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腐败犯罪立法、司法解释之回顾与展望

腐败犯罪是世界性的社会问题,也是困扰当代中国社会的难题。加强腐败犯罪的预防和控制、积极开展反腐败斗争,是推进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如何有效化解民众关切、诉求强烈的腐败犯罪难题,是立法、司法机关面临的一项紧迫而突出的重要任务。面对民众的呼声,晚近(2006-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及两高抓紧出台了一系列的立法、司法解释,旨在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以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它对细化腐败犯罪法律规定,保证现行腐败刑事法律制度得到严格执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国际反腐败机制中国化的机遇与挑战——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迄今为止关于治理腐败犯罪的最为完整、全面而有具有广泛性、创新性的国际法律文书,它对我国关于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刑事司法的独立性和专门性以及对腐败犯罪的良好治理都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实现刑事法治的重要内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反腐败机制、手段、刑事政策以及立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健全和完善防腐反贪的法律体系

以法治腐是国内外反腐败斗争的一条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重视法制建设和反腐败立法,我国反腐败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初步建立了一套惩治腐败犯罪的法律体系。党中央提出了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反腐败新思路,反腐败实行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已经成为我们党反腐败的一条重要方针。《实施纲要》和《规划》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惩防结合的反腐败战略,更注重制度建设,强调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法律体系。西方各国的反贪腐犯罪立法,注重事前预防和综合治理两个方面。在我国反贪腐立法过程中,借鉴域外反腐败立法的成功经验,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法律体系。     

论反腐体系科学化视野下的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治理对策

日益成熟的中国市场经济孕育出了举足轻重的中国民营经济体,然而在这一欣欣向荣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高发风险。在反腐体系科学化大背景下,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呈现规模"稳定增长"、腐败犯罪形态多元等特点,这种独特现象不仅与民众仅仅重视反公职人员腐败的褊狭观念相关,也与"重公轻私"的刑事制度设计相关。因此,进行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防治,必须矫正民众的认识误区,基于制度诱因,用好刑事法治抓手,从观念、立法、司法等方面多管齐下,最终促进我国反腐败实践的协调推进。     

论腐败犯罪的人事制度防控机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腐败现象在某些领域有滋生蔓延之势,反腐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遏制并有效控制腐败犯罪,需要一个包括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方面政策的制定、制度完善与设计的过程,更需要一个完整详致的防控腐败犯罪社会系统工程。以人事制度为视角,来探讨控制腐败的逻辑起点,并通过人事制度的完善加强对腐败犯罪防控机制的建设,建立防控腐败犯罪的社会系统工程,或许对我国腐败犯罪的防控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我国预防腐败法律制度难点及对策分析

我国已经采取预防性的反腐败措施遏制腐败,并取得了一定成就.然而,预防腐败犯罪仍然难点重重,适应我国现有腐败犯罪的形式、腐败犯罪特点,我国反腐败和预防腐败犯罪制度也要同步发展.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刑事诉讼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为我国打击腐败犯罪、解决贪官外逃问题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法律武器。公约在刑事程序方面作出了许多特别规定 ,主要包括 :增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 ;强化对被追诉者的程序控制和实体处罚 ;提升反腐败机构的侦控能力 ;加大对被害人的保护力度 ;拓宽证据收集渠道 ,降低证据运用的法律要求 ;加强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我国刑事诉讼同公约有不少契合之处 ,但也存在很大差距 ,主要表现在 :承担反腐败职能的机构不独立 ,难以抵制各种压力的干预 ;举报制度存在问题 ,获取腐败犯罪信息的能力不足 ;侦查方式单一、落后 ,无法满足打击腐败犯罪的需要 ;证据制度不健全 ,不利于收集打击腐败犯罪的充分信息 ;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不力 ,影响反腐败工作的法律与社会效果 ;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给利用公约追回外逃资金造成困难。为强化刑事诉讼对腐败犯罪的追诉能力 ,有必要对我国相关立法进行改革与完善     

国际合作原则与我国反腐败立法完善

国际合作原则作为一个体现包容性的原则,具有广泛的实践意义,其在反腐败问题上意义尤为显著。随着法律全球化的发展,反腐败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其成果主要体现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该公约作为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基础,对我国腐败犯罪刑事立法的修改完善具有指导性作用。为适应新时代反腐败的新形势,加强国际合作,需对我国刑法中腐败犯罪的立法进行深入思考,并对完善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提出对策意见。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

