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对待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在保护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权益方面具有突出的价值,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以“相对合理主义”的立场分析实现未成年犯罪人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分析了建立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的合理性。我国刑诉法对这两项制度规定有所不足,应加以完善。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若干问题思考——以新刑诉法的实施为契机

作为维护未成年人个人隐私的保障措施,封存犯罪记录有助弱化其犯罪标签心理,消除制度障碍,推动其重新回归社会。为弥补立法不足、克服制度弊端、保障制度实施,应不断完善封存犯罪记录的职责、权限和程序,探索构建＂以封存为原则、以提供查询为例外＂的制度模式,并将犯罪记录的封存和查询制度纳入法律监督,逐渐构建系统的犯罪记录制度体系。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探讨

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试点探索,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应当明确的是该制度不同于国外未成年犯罪人前科消灭制度,有其自身的特征。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在法律中的确立,有利于贯彻和坚持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有助于消除＂标定理论＂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影响,保持与国际条约的精神相协调,顺应了世界刑事立法潮流。但我国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在适用主体、适用程序等方面还需要明确理解与具体适用,而且制度在适用对象、法律效力等方面只是最低限度地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利益,将来还存在很大的发展改进空间。我们期待随着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社会法治观念的增强,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会向前科消灭制度的全面建立稳步发展。     

浅议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近年来,一些地方法院,比如河北石家庄、乐陵法院等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了试点,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部分经验。在2012年最终将该制度写入了刑诉法,虽然,不可否认,该制度确实在实践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不能忽略围绕该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封存时间、封存范围、封存程序,该制度与其他机构如何协调,如何解决与其他制度的矛盾,等等,这些还需要不断的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相关制度探索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完善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同时，也应当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犯罪消灭制度”，从而实现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旨在通过封存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来保障这一群体的合法权益,是对这一群体的特殊保护。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的一大进步。但是,由于立法与实践经验相对不足,这一制度还只是初步地建构起了一个框架,还存在着实体与程序上的许多问题,面临着可操作性的质疑。有必要在实体上和程序上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完善。     

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我见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我国的确立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其规定过于原则,使得该制度存在适用范围比较狭窄、适用主体模糊、适用程序不明、缺乏相应配套机制等问题。有必要适度扩大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明确其适用主体,细化适用程序,且完善相应配套机制,逐步完善这一制度,并最终使其走向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制度完善

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涵盖于一系列制度设计中，包括轻微罪行的非犯罪化处理、非刑罚化和量刑从宽、扩大适用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犯罪记录封存和免除前科报告义务、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的刑罚替代等。由于相关立法规定概括、松散而缺乏完整性、体系性，实践中在具体制度运行中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应当坚持儿童福利、国家亲权和恢复性司法理念；明确基于情节的罪错行为评价标准，完善未成年人轻微罪行的非犯罪化转处机制；完善未成年人减刑、假释制度，并设置专门的未成年人减刑、假释程序；将免除前科报告纳入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并明确犯罪记录封存具有免除报告、禁止查询和消灭前科的三重法律效果；参照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之立法模式，构建司法化的收容教养程序。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隐私权基本问题分析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隐私权属于隐私权的一种,是特殊未成年人的一项特殊人格权。理论上对该项权利的立法目的、特殊性质、相关责任主体以及救济制度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存在不足或空白,影响了实践中对该项权利的理解和保护,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保护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隐私是这项权利的立法目的,也是正确认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关键。该项权利在主体、核心内容等方面与其它隐私权存在差异,权利的责任主体不仅包括司法部门,还包括学校、企业等相关社会成员单位。此外,权利主体请求侵权人履行民事责任以及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也有助于保护该项权利。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立法中存在的部分冲突,应当理性去看待分析,通过实证的调查研究去判断是否解决这种冲突以及如何解决这种冲突。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研究

封存犯罪记录是未成年人再社会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消除因犯罪记录产生的“标签效应”，对未成年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调查发现，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制度运行中仍然存在监督与救济程序缺失、查询程序不规范、封存效力不明确以及相关部门之间的衔接与配合脱节等问题。此外，该制度在运行中与少年司法其他制度之间存在着冲突，而且单一的封存模式以及适用条件，不利于实现双向保护的目的。对此，应当通过采取“原则＋例外”的立法模式、设置合理的考验期、完善监督与救济、明确封存效力以及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衔接与配合等方式，对制度进行完善。此外，应当以整体性视角看待该制度，缓解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其他少年司法制度之间的冲突，使制度内部相互协调。     

