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语境下的公民监督——以警察执法监督为视角

公民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应用,越来越多的公民通过网络参政议政,新媒体的发展为公民监督提供了一个新的渠道。但由于我国公民的公民意识不强、监督的渠道虚设、监督的力量分散重叠不能形成合力、单个公民监督在网络环境中不能形成叠加效应等原因,公民监督在新媒体的环境下并不能发挥预期的效果。因此要重新认识公民、公民权,培育公民意识;要改革完善信访制度,明确信访职能、明确信访的受案范围,统一信访机构;完善行政责任追究的法律制度。     

公民问责：价值、问题及对策

公民问责,是以个人权利制衡国家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核心价值在于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并预防政府官员失责行为的发生,其法理依据在于＂权为民所授＂。在我国现代社会中,公民问责存在许多实际问题,践行公民问责的有效途径：增强公众问责意识,塑造行政问责文化;建立信息平台机制,畅通问责渠道;完善公民问责法律制度,保障公民问责主体权利。     

关于人大公民旁听制度的思考

人大公民旁听制度是各级人大在工作程序上实现的一次创新和突破,是对人大行使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力实行的在场监督。公民通过旁听这一“直接民主”的形式,参与到立法机关立法工作实施的“现场”,这无疑是增强人大工作民主性和科学性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人大公民旁听制度在实施中存在问题,今后在实践中要不断改进和完善这一制度,提高公民参与旁听的积极性。     

试论公民对司法活动之监督

司法公正是任何国家司法制度所追求的目标.近几年来,在我国要求司法公正的呼声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回应.作为保障司法公正的举措之一,法院系统着力对法律已规定的审判公开原则予以落实,以强化公民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作用.公民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是以外力医治司法腐败、促进司法权公正行使的重要途径.但是,公民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否则,这种监督可能成为公民对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的不当干涉.在本文中,笔者拟对公民监督司法活动的前提、方式等问题展开探讨,以期对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有所裨益.     

论行政管理中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

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深刻变化使公民参与行政越来越被社会和理论界关注,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具体国情也决定了公民参与的必要性。我国在公民参与行政的探索和实践中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实现了政府职能和公民角色的重大转变。但现实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为此要从完善现有制度、强化法律约束、营造参与环境等方面继续完善我国的公民行政参与,使之向制度化、法制化方向继续发展。     

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社会监督行政权力的新思考

从公民社会角度出发，审视现阶段行政监督的现状，还存在着监督主体转型缓慢、被监督者制约发展、监督参与渠道尚不完善等障碍性的因素。因此，应以公民社会建设为突破口，从公民、政府和渠道三个角度系统地思考新的建设道路，以完善行政监督模式架构。     

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进一步完善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国人民主人地位的实现有赖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进一步完善。建立完备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机制,对于以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为内在要求的“和谐社会”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回顾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发展历程,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制约和影响公民基本权利保障进一步完善的因素进行了细致地分析,明确了进一步完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方向。     

论行政公益诉讼中公民的原告资格

行政公益诉讼问题在理论界一直聚讼颇多,然而对行政公益诉讼中公民的原告资格问题却鲜有论及。基于公民基本权利理论发展、制约监督行政权、实现行政诉讼目的、维护公共利益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理应通过立法赋予公民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并建立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     

公民监督权弱化的原因与对策

公民监督是宪法赋予的一项基本权利，却常常被忽略。思想认识偏差、公民监督地位低下、配套监督机制不完善是导致公民监督权弱化的主要原因。预防职务犯罪，不可失去广大民众这支主力军。针对原因，制定对策，切实发挥公民监督作用，应当作为今后预防职务犯罪的主要举措。     

在危机管理中政府和公民社会良好合作关系的构建

建立政府和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关系对于有效应对危机具有深远的意义,但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合作仍面临着诸多问题。提高我国的危机管理能力,应着眼于建立政府和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关系,既要培养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合作意识,又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建立有效的责任追究制度。     

