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在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变迁是路径依赖的。行政体制变革作为一种制度变迁,也必然存在着路径依赖的问题。这正是我国历次行政改革最终都陷入"怪圈"的原因。路径依赖的克服并非易事,它取决于改革者的主观愿望和最终目标,更取决于改革路径的选择。     

当代中国行政发展的价值追求

行政发展是行政主体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迁而不断调整与变革,以实现行政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合理使用的过程.当代中国行政发展的价值追求是多方面的:以人民利益至上为行政核心价值观;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的行政治理方式;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终极价值目标.     

论行政变革与行政法的演化

行政法作为有关公共行政的法,应能反应公共行政变迁的内容,对公共行政变革及时作出回应。回顾行政法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实,对行政法的认知实际上都深深扎根于各个阶段的公共行政之中,从干预行政向给付行政的变革扩大了行政法研究的导向和范畴,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再次向行政法提出了更新的挑战。行政法对行政变革进行修正和引导,发现与矫正行政变革中的公法问题,促使行政变革在公益与私益之间寻找平衡。     

当代中国行政文化与行政改革的相关性分析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及中国行政改革进行了大量研究,对当代中国行政文化进行的研究较少,部分学者对当代中国行政文化的定义、分类和发展趋向等进行了研究,极少有学者关注过＂当代中国行政文化与行政改革的相关性＂这一问题。实际上,当代中国的行政改革对中国行政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行政改革开展了30余年的今天,对中国行政改革方向和具体措施影响力最大的行政文化是集权型和分权型行政文化,这两种行政文化在行政改革进程中相互博弈——主要发生于中国政界和学界内四类持不同行政文化观的群体之中,这种博弈将促使中国的行政改革和行政文化朝着在＂适度分权＂和＂适度集权＂之间＂摆动＂的方向发展。     

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中的政府仿企业化问题

危机孕育变革,变革呼唤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的行政模式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和批评,当代西方的公共行政理念与治道变迁肇始于此。这一变迁过程至今仍在行进之中,与此相伴的则是波及世界各国的行政改革浪潮。那就是:以企业精神改革政府或称“政府仿企业化”。政府仿企业化是一种崭新的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考,对于解决行政体制中的一些弊端不乏新的思路,当前,我国正处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阶段,重新思考政府仿企业化理论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了。 一、传统行政模式的危机与政府仿企业化理论及其实践。穷则变,危机是变革的先导或前奏,传统…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当性与可行性

虽然行政公益诉讼理论研究方兴未艾,但制度层面的变革却未有实质突破。此中的瓶颈问题在于对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正当性与可行性的论争。一方面已有的公益保护制度可操作性与民众直接参与性明显不足,另一方面,现代行政权的扩张极大增加了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机会,因此,鼓励民众自行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程序对行政扩张进行抗衡势在必行。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不但具备广泛的社会诉求基础,而且具有法律文化上的优势。     

制度变迁视角中我国行政契约的模式选择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概括了制度的功能,阐述了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引入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我国行政契约的模式选择,揭示制度变迁与行政契约彼此之间的转换机制,并确立行政契约模式选择的基本框架。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地方行政制度变迁探析——以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的考察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为削弱地方军阀势力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旨在建立一套有利于集权于中央的地方行政制度,却遭到了地方军阀势力的阻挠。从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对新制度的不同需求是民初地方行政制度型构的主要原因,地方行政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一种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其结果是达到了一种动态的制度均衡。     

从历史制度主义角度看我国地方行政体制改革

历史制度主义是当前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范式,其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丰富而有说服力。本文将简单地介绍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的主要观点,并用历史制度主义的眼光来考量我国正在推进的行政体制改革,希望对于正确认识行政体制改革有所助益。     

论民族地区教育行政制度变迁与创新的模式

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对一般制度变迁与创新方式进行分类,对制度变迁方式组合模式与制度变迁任务及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民族地区教育行政制度变迁与创新的模式进行探讨。     

海峡两岸行政赔偿诉讼之比较

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了两岸有关行政赔偿诉讼法律制度的不同,本文拟从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行政赔偿的范围,及行政赔偿程序等方面作一个粗略的比较,以资相互借鉴,促进两岸法律制度的共同进步。     