反腐败法律体系上的不足已经引起了我国政府和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将腐败行为定为国际犯罪的同时,还确立了反腐败的科学理念和策略,形成了全球打击腐败犯罪的法律准则。《公约》所确立的反腐败机制是各国反腐败经验的总结,也是人类法律文明成果的体现。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考虑我国法律与《公约》的接轨问题,笔者从实体和程序等方面对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的完善

中国已成为腐败犯罪所得的重大流出国,大量腐败犯罪所得流出国外,直接威胁着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经济安全。2003年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以下腐败犯罪所得简称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提出了比较完善的针对性的措施,跟《公约》相比,我国在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应从立法、行政等方面加以完善。     

挪用公款不退还的司法适用

现行刑法规定挪用公款后因客观原因不退还的不再以贪污罪论处 ,而将其作为挪用公款罪的一个加重处罚的情节。行为人主观上不想退还且实际上未还的 ,无论客观上能否归还都应以贪污罪定罪处罚。司法实践中对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应当正确认定和处理。     

试论贪污罪犯罪对象的立法完善

司法实践中的一则案例,定贪污罪还是诈骗罪,存在严重分歧。贪污罪与诈骗罪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对象是否是公共财物。而理论和实践中对公共财物的界定模糊,导致实践中认定贪污罪存在争议。现行刑法规定,普通贪污罪的对象是公共财物,特殊贪污罪的对象包括国有财物、应交公的礼物、保险金和单位财物。这一规定已落后于司法现实,亟待调整。立法应将普通贪污罪的对象扩大到公私财物。     

贪污罪定义辨析

目前刑法学界对贪污罪的定义均未全面而恰当地概括我国刑法规定的贪污罪情况 ,有必要对贪污罪的定义重新予以认识。狭义贪污罪定义应当是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数额较大的公共财物的行为。广义贪污罪就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及其他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占有所在单位的公共财物或其他财物或者依法应当交公的礼物 ,数额较大的行为。     

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宪法保障

腐败是全球性问题。尽管国际社会不断从国际层面上加大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力度,越来越多的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关注腐败问题;但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效果还取决于各个主权国家的国内相关制度和有关法律。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国家打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相关制度需要宪法的支持,宪法的内容对打击和预防腐败犯罪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企业家犯罪的文化进路———历史性抑商情结的现实展开简

受贿罪在国有企业家中位居首位，依次是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而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非法集资罪的全部是民营企业家，滋生出来的“官本位”是最重要的价值取向。这种现状与传统的抑商情结有密切的联系，具有历史的巧合与现实的必然。抑商是为统治秩序和权力服务的，抑商情结可以解释当前中国社会价值紊乱的历史原因，国企民企的多种犯罪的实质是与制度性缺陷有密切的联系。     

商业寻租现象及其治理

商业贿赂的本质是寻租,商业寻租现象的社会根源在于公共权力的异化和行业垄断。这种现象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滋生腐败和犯罪,也败坏了社会风气和道德,甚至国家形象和投资环境。因此,当前必须加强市场制度建设、运用法律武器和借助道德力量进行治理,以期消减商业寻租现象对经济社会的危害。     

非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构成贪污罪主体的共犯--以特殊身份资格为视角

贪污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秘密窃取公共财物的犯罪意图和行为的反映和评价,正确地对贪污罪进行定罪量刑,建构特殊身份在犯罪主体中的时代价值,有助于我们对共犯理论的更进一层次的理解.     

从犯罪心理学视角分析腐败行为发生的根源

近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日益增多,严重威胁到了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反腐败已成为当前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导致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原因、制度原因、封建社会残留思想的影响等等,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由"人性恶"所引发的腐败心理是产生腐败的内在根源。     

犯罪位与对策位——从对称现象的存在说起

犯罪现象也是一种生态现象,任何生态都有其新陈代谢,犯罪生态现象也是社会新陈代谢的一种。从社会存在的源头高度上来考察,还应当辩证地看待犯罪问题。如果我们把犯罪看成是社会的一种代谢物,那么就要尽可能采取相应的对策,使其尽可能少地出现。对各种刑事犯罪的治理要如此,对腐败犯罪的治理更要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