体。     

行政强制的基本内涵及实施

当前 ,由于我国没有行政强制的统一立法 ,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在具体的行政管理实践中基本是依据自身的理解来行使行政强制措施 ,往往造成运用行政强制措施不当 ,既损害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又损害了政府的权威和形象 ,引发了许多行政诉讼案件。本文就行政强制的基本内涵及其实施条件、程序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中国律师在公益行政许可听证中法律地位研究

该文认为，确定中国律师在公益行政许可听证程序中的法律地位，是律师参与公益行政许可听证工作的重点问题，这一问题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立法及执法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     

浅析“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它是应时代的发展产生的较为人性化、注重人道主义、适度宽松灵活、诉讼成本低廉的现代纠纷解决制度。它不同于"辩诉交易""恢复性司法"等相近的制度,是社会转型时期新型矛盾层出不穷时的一种制度。它在带给轻微刑事案件更加便捷处理方式的同时,也可能因为没有立法对此制度的规定,侵害着其他的法益。本文就针对此制度在实践中的适用及使用过程中呈现出的弊端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期为制度改革完善提供参考。     

环境犯罪行政从属性的司法解读

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在环境刑法中广泛存在 ,这使得危害环境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将全部或部分地取决于该行为是否违反行政法的规定。由此在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之间形成了某种关联 ,而这种关联直接决定着对当事人危害环境行为法律性质的界定。     

将反性骚扰纳入民事立法的议程

自2001年7月以来,中国大陆已经有十余起性骚扰民事诉讼案件。原告经历的艰难立案过程以及多数案件最终败诉,与中国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中反性骚扰立法的缺失有直接的关系。200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但是,保障原告顺利发动诉讼,改变“借名诉讼”和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无所依存的局面,需要中国的民事立法加以呼应。文章认为,我们应当借鉴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充分考虑中国历史、文化等社会背景,在民法、劳动法、民事诉讼法等法中增加反性骚扰的内容。目前反性骚扰的立法可以先由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司法解释。     

政府购买律师主持行政听证法律服务合同出租运作流程及其规制探索与研究

政府主导和主持行政处罚听证、行政许可听证、价格决策听证及行政立法听证,是政府应提供的法律服务之公共产品,政府通过购买法律服务,由律师主持行政听证,是公共权力让渡的合同出租,是个全新的课题,此类合同出租如何运作,其流程是什么,应怎样予以规制,都需要探索和研究.     

行政协议的法律性质分析

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背景下出现的行政协议是行政主体之间为实现合作，而在特定事项上互为意思表示一致达成合意的一种双方或多方行政行为。行政协议作为契约的一种，对签约主体而言，属于对等性行政契约，对行政相对人而言，属于抽象行政行为。     

犯罪心理画像的范畴构建与制度移植

迄今为止，犯罪心理画像理论发展已经进入了范畴构建的阶段，国外的司法实践中也已将其纳入整个刑事诉讼体系之中，对我国刑法的理论和实践都能起到借鉴作用。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既要在理论层面加强犯罪心理画像的范畴研究，又要加强犯罪心理画像的制度移植探索，以促使这一侦查手段在我国的侦查工作中尽旱发挥辅助侦查作用.     

论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链接之处

行政处罚与刑罚作为两种公法上的责任,分别隶属于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规范体系。处理行政处罚和刑罚适用的竟合问题是行政处罚权和刑罚权的协调问题。在具体适用上,人们应该明确两种权力属于不同的性质,各自实施处罚的对象不同、功能也不相同,二者不能互相侵犯。文章在行政处罚与刑罚子权源、社会功能、适用范围、程序以及处罚方式等方面比较的基础上,对其存在的链接之处、可以相互吸收借鉴之处作了粗浅的分析。     

论判例法在行政法领域优先发展的必要性

在两大法系日益交融的今天,判例法为大多数国家逐渐接受,并与成文法一起互补长短。判例法与成文法共同构筑一个“混合法”时代已经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尤其是在行政法领域,两大法系都是靠行政判例来构建起其行政法大厦的。相对于民法、刑法领域来说,行政法的特殊性、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必要性以及行政诉讼实践的需要,决定了判例法在行政法领域优先发展的必要性。     

论我国鼓励供述机制的建立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新增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和律师介入提前到侦查阶段等条款,保障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同时也给讯问工作带来了挑战,如何促进如实供述成为了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此为背景,结合我国打击犯罪的现实需要和国情特点,分析了建立鼓励供述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具体构想,主要包括增加法定从宽情节、适当扩大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构建中国化的控辩协商制度、借鉴作证豁免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