治理模式下和谐社会的构建

公民社会是实现治理和善治的基础,治理作为一种社会的管理模式,又将进一步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成熟。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程度已具备了实行治理的基础,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和谐不完善之处。治理与善治理论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一种适宜的理论基础。用治理模式构建和谐社会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在管理与监督的基础上进一步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建立和健全社会利益的沟通渠道和协调机制,实现社会管理的多元参与;实现科学有序的社会流动,建构更有弹性的社会结构层次。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问题浅析

在分析公共政策中公民参与内涵的前提下,从公民自身和政府两个层面探讨了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从创新参与观念、完善制度建设、利用网络资源三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对策思路。     

扩大公民参与 构建和谐社会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公民参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且我国已具备扩大公民参与的各种有利条件和外部环境。我国当前公民参与存在诸多问题,可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信息公开立法,构建公民主体文化,培养公民主体意识,健全监督机制等措施来解决,建立和健全公民参与机制,扩大公民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封建传统等级思想对我国现行监督体制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民主化建设逐步迈向新的高度,公民参政议政水平不断提高。但我国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走来,封建意识尤其是封建传统等级思想仍在部分公民脑海中根深蒂固。封建传统等级思想塑造了中国民众相对隐忍的性格,使公民在现实生活中对上层所犯过错持保留态度。这不利于公民政治素养的提升,也不利于我国监督体制中"民众监督"的实行。从封建传统等级思想入手,探讨其对我国现行监督体制的影响,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逐步完善我国监督体制有着重要意义。     

浅析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困境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公民参与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但是目前我国的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还面临着公民自身参与意识不强、政府对公民参与的态度不积极、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组织化程度不高、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制度不完善等困境。因此,要提高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效能,必须加强公民教育;提高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能力;提高政府认识,实现政府信息的公开与透明;支持公民组织的发展,培育公民社会;加强制度化建设,完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制度体系。     

试论我国公民出入境管理的法制化

我国目前的公民出入境管理法本身存在瑕疵，难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导致我国公民出入境管理工作陷入顾此失彼的尴尬局面。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对我国现行的公民出入境管理制度进行改革，构建既符合国际惯例又适合中国国情的出入境管理法律体系。制定出入境管理法；建立统一的法律监督体系，以适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要求。     

新时期我国网络公民参与的发展探析

网络时代的来临让互联网逐渐成为公民参与的重要渠道,当前我国网络公民参与发展迅速,完善网络条件下的公民参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公民参与在网络条件下继续发展的同时,仍存在群体极化、数字鸿沟、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一些问题。为此,需要加强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完善和思考,为公民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这也是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转型中的公民宪法意识及其变迁——纪念现行宪法颁布25周年

公民宪法意识是宪法运行和宪法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公民宪法意识的调查有助于客观地分析和评价社会转型过程中宪法实施特点以及面临的问题.在今后的法治建设和宪法完善中,我们需要理性地评价我国公民宪法意识的现状,关注社会转型过程中呈现出的公民宪法意识的变化及其特点,将法治建设、宪法完善与公民宪法意识的提高、宪法制度的创新结合起来.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有序参与研究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有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促进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率,确保政策制定的正确性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既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针对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存在的系列问题,本文在讨论我国新形势下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挑战与机遇的基础上,分析了公民有序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对策。     

公共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究——以公民社会为视角

执行是公共政策的关键性环节,公民社会的参与对公共政策的执行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当前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中存在没有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执行主体狭窄和单一化、没有受到人民群众及社会团体的有效监督、信息收集不全面和不准确以及执行过程中公民社会参与缺乏组织性和制度性等问题。解决公共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需要转变政府观念,由"官本位"转向"人本位"、强化人民群众在公共政策执行中的主人翁地位、拓宽公共政策执行的主体,使公共政策执行的主体多元化、完善公共政策执行的内外监督机制、调动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公共政策执行的信息收集工作中的积极性以及加强公共政策执行中社会参与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