行政生态学视野下的大部制改革

任何改革皆有其动因。从行政生态学的视角而言,行政机构改革是满足行政生态环境变迁需要的必然要求。大部制机构改革亦不例外,其目的是寻求行政生态——职能——机构间的动态平衡。大部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与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配套进行。     

论加强我国的行政文化建设

本文从分析行政文化的概念入手 ,旨在说明改变我国行政文化的现状对于解决当前我国行政管理当中所面临诸多问题的重要性 ,以及建立一种积极的行政文化对我们自身发展的意义 ;表明一种积极的行政文化所应该包含的价值准则 ,并指出在我国现行行政文化的基础上 ,全方位的宣传教育与相关制度的配套建设相结合乃是建立一种新的 ,以民主、效率、法治、服务、社会平等与公正以及竞争等为核心价值观念的行政文化的必经之途     

行政取证行为补偿制度之研究——兼论我国行政补偿制度之缺陷与完善

本文从现实发生的案例入手,分析论证了行政取证行为的强制性合法性非独立性处分性与后续行为的相关性补偿性等特点,并以此为突破口,从管理法与控权法的比较分析及行政责任制度的角度入手,深入探讨了我国行政补偿制度存在缺陷的传统文化因素与现实观念因素,进而提出包括行政取证在内的行政补偿制度完善的总目标。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行政文化障碍消除对策研究

行政改革有一定的文化需求和依赖,而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在行政主体、行政客体和行政制度等方面存在不少行政文化方面的障碍。基于此,本文分别从三个方面提出了消除行政文化障碍的对策,即重塑行政主体,以构建优良的行政主体文化;以人为本,建立健康的行政客体文化;制度创新,建立先进的行政制度文化。     

试论行政审批制度创新的成本与方式选择

制度创新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功的关键 ,而创新成本的高低又直接影响制度创新的效果和质量。从制度变迁的方式来看 ,创新成本可以分为诱致性制度创新成本和强制性制度创新成本 ,我国行政审批制度创新的方式为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创新。本文分析了强制性制度创新成本的优劣 ,并根据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 ,提出了我国行政审批制度创新的方式应为强制性制度创新与诱致性制度创新的结合。     

行政公物与我国行政公物制度构建

行政公物是行政主体为了实现行政目的与执行公务之便利,所管理或者使用的财产。对行政公物概念及其范围的理解,我国和域外有所不同。构建我国行政公物制度有宪法、法律和其他规范性依据。目前,我国行政公物制度存在定位失误、监督不力、改革滞后等问题。加强预算监督与审计监督,健全行政系统内部监督机制,建立纳税人诉讼等公益诉讼制度等等,是推进行政公物制度改革的重要途径。     

新时期行政道德建设初探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已于2004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作为中国的第一部行政许可法,也是世界上以单行法形式颁布的第一部行政许可法。其颁布和实施,不仅将有力地推进我国行政许可制度本身的规范化、统一化和理性化,更为重要的是该法确立的一系列规则、原则和制度,将有助于各级政府和广大公务员更新观念,树立正确的管理理念,增强制度变革和创新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实现政府管理的根本转型。     

社会转型期的行政法律文化创新研究

行政法律文化的创新要逐步建立和完善现代行政法律制度,确立现代行政法律意识,从行政管理法律文化向控权型或平衡型行政法律文化转变,走行政法律现代化的普识之路。从行政法律文化的发展趋势上看,中国的行政法律文化不仅应该向行政法治文化发展,也体现在其应进一步向宪政文化方向发展。     

合法行政行为的撤回

杨登峰在《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4期撰文认为,行政行为的撤回（废止）与行政行为的撤销、吊销、终止等之间有本质区别,但常被人们混同。行政行为的撤回既非处罚也非纠错,更非行政行为效力的自然消亡,因此应遵循独自的原则和制度。在授益行政行为、负担行政行为中,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的地位不尽相同,有时甚至相互冲突,因而在设计撤回制度时,须对这两种行政行为采取不同的原则,设定不同的要件并确立各自的权力或权利行使和救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