论刑事案件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

犯罪行为致被害人精神损害的 ,受害人不能提起赔偿诉讼请求 ,在《刑法》36条、《刑事诉讼法》7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2 0 0 2 ]17号《批复》中均做出了规定。本文通过对上述刑事法律、解释、批复的比较 ,认为上述刑事立法、解释、批复违反《宪法》规定 ,不利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应当予以修正 ,并建立适当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机制 ,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检察机关案件集中管理的价值基础及实现

检察机关案件集中管理是在新时期司法体制和工作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产生的，其产生契合了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是确保刑事诉讼法顺利实施的有效保障机制之一。检察机关应以刑事诉讼法实施为契机，构建科学的管理模式，完善相关措施，确保案件集中管理工作效能的充分发挥。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人权保障功 能简

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加强了对检察机关的监督与制约，对保障刑诉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得到正确执行有重要意义。更好的发挥人民监督员制度尊重和保障人权功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选任优秀的人民监督员队伍；尝试扩大人民监督范围；创新人民监督员监督形式。     

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缺失及完善

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下,虽然明确将被害人定位为当事人并赋予其一系列诉讼权利,但仍存在众多权利保障的缺失需要立法加以完善.我们必须架构一种既符合我国本土国情又具备先进理论支持的制度,具体来说应当完善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制度,完善其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陈述意见权,赋予其独立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和独立上诉权,获得国家补偿的权利,获得社会保障体系保护的权利,给予刑事犯罪被害人有力的法律救济,以彰显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行政许可制度的刑事保障问题探讨

刑法对违反行政许可制度行为的规制,首先要求行政法与刑事法均具有明确规定。关于两种法律规定如何衔接,不仅要从字面文义的角度进行理解,更应从行政与刑事立法的根本目的考虑,才能准确界定被许可人违反许可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基于行政法所具有的服务功能,行政许可虽然形式上体现为公权力对私权利的控制,但实际上是为保障权利更好的行使,因此应淡化许可的禁止色彩,不能简单参照行政许可的立法设定范围来确定刑事入罪的范畴。     

“吸毒驾驶”入刑及其关键问题探讨--以醉酒驾驶作风险比较和刑事侦查作操作考量为视角

由“吸毒驾驶”引发的恶性交通事故频发，呈日益增长且难以遏制的态势。针对“吸毒驾驶”日趋严重问题，公安机关在推动“毒驾入刑”和查处“吸毒驾驶”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国务院在关于《禁毒法实施和禁毒工作情况的报告》中也曾建议《刑法》增设“毒驾罪”。2011年我国出台《刑法修正案（八）》，把醉酒驾驶规定为犯罪，与“醉驾”相比，“吸毒驾驶”对道路交通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危害更大。本文以同醉酒驾驶作风险比较和从刑事侦查作操作考量为视角，对“吸毒驾驶”入刑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几个关键性问题进行论述。     

证据开示制度：庭审实质化的必然路径

庭审对抗模式无疑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的一个突出亮点,然而庭审真正实质化的有效途径必须通过证据开示制度来保障实现。证据开示制度在促进真实发现、保障被追诉者辩护权、实现程序公正以及提高诉讼效率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价值。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时,须从证据开示的原则、时间、主体、范围以及对违背开示义务方的制裁等方面加以规制来构建我国刑事诉讼中理性的证据开示制度,以期实现庭审实质化改造的初衷。     

论沉默权制度在我国的实现

随着依法治国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念的不断深入,根据客观形势要求,刑事诉讼法应当进一步实现民主化和公正地确保被追诉者的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民主化、科学化已是世界性潮流,保障被追诉者的诉讼权利是其中的内容之一。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是否应当确立沉默权的问题已引起法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就沉默权的概念、起源、发展、理论基础以及我国确立该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作了阐述,提出了设立沉默权原则的立法模式以及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构想。     

论新《刑事诉讼法》中的看守所

2012年3月14日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人们关注的看守所问题予以回应,条文中十次出现"看守所"。从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来看,看守所应当视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其所展示的看守所的诉讼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未决羁押的执行职能,二是部分刑罚的执行职能。现行看守所事实上隶属于同级公安机关,应当重置看守所管理体制,保证看守所中立。     

羁押必要性司法审查机制探究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设立了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继续审查的制度,凸显了刑事诉讼保障人权措施的中国特色。羁押必要性的继续审查既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同时又明确了刑事诉讼各阶段办案机关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职责。